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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仓颉造字
“开凿汉字先河，丹心万载，丰功万载；创造文明历史，白水一人，亘古一人。”这是今人山东王胜林先生歌颂仓颉造字的一副对联，被评为优秀作品，刊在《联颂文祖》一书。仓颉造字功昭日月，仓颉伟业辉耀古今。仓颉造字是一本读不完的长篇巨著，仓颉造字也是一个永远值得研究、永远值得探索的课题。
一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的重要标志，是继语言之后人类社会又一个飞跃性的进步。早在四、五十万年之前，人类已经有了简单的语言。但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交流思想的文字，又经过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才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然而，这个时期是漫长的，却又是断代的，其源与流已无清晰的记录。到底文字是谁创造的？其源在何在？这是几千年来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研究不到头的一个课题。人们崇仰文字，崇拜文字的创造者，却探不到源头。由此，产生了不少的故事和神话传说。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发掘者，也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发掘，遍布世界浩若烟海的书籍，也记录了不少创造文字的成果，但至今似乎仍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文字发展源和流的完整轨迹。看来，人们还需要继续研究，继续探索，继续发现，继续追源溯流，寻根问底。 二 我们中华民族所使用的汉文字，是世界上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在世界文字的形成、演变的漫长岁月中，好多古老文字都寿终正寝，都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都进了历史博物馆。唯有汉文字越来越发展、越完美，已成为人类最科学、最优美、最富文化内函、最富于表达、最富于生命力的文字;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又使汉字焕发了青春。目前，随着中华民族的振兴，一个全球范围学习汉文字的高潮正在兴起。关于汉文字，究其源流，也更引起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特别是炎黄子孙的普遍关注。 提到汉文字的创造者，大家都知道是“仓颉造字”，“仓颉是创造汉文字的大圣人”，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最早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各种思想、各种学说，空前活跃，空前发展，形成了诸子百家的盛况。出生在春秋战国后期的大学者荀子，就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所著的《荀子》一书就提出：“古之好书者众也，而仓颉独传者，一也。”随后的《韩非子》、《吕氏春秋》、《世本》等也都反复阐明确认了仓颉造字的历史事实。 这些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大师们，都坚持了“仓颉造字”的观点。应该说，他们的观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依靠历史的事实作为基础的。在他们的时代，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是很多的，而且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神秘，最后把仓颉由人变成了神、变成了圣、变成了“四目灵光”、“生有睿德”，姓名也由侯冈变成了仓颉，又称为“仓帝”，又成为“轩辕黄帝的史官”。人们用种种形式表达了对仓颉造字功德的肯定和无限崇拜之情。 西汉以后的《春秋元命苞》记载：“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及授河图禄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治百有一十载，都于阳武，终葬衙之利乡亭。”此外，《孝经授神契》、《书势》、《说文解字》、《河图玉版》、《路史》、《论衡》、《淮南子》、《纲鉴易知录》、《通鉴外记》、《辞源》、《辞海》等大量古今典籍都有仓颉造字的记载。笔者之所以摘录《春秋元命苞》，其原因是其成书较早，又比较全面的综合了各家之说。在书里已神化了仓颉的形象和提高了仓颉的身份：“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还记载了造字的方法：“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又讲了造字的影响：“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最后，还讲了仓颉的归宿：“治百有一十载，都于阳武，终葬衙之利乡亭。”这就基本综合了诸家之说，概括了仓颉一生，头头是道，确确凿凿，比较令人信服。 据传，仓颉是黄帝同时代人，是黄帝左史，距今近五千年。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人们知道了远在仓颉之前，就已有了文字符号。在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陶器上，刻有很多记号，专家们鉴定为早期之文字符号，可能是“画押或族徽之类”的东西，距今已六千年左右，比仓颉早了一千多年。还有最近发现的几处考古遗址，也有了文字符号，比半坡又早了一两千年。但是，最初的符号，只是个别的，单一的，还不是统一的，还不能成为成熟而有序的语言文字。由最初的单独符号到大家取得共识，公认能够完整表达的成熟文字还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还需要很多超凡的人的聪明智慧去研究，去发展。 由此证明，汉文字不可能凭一个人的能力，在一个时期就完成的。而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过许许多多人不断地创造，不断地探索、提炼、加工、使用、推广，才能逐步完善起来的。这一点，两千多年前的荀子已有这个观点：“好书者众多矣”。近代学者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也讲过：“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这些观点，应该是接近或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
说到这里，是不是就因此可以否定了仓颉的存在和仓颉造字的伟大功绩呢？回答是否定的。这些历史现象并不能否定仓颉的伟大功绩和仓颉存在的事实。否则，我们的古代诸多学者们不会众口一辞，在许多典籍中都记载仓颉造字的史实，都讴歌仓颉造字的伟大功绩。特别是众多的神话和传说，更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仓颉造字的认可和讴歌。需知史前的好多东西都是靠神话和传说流传于后世的。但这些大都应是以事实为基础。假如去掉神话、传说之外衣，所留下的内核仍然是历史的记录和传承。 我们可以推想，仓颉一定是在文字创造发展的关键过程中有过最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比如他可能是大胆创造、广泛收集、精心整理、仔细修改、删繁就简、提高推广等等。由于仓颉的杰出贡献，才使汉文字由零散的、五花八门的、不系统的、不规范的、不连贯的趋向比较统一、规范，又（即）能通行、实用。这样，文字才逐步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交流符号。这就大大地方便了人们的思想交流、历史的延续、文明的进步。这正符合《荀子》：“好书者众多，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的观点。正因为如此，仓颉的伟大功绩也就为世代所敬仰和赞颂，以至视为神明。由此看来，既是仓颉创造了汉字，也是汉字创造了仓颉。这大概就是仓颉之所以被后世视之为圣为神的主要原因。 人们崇信汉文字，崇拜仓颉，到处都把仓颉作为神和圣来祭祀、供奉。全国有四十多个地区，包括河南南乐县、山东寿光县、陕西白水县都有仓颉的遗迹，都在纪念仓颉。 但是，这两千多年汉字发展轨迹是中断的，这给我们研究仓颉造字带来很大困难，也提出了更大的一个课题。每一个汉文字爱好者，似乎都有兴趣在更远更深的层次上探源溯流。我们搞汉文字的研究者，更是责无旁贷，为探索仓颉造字的源头，作出更多更大的努力和贡献。但愿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工作者能从地下找出仓颉造字的依据，就像一百多年前发现甲骨文一样，使汉字发展的断代能链接起来，其轨迹能给人们一个信服的说法，这将会产生石破天惊的震撼效应，将有利于我们更深层次的对仓颉文化和仓颉造字进行全面的，科学的研究。 其实，就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所知，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楷、行、草诸多发展阶段，几乎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些特殊贡献的人物彪柄于史册，名耀于古今。如秦的李斯，三国时的钟繇，东晋王羲之及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頫等，包括近代的于右任先生等，无一不因为在文字的演化发展的某个时期、某个阶段的杰出成果而名留千古，尊师称圣。尽管他们都不是文字的首创者，也无碍于他们的伟大光辉。然而，他们都远远不足与仓颉造字的功绩相提并论。我们可以由此而肯定：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仓颉的伟大奉献和伟大精神。 文字使人类告别了洪荒蒙昧；文字揭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将不知会在黑暗的历史隧道中摸索多少年。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作为炎黄子孙，对仓颉的功绩，怎样评价都不会过份。 仓颉既是中华民族的文祖，也是全人类文明肇始的先哲。白水人民热爱仓颉，全国人民也热爱仓颉，全世界华人都热爱仓颉。仓颉是白水人的祖先，也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让世界了解汉字，让汉字走遍世界。所以全体炎黄子孙，都应该关心仓颉故里，关心白水这块神奇的土地，都应该为推广汉文字，宣传仓颉功绩，弘扬仓颉精神，弘扬仓颉文化而作出自己的贡献。让汉字成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旗帜，成为构建和谐世界（和谐）的纽带。
古人的“结绳记事”在古代壁画中有所反映。（资料图片）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的重要标志。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的猿人时代，人类已有了简单的语言，但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和交流思想的文字，则又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逐渐产生的。 文字是怎么起源的？又是怎样产生的？长期以来都是人们探索和研究的问题。 在古代，人们把文字的起源，看作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并且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周易·系辞》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庄子》中也有 “民结绳而用之”的句子。“结绳记事”古书多有提及，但怎么用，却没有说明，后人也无法搞清楚。古书上还有刻契的记载，刘熙《释名》解释：“契，刻也，刻识其数也。”这可能和“结绳记事”类似，也只是帮助记忆罢了。另外，宋代郑樵还在《通志·六书略》里提到字起于“一”，即“起一成文”说。这种说法是建立在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基础上的。但是，这种说法实属牵强，因为文字的形成，绝非简单的笔画相加所能完成。 迄今为止，我们知道最早的汉字是甲骨文，但是甲骨文并非最原始的文字。那么，最原始的文字是什么？汉字的源头在哪里呢？根据考古资料显示，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了刻画符号和原始图画，汉字可能是起源于这些刻画符号或原始图画。因为汉字最初是由象形而转变来的。如郭沫若认为在六千年前左右，西安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半坡遗址出土的器物上发现有一些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另外，有的陶器上还刻有人面、鱼、鸟、兽等图形。当原始人在器物上刻画一条鱼或一头牛时，为的是记录鱼和牛的数量。因此，当人们知道鱼、牛，以及更多的事物可以用线条移到平面上的时候，也许这时，人们就知道了鱼字、牛字或其他更多的字。既然汉字是由象形而来，那么文字的肇始期即可追溯到这一时期。 中国最早的文字应该是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商周时期的甲骨文，而甲骨文正是从那些原始刻画符号发展而来的。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尽管它是卜辞，但涉及面很广，甲骨文是记录语言的单字，它可以组成句子。每个字又成为社会所制定和公认的书写符号。它已不再像以前图画文字那样如实地去刻画了。由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到商周时期，中间相距千余年，而这一时期应该是汉字的形成期。对图画文字和刻画符号，需要有人去进行整理、归纳，使之规范化、符号化。不知有多少先贤为此付出艰辛的劳动，而见诸史册记载的仓颉就是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的“圣”人。 关于仓颉造字，据《世本·作篇》记载：“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矣。”又有“仓颉作书”“仓颉作文字”语。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一》记载：“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又“仓颉造文字，然后书契始作，则其始也。”仓颉虽然生于史前社会，但后世史书对其的记载很多，并且，对其“造字”、“作书”亦多有认可，进而崇敬之。《荀子·解蔽》谓：“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充分肯定了仓颉在整理、创造和传播汉字方面的重要地位。《韩非子·五蠹》中指出：“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吕氏春秋·君守篇》亦记载有：“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而将仓颉神化，主要是汉代以后。西汉《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东汉王充《论衡·骨相》也提到“仓颉四目”。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黄帝之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练字》中说：“仓颉造之，鬼哭粟飞，黄帝用子，官治民察。”前些年，在山东沂南出土的汉画像中，仓颉就被刻画成了长着四只眼睛的人。 近现代以来，许多人对仓颉造字持怀疑态度，认为仓颉造字是“凭臆之说”，将仓颉造字视为神话。今天，如果我们拂去那些神话的薄雾，用科学的眼光去审视，许多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先说“造字”，造字绝不是制造，不能与制作一件物品相比。它首先是一种思维活动，既不能一次完成，又不能孤立地脱离自然、人类社会和各种事物。我国的汉字具有表意性，它是由象形发展变化而来的，不同于其他音素文字。所以，我们可以将仓颉“造字”理解为荟集、整理、完善和创新。 至于“仓颉四目”、“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则既有神化仓颉的一面，又有赞颂“仓颉作书”的一面。试想，仓颉为中国文字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后世自然会把他看得很伟大很神圣，所以才会出现“仓颉四目”。中国自古是农业国，企盼丰收是每个人的愿望，“仓颉作书”天雨粟正是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喜悦心情；鬼夜哭则是强调人类有了文字，迈向文明，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奇迹！ 另外，“仓颉作书”所“造”的字，也只能是汉字的古文字，其字形、字体均与今天的汉字有很大差异，且字数也很有限。汉字是在不断演变、丰富和完善的，字体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相传，上古时期的蝌蚪文、鸟虫书，至今已难考证了，就是“秦书八体”我们也很难搞清楚。至今，我们所知道的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所能收集到的字数约有4500字左右，其中能辨认的也只有900余字。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已很难见到仓颉作书留下的遗迹。然而，这位先哲为中华文明所作的贡献却永远值得纪念。
陕西白水县是仓颉的故乡，县内的仓颉庙是国内唯一仅存的纪念仓颉的庙宇，2001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庙历史悠久，早在东汉延熹年间就已形成规模。有文字可证的历史已有1800余年，根据民间传说可上溯到黄帝时代。庙内建筑整齐有序，古柏参天，郁郁葱葱；历代石碑竖立前殿，给人以肃穆、优雅之感。而且，这里一直流传着谷雨祭文神的传统习俗。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当我们的祖先用原始工具在树枝上刻下历史性的一笔时，这便是文化最初的足迹，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记录了原始人类的生活起居及从事的社会活动，例如打猎，祭祀，很好地传承了古国文明，可以说文字的产生，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虽然是夸张的描述，但也可见文字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因此，关于文字的起源，历年来各家众说纷纭，据《易?6?1系辞》、《老子?6?1八十》、《庄子?6?1胠箧》、《说文解字?6?1序》,在仓颉造字之前我们的祖先曾用结绳记事。此后，“太昊
,伏羲氏造书契
,以代结绳之政”。然后是“仓颉作书”，即有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图画说，原始意象说等，且各说法具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图画说以其形式上的象形和内容上的丰富含义得到文字学家们的普遍认可，并命名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裘锡圭先生赞同“文字画”），唐兰先生用“文字等于图画加上语言”支持图画说。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说，“文字画”说包含的信息量明显大于其他表现手段。著名的人射鹿图是个强有力的证据。图画给人的直观感受即是弯弓搭射箭去射，这是显性的信息量；隐性的信息量是该图以直观形式作用于人的大脑，通过大脑的加工，联想与想象，得出“射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不论是射人，射马，还是射虎，”，这是结绳，契刻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图画是原始文字的“源”，而忽略了其他的史前文字的存在形态。我认为，图画是作为汉字的主要起源的，结绳，契刻，八卦可认为是次要起源，为研究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不可抹灭的作用。
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古代社会，原始记事主要可以归纳为实物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种方式各施其职，实物记事与符号记事可以说是原始人类为帮助记忆的最初尝试。郭沫若先生的“文字的发生和发展 ,在结构上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刻划系统 ,另一个是图形系统。”“刻划系统应在图形系统之前 ,“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 ,即描画客观形象而要能象 ,那还需要一段发展过程。” 等系列观点的提出和史前刻划符号的发掘极大地震撼了“人类文字起源于图画”的理论。首先,从工具性角度出发，刻划，记号，图画等视觉符号形式的存在状态都是以“原始人类”的需求为出发点，作为客体，它们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之所以使用不同的表达工具，都是满足使用主体不同的需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次，从主体行为的主动性来说，远古人类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很简单的，更不带政治色彩——将主流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之上，也就是说，选择结绳，刻划或图画是有相对自由的，虽然有些学者根据汪宁生先生的《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的调查得出了“陶器上的刻划记号”只是一种“随意的刻划记号”的结论 ,认为它们既“没有社会性”、“本身也没有自我说明的作用”、“任何信息也传达不了”，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和武断了，图画以其象事物的型和表意得到认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的结绳记号同样也负载着一定的信息量，远古人类用随意的结绳动作有意识地保存记忆，避免遗忘。我们说“文字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结绳也是作为原始交际工具在帮助记忆的同时，也作为相互交际往来的凭证，“工具”性质是可以肯定的，从这点上足以说明结绳与文字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排斥结绳起源说可以说是否定结绳记事的这段历史。结绳的方式虽然简单，但足以表达简单的意思，例如记忆与盟约，而且在后代结绳方式亦有遗迹，如朱熹记述的苗民不知文字，仍以结绳记事，并父子相传，林胜邦亦考证过硫球结绳法分指事会意两类，凡物品交换，租税赋纳，用以记数者，则为指事类；结绳记事也成为后来有些汉字的取象之源，如汉字中的、、等字即取象于结绳，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认为，在声符文字未发生以前，图画文字里只有极少数的象形，此外，就完全是象意字了。即图画文字演化为象形字和象意字，而据上所证，象形字与会意也可以在结绳记事上找到一点证据，可见，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前奏和预演，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准备。 契刻是远古人类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创造的用于帮助记忆数字的一种方法，契字做动词，《释名》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由于数目记忆的困难，所以刻木来作为一种信约，由于古代文献的大量记载，如《管子?6?1轻重甲》、《列子说符》、《易林》、《曲礼》等，文字家们对契刻说给予了适当肯定，认为契刻的“约定俗成”的性质已经十分接近文字，已经带有书写的性质，然而仍不承认它是文字的起源，虽然有人推测汉字的一到八数目字来源于契刻，但不能作为有力证据。我认为，契刻的符号与汉字是相当接近的，服从于交际需要，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征，服务于小地区，小范围人们的交际圈，从认知学的角度，远古人类的简单思维已经创造了奇迹。刻划符号与人类思维具有直接的关系。为使对事物的直观认识能够保存，于是借助一定的形式（刻划）来实现，刻划的符号即代表现实中的事物，若我们把远古人类为保存原始记忆的意图叫做“意”的话，通过心理加工，其生成的图象即刻划的符号可以叫做“象”，即原始心理图式，可见远古人类有了“我手写我口”的可能，虽然这些刻划符号并没有语音形式，但无语音并不妨碍小范围的交流，并不影响突破时空限制的记忆，虽然所记忆的内容十分有限，只限于简单的具体的事物，但“约定俗成”的性质和工具的职能足以证明它在文字产生之前的重要性，作为次要来源来说，并不过分。 由于各种起源说都有一定的道理，赞同一种起源说而排斥另一种起源说显得太主观化，还有学者折衷一说，认为结绳和象形汉字之间有个中间环节，即是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原始“数字卦”，阐述思路是结绳主要是用以记数的，实际上结绳是原始的数字形式，先民用这种原始的结绳数字进行占卜，“河图洛书”正是这种原始结绳数字排列而成的数字卦图式，这些图式可以排演出众多的数字卦，不同的数字卦代表着不同的事物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说数字卦粗略地具备了文字的功能，但这些数字卦所代表的内容毕竟让人难以把握，为了更形象准确地记录数字卦所蕴含的内容，掌管卜筮的巫师们才逐步地发明、创造了象形汉字。 实际上，各种起源说法都有其理论基础，然而我要说的是，人们在重视事实考证的同时，忽视了最本质最重要的问题，文字学家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审视中国古文字时，怀的是探求“文字”的目的，何谓文字成为衡量的标准，裘锡圭认为，语言文字学者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叫做文字。裘先生认为这种分歧只是使用术语的不同，很难说这里面有什么绝对的是非。然而实际上，文字的定义却成为探索文字起源的关键。也就是说文字学家对文字定义存在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由此导致了探求文字起源时的理论基础不同，验证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才会有各种文字起源说。狭义派的观点是：“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书·序〉正义》）这句话道出文字的性质。文字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一种书写符号系统，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中国的文字是方块汉字，自然，狭义派文字学家以这定义做衡量标准，以古推今，进行严格的一一对照的研究，文字和非文字的符号界限分明，结绳记事，契刻记事很容易找到不符合的条件，如不代表语音，只是远古人类随意做的记号，一个个绳结并没有同语言中的语素或词建立起固定的联系，认为汉字是高级的符号体系，其复杂的构形是不可能从简单的契刻演变而来的。从固有的文字构形来判断史前符号，根据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距汉字发生的源头较近，绝大多数文字个体是通过象形的诱导产生的图形式文字，文字符号与它所代表的词之间的联系，很明确地表现了汉字与图画的渊源关系，“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广义派文字学家在“用来传递信息，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的理论指导下，支持图画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从宏观角度来说，只要可以用来传递信息，本身具有一定意义，都可以作为探索文字起源的材料和证据。根据目前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没有有力的证据非常肯定地说图画说就是文字的唯一起源，恰当的说，这是主流观点，也有人持否定意见，认为以指示性的图案作叙事型的描绘的“图画文字”在中国尚未发现任何痕迹，而古埃及前王朝时代的象形字，其文字本身就是以图画的形式来表示的。不能因为甲骨文中象形字数量众多而断定汉字起源于图画，但大部分文字学家如唐兰，裘锡圭还是持肯定意见，我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可以像广义派的做法，认为图画说是主要起源，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做为次要起源来补充，丰富文字起源说的理论，形成多元化的观点，但其中还是有主次之分的。 通过上述分析，在文字定义做广义和狭义区分的同时，我觉得有必要对文字起源说也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在远古人类时代，结绳，契刻，八卦，图画作为符号形式，依表达者的需要来选择，处于一个较自由选择的阶段。图画符号以其整体的优势（象形，象意）奠定了起源说的基础,但从广义上来说,可以把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做为次要起源来补充和发展汉字起源的理论。 (作者：刘美霞) 论文字的起源和中国文字的起源
古书上说：黄帝的史官仓颉，仰观天象，俯察鸟兽虫鱼之迹，创造出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我认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这种道理不在于黄帝的雄才伟略和仓颉的睿智；而在于这表明了，文字是在有了政权之后才产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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