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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医院临终关怀区，老人在接受护理。 |
选择临终关怀作生命最后一程者渐多
但要直面死亡各方仍面临压力
文/图记者张丹
近日，广州番禺市桥医院与广州同创社工服务中心联合申报的《安宁舒缓疗护——关爱癌症老人及其家属》服务项目获得资助和支持，同创社工于6月上旬进驻市桥医院康宁科。尽管是离“死亡”最近的一个科室，无论是医院、护工还是亲属、朋友，都始终对“死亡”避而不谈，使它成为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而医院的负责人表示，几年前监终关怀病房还十分冷清，如今供不应求。这也显示了人们在面对死亡时更加淡定，这是社会的进步。但要患者直面死亡，患者家属医院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安宁病房”、“温馨病房”或“关怀院”，鲜有人将其与“死亡”相连。
不提“死亡”而是“走了”
2008年开科的广州番禺市桥医院康宁科，目前仍是广东省内唯一由公立医院设置、致力于癌症晚期等危重病人临终关怀的专门科室。
与其他刻意避开“死亡”相关含义的名字一样，它的名字取了“康宁”一词。
在医院提供的科室介绍材料当中提到，医护人员永远不会说的一个字，就是“死”字，他们都会用“走了”代替。不但如此，在这里病房走廊，医护人员将医院通常使用的白色，变成了较为明亮的粉红色，配以米黄色的灯光，力求温馨。
医院统计的数字显示，康宁科病人平均住院的天数在45天左右，而癌症病人平均住院的时间则更短，只有15天左右。在半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能够将“死亡”如此深奥的哲学问题悟透，显然非常困难。
“他们会经过一个过程，从最初的质疑、暴躁，到之后的平静、接受，到最后坦然面对。”病区护士长曾文婕说，在康宁病区的病人有已经年迈的老人，也有正值壮年的中年人，还有十多岁的少年。
但是，真正能够有时间和能力去思考“死亡”问题的病人非常有限，大多病人或许刚刚了解到自己是面临这样的问题时，就已经要被送往等待“死亡”的“关怀区”，随着生命体征的消失，将这个还没考虑明白的问题带进了坟墓。
而有些因为意外而失去意识的病人，甚至连面临这个问题的机会都没有，他的意识在意外的那一刻戛然而止，然后直接通向生命的终点。
从住不满到一床难求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有时就可以完成近半病人的“更迭”，随着病人的“离开”，又有新的病人“进入”。
从2008年开科至今，床位已经由最初的29张，拓展到目前的65张，还远达不到需求量。不少未住进病房的病人，只能在其他的病人“让出床位”之后，才搬入病房中。
最初的29张床位，平均在床的病人数只有8人，2012年，55张床位，却供不应求。
医院相关负责人谢焯熙说，除了癌症晚期的病人进入病房，床位还有一部分针对的是慢性病终末期的病人，他们已经没有了生活自理能力，而家人照顾时也无法达到护理的标准。
家住广州的林清（化名）便是病房中慢性病终末期的病人之一。今年62岁的他已经入住病房近7个月。
7月10日下午，林清躺在病床上，红光满面地用右手拉动左手，然后用双手将卷起的纸盒子举过头顶，进行着“恢复性训练”。半年前因为中风，他左半边身子已经动弹不得。但是如今，左半边已经可以轻微活动了。
他指了指旁边几个病床的病友，介绍他们进入病房的时间，“她第一，他第二，我是第三。”此时，“第一”和“第二”已经完全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而他却在慢慢“恢复”。
照顾林清的护工说，林清是这里进步最快的，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听到这些，林清自己也笑了笑，更加起劲地“恢复性训练”。
努力“恢复”却面临“死亡”
舒展身子运动完毕，林清坐上轮椅，艰难地移动自己的左右脚努力“走”出了房间。“走”到走廊后，他便开始了腿部的“恢复性训练”。
他用左手扳动轮椅上的按钮，用左脚蹬地前进，力图倚靠左边的身子前进。“走”一段时间累了，他就扶着走廊边上的栏杆，慢慢地脱离轮椅，“站”着“训练”。就这样，在走廊内“训练”了几个来回。
4年前，林清妻子因癌症去世。对于死亡，他不愿说太多，仅说了一句“顺其自然”。死亡这种事，与他还很远。
尽管他已经知道自己所住的科室主要是针对“临终关怀”，尽管他看到有病人被送去了“关怀室”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但是，仍然还在身边“坚守”的病友，就像是他的精神支柱一样，摒弃着自己与死亡的距离。
对于时常就在身边发生的“死亡”，他基本上闭口不谈，最多说句“习惯就好”，就全部代表了“死亡”与自己的关系。
通过医生介绍林清的病情，记者发现，实际上，期望着出院的林清与“死亡”并没有太远的距离。
“他的心脏、肺等多个器官都面临着急性衰竭。”医生介绍说，其实林清并不仅仅是中风这么简单，否则科室可能也不会接收了。正是由于林清身体情况，随时都可能“走了”，才会在这里进行姑息治疗。“在一般情况下，病人是知道自己的病情的。”
“死亡”不可与人说
不但对病人极力避免这“死亡”一词，就连对家人，护工们也只是说自己在做“护理工作”，具体则不愿提及。
今年24岁的姜玲（化名）康宁科内的一名护工。来自湖南农村的她，是所有护工中年龄最小的。
“以前村子里有人死了，我都会躲得远远的，怕。”姜玲说，原来在老家时，看到村里搭起的灵棚，听到死者亲人的哭喊声，都会怕，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做这样的工作。
她是去年才进入康宁病区做护工工作，自己照顾的第一名病人，她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因为“只过两天人就走了”。
但是，对于自己照顾的第二名“61床”病人，她则印象深刻。
“那个病人是肺癌晚期，已经72岁。”姜玲说，刚开始进入到病房时，老人还会和她说笑聊天。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人就不行了。人的生命就像是按下了“快进键”一样，短短的时间就到达了“终点”。
“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做这个，我也不想他们知道。”姜玲说。
更加平静地“等死”
7月10日，今年68岁的梁冬（化名）端坐在母亲的病床前，表情平静。“这是在最大限度去拖延时间。”他说。
今年5月，梁冬的母亲突发脑梗塞，在经历急救后，在医院住了十多天病情终于稳定。但迫于医院床位的紧张，在医生的催促下，他和兄弟们商量后，决定离开医院，到了康宁科。
“当时其实是瞒着她的，没有说是临终关怀性质的科室，但她看到是医院，就点了点头。”梁冬说，将母亲送到康宁科这意味着兄弟姐妹没有放弃她，而是在进行继续治疗。
在转到康宁科之前，他和兄弟们做了咨询，相比送去老人院或“在家寿终正寝”，他们认为，在这里是在以另外的方式继续药物“治疗”。
“她没有跟我们谈论过生离死别，更没有交代我们关于死亡方面的事情。”梁冬说，因此，他和兄弟们之间也形成一种默契，没有在母亲的面前谈任何身后事。
说着，他自动将声音变小，并离开了母亲的病床一段距离。“只要母亲一天在，我们就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拖延时间。”
在康宁病区的病床上，有的病人静静地躺在床上，睁大着眼睛看着头顶的天花板，一看就是一天。
医院的负责人表示，相比之前，患者家属在亲人面对死亡时，表现得更加冷静，不会做“无谓的抵抗”，而是让亲人在人生的“最后一程”生活得更加有尊严。并且，家属们也不会觉得把亲人送到这里就是“送死”，而把它当做对亲人的一种善待。这是社会的进步。
亲人直面死亡
家属备受压力
“主要还是因为观念问题。”谢焯熙说，在传统观念中，将老人送到医院，始终“不合时宜”。
如果老人已经知道自己即将面临“死亡”，希望能够在医院使用止痛药物，让自己能够“有尊严”地死去，他是否就能够进入医院了呢？不一定。
他解释说，首先老人的孩子们会表示反对，为老人送终是子孙们应该做的事情。其次，如果孩子们都达成了一致，是否就能够进入医院呢？仍然不一定。
在家人理解了老人的意愿后，其他的外人不一定理解，就会对老人的子孙们指指点点说“不孝”。这种来自外界的压力往往是巨大的，子孙们也不得不放弃，让老人回家养老。
对于“死亡”的讳莫如深，令面对“死亡”不单单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事情，而成为社会的事情。
有时，家人为了能够让病人面对死亡不恐惧，并没有告知病人的病情。进入到病房时可能只是告诉病人，要给他做手术前的准备，或病人直到已经濒临死亡时，才告知他真相。
关怀区内左侧的病房，一位老奶奶闭目躺在病床上，呼吸微弱，病床旁闪动的心电监护仪，才显示出病人仍然活着，但心率也仅有40左右。
随着心律的不断下降，40到30，30到20，20到10，病床旁两位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难舍，哭出了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