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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鸟立祭坛纹的解读

 自语堂 2015-07-16

 


 

良渚文化:鸟立祭坛纹的解读

 

鸟立祭坛纹的解读(1)【設密】

在中国古籍中不乏关于鸟的神话,特别是三足鸟和太阳的神话。

《山海经……

 

鸟立祭坛纹的解读(2)  

2014-10-29 07:30:38|  分类: 良渚文字考 


在有关太阳神话的原始物象中,良渚玉器出土的玉锥形器应该引起必要的关注。所谓玉锥形器,就是一种头部尖如锥子,体细长,尾部带着短小的圆榫,横截面或圆或方的良渚玉器(如45所示)。它众多的出土数量和在墓中安放的位置,是我们赖以解读原始太阳神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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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介绍,玉锥形器“是良渚遗址出土中最常见的器种,且其分布常常超出良渚文化圈,影响甚广。在一个良渚墓出往往出土很多”“出土时大部分错落布列在墓主头端,尖端向上。”[1]蒋卫东先生又指出“锥形器呈集束状出土于墓主头部是良渚文化规格很高的墓葬里特有的现象。”[2]

对于这种细长尖端的锥形器,众多学者作了各自的解读,有玉针、玉簪、玉砭石、玉医具、玉坠饰、玉研钻工具、玉羽冠的羽毛之说等等,而日本的林巳奈夫先生认为:“锥形器是尖头向上,下端套装着柄的一种器物,这是插在头上使用的簪子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是日、月神散发的'气’,象征着其光芒。同时,它也代表着日月的神鸟的羽毛,其下部雕刻的神面也就是头上发光散'气’的神像了。佩带着锥形器的人是具有日、月神的光和'气’的人。当他(她)将锥形器佩带在头上时,他(她)也就是一副貌似日月的姿态了。既然是这种性质的器物,未必非要戴在头上,即便是佩带在身体其他部分也应该是可以发挥神灵效力的”。[3]

我们认为林巳奈夫先生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玉锥形器就是太阳神的光芒,是中国远古时期太阳神话的最好物证。

作为一种自然体,太阳是和人类文明人类社会关联最密切不过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每一步,都是对太阳了解的深化和解释的深化。叶舒宪先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史的发生与太阳的启示简直是分不开的。或者换一种更确切的说法,是定居生活的人类为了生产的需要所进行的太阳观测,终于将人类本身从与兽类相周旋的史前蒙昧状态中提升了出来,迈进一种崭新的有秩序、有节奏的社会生活的门槛。”[4]而这种崭新的有秩序、有节奏的社会生活就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广泛存在的太阳神崇拜和部落酋长制。古人对太阳的崇拜和敬畏必然表现在其社会生活产生相对应的崇拜物,把观察到的太阳的金色光芒物化成细长而尖的锥形器,是我国良渚先民的非凡创造。玉在原始时代是十分稀少和珍贵的战略物资,玉的使用一定是对部落十分重要的事件和场合中才能出现。而对太阳的崇拜和太阳神信仰,应该是良渚时期先民们最为重要最为神圣的事件了。把这些象征太阳光芒的玉锥形器集束状安放于墓主头部,不仅象征着太阳神对墓主的护佑,甚至可能解释为部落的首领或酋长本身已经太阳神化,是太阳神在部落的替身,因而他可以享受被太阳光芒围绕的权利。

也许有人认为,把玉锥形器理解为太阳的光芒和太阳神有点牵强附会,其实不然,戴维·利明和埃德温·贝尔德在《神话学》中描述了古埃及人对太阳神形态的解读:“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克卜利,即圣甲虫。········埃及人相信克卜利能象甲虫一样这种低级昆虫一样使巨大的太阳球滖过天际。”[5]由此可见,圣甲虫都可以理解为太阳神,那么把和太阳的光芒极其相似的玉锥形器理解为太阳神的光芒,恐怕才真正符合古人的意象。在高等级的良渚墓葬中都发现了不少放置在头顶周围的玉锥形器,这就形成了这样的下葬图象,酋长或者部落首领的头颅和周围的玉锥形器,一个球体和四周的细长的尖状物,不正是太阳和它放射的光芒吗?!下葬时出现这样的图象,必然会使所有参加葬礼的良渚先民产生一种崇敬或者恐惧的心理,这种物化的图象,在一种神秘诡异和肃穆庄重的氛围中显现,必然使古人的心理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意象,这就是太阳神的威力和重生。这种下葬的安排,是太阳神神话在良渚时期已经形成的一种礼仪制度的最好说明,太阳神神话已经在良渚时期广泛传播,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丧葬礼仪,“对于远古社会中的人来说,(神话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可以通过仪式的力量重复发生。因此,最重要的是知道那个神话。[6]这个神话就是太阳神神话,这个礼仪就是良渚高等级大墓的葬具即玉锥形器的安置位置。

但是,蒋卫东先生认为:“良渚文化中低等级墓葬中锥形器的出土位置与出土集束锥形器的墓葬不同,主要见于墓主腰腹两侧,一些没有集束锥形器的大型墓葬,也大多遵循类似的锥形器出土规律,可见集束出土于墓主头端的锥形器,是良渚文化少数高等级大型墓葬中特有的现象,它在良渚文化墓葬中所占的比重极小,因而不具有普遍的意义。”[7]其实,这恰恰说明了高等级大墓在太阳神神话中的特殊地位。太阳神崇拜当然是全部落的信仰,但是在部落中担当太阳神或者说太阳神替身的不可能是部落的普通民众,只能是个别的酋长或首领,因此,也只能是“少数高等级大型墓葬中特有的现象”。然而,既然太阳神神话已经是部落的广泛共识,那么在低等级的墓葬中也出现有玉锥形器就不奇怪了,不过它们不能安排在头部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正如林巳奈夫先生认为的那样,“既然是这种性质的器物,未必非要戴在头上,即便是佩带在身体其他部分也应该是可以发挥神灵效力的”。而这种锥状器以后演变发簪插在贵人或富人的头上,恐怕正是这种太阳神神话的隐喻,是太阳神光芒这种物化形式的残存。


[1]《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第81页;

[2]蒋卫东:《神圣与精致》,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第236页;

[3]林巳奈夫(徐朝龙译):《良渚文化的锥形玉器》,《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转引自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1月第一版第426、第427页;

[4]叶舒宪《神话哲学》陇西人民出版社20055月第一版,第217页,第218页;

[5]戴维·利明,埃德温·贝尔德:《神话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6月第1版,第4页;

[6]艾得亚德:《神话与现实》,1963年英文版,第42页,第13页。转引自叶舒宪《神话哲学》陇西人民出版社20055月第一版,第271页;

[7]蒋卫东:《神圣与精致》,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第237页,238页;

 

鸟立祭坛纹的解读(3)  

2014-10-30 06:28:54

前文已经指出了鸟在太阳神神话中扮演的角色,但是,有必要特别注意的是,鸟在江南地区的神话传说中,还有着更为深邃的内涵,特别是良渚文化的玉鸟形器,它的物语环境还能深化更多的意象。

鸟的形象和鸟的图案是良渚文化出现最多的符号之一,在良渚时期的陶器还是玉器上,都出现了鸟形器和鸟的图案。大量鸟形器和鸟的图案的出现,还反映了良渚先民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呢?

良渚时期许多鸟形器是写实的。6就是一件写实的良渚文化鸟形陶器,它把嗷嗷待哺的雏鸟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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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实的鸟形陶器当然是自然界鸟类在原始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后的艺术加工,这种创造已经有别于实际存在的鸟类,是一种精神的升华。这件鸟形陶器不仅是良渚先民对生命的延续和哺育的敬畏,具有生命之源的象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器身上所刻划的符号,把这种敬畏神圣化和神话化了。鸟形陶器的颈下腹上,有着三组几何纹饰,作为主纹饰的是五个叠加的“∧”符号的持续连接,上下各有一组连珠纹,接近腹部则是︿”符号的交叉相接。类似这样的几何纹饰在各个时期的良渚陶器和玉器上经常出现,7就是一件良渚陶罐上的几何纹,也有这种“∧”符号的持续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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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加·金芭塔丝说过“数目惊人的符号和标记群持续使用了数千年,它们一定承载着各种不同的象征信息,也可能是历经岁月而不变的相关的含义。”[1]马丽加·金芭塔丝把这种“∧”符号说成是外阴形印记,把女阴的象征符号“∧”连续相接,意味着生命的生生不息,而上下两组连珠纹,也许就是良渚先民们期望的生命之卵的不断诞生。腹部所绘的交叉的“︿”符号,既可以理解为外阴的扩张,也可以视作交配姿势的象征,人类不必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群婚现象而感到羞愧,这是人类自身进步的必由之路,而这件陶器腹部上︿”符号的交叉相接,可能就是这种人类早期性生活现象的象征。把这些隐喻人类生殖和繁衍的象征符号刻画在一个生命之初的雏鸟形体上,其对生命和生殖的崇拜和敬畏之意就十分明显了。由此可见,鸟应该是江南地区特别是良渚文化的图腾。

在《山海经》中,有关鸟的神话和相应的地望,是和良渚文化的陶器或者玉器相吻合的。我们可以用出土实物来证实《山海经》的某种记载,金泽先生在《神话学》一书的译本序中说过:“神话是人类心理历程上的一种特殊的情结,是这种特殊的心理能量宣泄的'符号’。”[2]神话这种心理情结可以以口头传说这样的“符号”传承,然后是以文字这样的“符号”发展,在这种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变异,《山海经》神话的各类图案,就是后人自己的想象和变异的产物。而石器时代所遗存的出土物,却是神话这种“符号”最原始最可靠的神话“符号”,它使得以文字传承的神话传说找到了切实可靠的元元素。

《山海经》中有这样的记载:

《大荒东经》曰:“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 

《大荒东经》又曰:“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少昊在东海建国为鸟国。 

这些文字明确告诉了后人石器时代我国东海地区有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其首领应该是少昊,作为一个被神化的部落首领,他有着一个人面鸟的形象。这个形象在各种版本的《山海经》中,或许略有不同,但在出土的良渚时期的陶器中,却能发现这种人面鸟身的形象,请看89所示。这虽然是一件良渚文化陶器的残件,却因保留器首和部分器身,以及部分纹饰而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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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人面乌形器究竟是壶、杯还是罐,从残存的部分已经很难分析了,但是,其鸟的尖喙却雕塑得明白无误,和鸟喙相对应的一面是一个清晰的人面,其刻有直弦纹的宽把是良渚时期陶器特有的结构,所有这一切,把这件史前遗物的重要性和其作为人面鸟身的符号特征宣泄得淋漓至尽。

绝对不能忽略鸟肩上的纹饰,这种以波浪纹连续相接构成的旋涡纹,辅之以三层不相连接的小圈,组成了耐人寻味的意境。古人究竟是作为纯粹的美学图案还是另有含意,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但是,这样的符号绝不会是古人纯粹的审美意识的产物,它只能是古人内心沉淀的特殊心理情结的宣泄。

“当原始人环顾四周时,必定注意到他们周围存在着特定的模式。”[3]当江南地区的良渚先民环顾四周时,看到的是翱翔天空的飞鸟,看到的是纵横交叉的河网,看到的是潮起潮落的浪花,看到的是东升西下的太阳,特别是太阳,在水面上升起,又入水面下隐没,“史前人类注意到太阳和月亮都是无能运动的,因此他们很可能推断太阳和月亮是有生命的,并具有某种程度的意识。假若真是如此,原始人很可能确信它们会按照人们的意愿行事。原始人推想,或许能借助模仿说服这些'非人的活物’照人的旨意办事,而且为了达此目的,人们便开始举行以化妆舞蹈为主的宗教仪式。人们设想神秘的月亮可由女子来扮演,而太阳则由男子扮演(旧石器时代的绘画和小雕像证明当时妇女以及对太阳女神的崇拜,在宗教中居于主导地位)。”[4]这样,人面鸟身的形像就在良渚先民的意象中产生了,把这种意象物化成陶塑的雕像,再在雕像上刻划水波纹连成的旋涡,使这种意象的神和周围的环境相吻合,使雕像象征的神也和周围特定的模式相一致,即也处在河网交叉潮起潮落的水乡中,想象着太阳在水上升起,又隐藏在水下,甚至水中也有太阳的替身,这样由图案描述的宇宙天地,把人面鸟身的器物完全神格化了。这种物化的具像,比《山海经》的文字描述更直观更鲜活更能真实反映良渚先民的意象。由于这件人面鸟身的良渚黑陶的身体部分大部已经残缺,因而无从知道它的性别和生殖情形,但是从同为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淞泽文化,就出土了一件堪为稀世之珍的人首陶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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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证明了当时妇女以及对太阳女神的崇拜,在宗教中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江南地区的这种对太阳女神的崇拜构成了这一地区神话传说的基础。这件出土于嘉兴大坟遗址的人首陶瓶,用园润丰满的弧线构成人体轮廓,微微突起的腹部,突出了“孕育”、“丰收”和“繁衍”的主题,这应该是江南地区先民们“丰收女神”和“生殖女神”的元符号。我们不能仅仅从审美的角度来讨好视觉的艺术享受就心满意足了,在前文字阶段的史前文化中,原始先民竭尽全部智慧和技术手段,力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对自然界和自然力的理解神圣化固定化,使这种神圣和逐渐固定的意象转化为具象的符号或图象,即把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神圣化为确证的文化信息,这种信息就是神话化的人首女神雕像。


[1] 马丽加·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叶舒宪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月第一版,P47

[2]金泽 :《神话学·序》戴维·利明,埃德温·贝尔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6月第1版,第1页;

[3]戴维·利明,埃德温·贝尔德:《神话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6月第1版,第92

[4]戴维·利明,埃德温·贝尔德:《神话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6月第1版,第60页;

 

鸟立祭坛纹的解读(4)【設密】

这类人首女神雕像或者人面鸟身雕像,比口头传承的神话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戴维·利明和埃德温·贝尔德在《神话学》一书中说过:“神话的另一种作用偶尔地吸引着学者们,这就是神话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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