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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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很重视“气”，阮籍之“气”与“神”密切相联，我们可以大致地用“神”来概括阮籍思想。阮籍提出“神”的概念，最终目标是要获得一种无差别的精神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脱和自由。
竹林七贤（局部） 汤用彤先生说：“嵇康、阮籍……只是把元气说给以浪漫之外装。”此“浪漫之外装”似乎就是来自于“神”。上面所引的第二条中，“阴阳”、“五行”、“游魂”均与“气”相关。“神”也应当与“气”有内在联系。阮籍说：“气并代动变如神，寒倡热随害伤人，熙与真人游太清。”在阮籍这儿，“神”主要有三个含义：第一，表示气的变化是神秘莫测的，这与《易传》的思想是一致的，《易传·系辞》说：“阴阳不测之谓神。”第二，“神”不仅仅是一种虚词，而且是一种实际存在。《大人先生传》云：“时不若岁，岁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这是在本原意义上的“神”，与老子的道相似。第三，从整体来看，“神”更多的是与人的精神相联系。 “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左荡莽而无涯，右幽悠而无方，上遥听而无声，下修视而无章，施无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第二段引文尤其值得注意，其可注意者有二：首先，“施无有而宅神”，意思是说，在那没有“有”的地方安定自己的精神。这可以说是阮籍、以及嵇康思想的最终归宿，或者说嵇、阮思想最基本的概括。“无涯”、“无方”、“无声”、“无章”皆是强调“无”。为什么要于“无有”之“无”中“宅神”？因为“有”代表着秩序混乱的现实世界，“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争随，朝夕失期而昼夜无分；竞逐趋利，舛倚横驰，父子不合，君臣乖离”。可以说，正是“有”之混乱引发阮籍以及嵇康超越“有”而进达“无”的渴望。其次，“左”、“右”、“上”、“下”，这些方位词意味着“无”是一个空间，一种境界，一种自由之境。 阮籍反复描绘这种境界：“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霄兮日月隤，我腾而上将何怀？衣弗袭而服美，佩弗饰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谁识吾常。遂去而遐浮，肆云轝，兴气盖，徜徉回翔兮漭瀁之外。……弃世务之众为兮，何细事之足赖。虚形体而轻举兮，精微妙而神丰。”“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与嵇康相似，阮籍的这种自由之境也是非人间的，超尘绝俗的。“精微妙而神丰”、“志浩荡而自舒”说明只有在这种“无”之中才能安顿“神”，“神”意味着绝对的精神自由，高晨阳先生的观点十分精辟：“阮籍提出‘神’的概念，其本意并不是要探讨和把握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是追求宇宙万物的本源或根据，他的最终目标是要获得一种无差别的精神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脱和自由，概念‘神’即是对这一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的表述。” 阮籍的理想人格是“大人”（又称“真人”）在《大人先生传》中，他反复描绘“真人”所具有的特点：“真人游，驾八龙，曜日月，载云旗，徘徊逌，乐所之。真人游，太阶夷，原□辟，天门开，……登黄山，出栖迟，江河清，洛无埃。云气消，真人来。真人来，惟乐哉！”这种“真人”形象源自庄子。显然，阮籍描述的并非如道教所说的飞羽升天的仙人形象，而是“神”超越有限现实之后所获得的自由之境，真人之“乐”则是遨游于自由之境所获得的快乐。此“乐”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于是便竭力渲染于文艺作品中。中晚唐之后，封建政治日趋没落，士人无力改变外在现实，于是便退回一己内心，追求精神的超越与自由。从思想上讲，这促成了禅宗之南宗、儒家之心学的兴盛；从审美上讲，这促成了山水田园诗歌、文人画的发展。作为现实受挫之后的“白日梦”，审美成为士人追求自由之乐的基本途径之一，换句话说，士人是以审美为逃离现实苦闷、追求精神自由的一个“突破口”。中国古典美学的诸多特点，无论是思想内容上的追求象外之意与萧散淡泊之趣，还是表现技巧上的不求形似与强调自然之法，都可以由此找到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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