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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首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写的《回乡偶书》颇为经典，今天的小学生多能熟练吟诵，也颇能勾起在外游子的诸多感慨，贺知章的这首诗里所描写的情形放到杏溪游子身上也颇有些耐人寻味。  在将乐县南片的众种口音当中，我的故里乡音颇有特色：从地理位置上看，黄潭、万全之间的几个行政村口音基本一致，具体包括万全乡的良地、常口、杏溪三个行政村以及黄潭乡的九峰、里地、言坑、大言、坑潭等几个行政村；从乡音的语音特点来看，杏溪口音不似黄潭、将乐口音那般婉转绵柔（多以第二声为语句结尾尾音）；也不似万全、竹舟等地口音深受泰宁开善等地的口音影响，口音比较生硬（多以第三、四两声为尾音），多以平声与第一声为语句的结尾。  听91岁的邻居叔公说，他的哥哥（当然也是我的同族叔公）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从台湾回到故里探亲，这位叔公于上世纪40年代末国共内战时期被抓了壮丁，后又随国军败退到宝岛台湾，退役后成为台湾“荣民”，终身未娶，由于远离故土半个多世纪，老叔公回乡的头几天只能用闽南语或普通话与乡亲们交流，数日之后才能说出地道乡音。  总体而言，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故土的乡音还是比较纯正的，但自60年代末开始，杏溪乡间一步步开始变味。 先是有近20位城市知青到杏溪“扎根”，这些知青们也都比较积极上进，都主动地接受杏溪村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此几年下来，他们不仅能听，也都能说还算流利的当地方言，只不过从他们口中吐出的方言总夹着些杂音，怪味，而不知不觉，这些杂音、怪味又在笑谈中影响了当地乡音。 而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当时总户数不到40户的杏溪村，又先后从外省市引进了五六位上门女婿，七八位上门媳妇，而更进一步，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跨省市的婚姻更是成为杏溪村的主流，也因此缘故，从此各种怪味的杏溪乡音不绝于耳。  而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至今，每次回乡都心情复杂，原来我还一直担心由于自己长期在外，说不顺溜故里乡音时，却惊奇地发觉村子里的年轻后生们所说的乡音变得越来越走样了——由于多年来的计划生育及城市化等原因，留在故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每次回到故里，总感觉故乡人气一次不如一次，使得故乡显得清零凋蔽，由于许多孩子在外乡出生、长大，鲜有机会能接触到乡音，能听懂老家话已是相当不易，根本不可能说上一口利索的杏溪乡音。  而对我这个老游子而言，说到乡音，我心中还夹杂着另一番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记得2012年大年28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中央公园（Central Park）溜达时，邂逅了一位说南方口音普通话的老华侨，一问才知道老华侨祖籍广东梅县，父母年轻时就移民到了马来西亚，他本人在马来西亚出身、长大，且从未到过大陆，墨尔本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墨尔本，去年刚刚退休。交谈中，老华侨颇为自豪地告诉我，他们一家大小不仅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国语，还都能说上比较标准的客家乡音，当了解到我的孩子听不懂客家乡音之时，老华侨对我这个老乡颇有指责之意，令我相当汗颜。 必须承认，在乡音的传承教育上，我是个失败者，我的孩子在城市出生、长大，老家话她可能一句都听不懂，因此相比于我的孩子，那些能说上一口夹杂怪味的乡音平辈、晚辈们已经相当不简单了。在此，特向各位乡音的教育者、学习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在城市化的浪潮中，杏溪行政村的一多半村民乡亲先后在城里买了房，他们既离了土，也离了乡，长期在外使得他们少有机会能说上乡音，致使他们乡音变得不再纯正，至于在城里长大甚至在城里出生的一代，就更别指望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乡音了。  真担心到我们年老之时，不要说纯正乡音，就怕连夹杂各种口味的“洋泾浜”乡音也再听不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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