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旧藏西方哲学书十种

文/高山杉 （学者，北京）

王国维（1877-1927）早年攻读西方哲学的经历，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就我所知，似乎很少有人亲眼见到并记录过王国维的外文西方哲学藏书，只有日本学者新村出（1876-1967）是个例外。我抄一段新村出写的《海宁的王静安君》（原刊日本《艺文》杂志第拾八年第九号，昭和二年九月）：

大正初年罗振玉翁的藏书在京都大学图书馆寄托了一段时间，王君与此事颇有关系，在罗君与馆员交涉时他尽了相当多的力，那时我们认识了，屡屡在书库和事务室相见，有少许谈话的机会。寄存在图书馆的书取走之后，罗王两君在京都期间，我还偶尔见到王君，两君归国后，我自然就没有他们的消息了。在图书馆三楼的一隅，罗氏寄托的图书堆边上，数十册洋书并排而立，其中有康德、叔本华等西洋哲学家的名著，我见了很奇怪，有人说这是王君所藏，那时我才知道王君是了解西哲思想的学者。（滨田麻矢译文，转引自《追忆王国维》，陈平原、王枫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第316页）

新村出亲眼见到的这批包括“康德、叔本华等西洋哲学家的名著”的“数十册洋书”，应该就是王国维从辛丑、壬寅之间（1901-1902）开始研究哲学，经过癸卯（1903）春始读康德《纯粹理性批评》不可解而中辍，再从癸卯夏至甲辰（1904）冬与叔本华之书相伴，到乙巳（1905）春再返回来重读康德期间所研读过的那些西方哲学著作。这“数十册洋书”曾经在中国学术史上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理说应该受到国人高度重视，为其设立专藏予以保护才是。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似乎从来没有人关心过这些书的下落，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它们的下落。

今年6月28日，友人周运因考证某个问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调出一本德国学者蒂勒（Alexander Tille，1866-1912）英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 A Book for All and None，London：T. Fisher Unwin，1899；索书号：B3313.Z23/E6T），在译者导言第一页的下面意外发现钤有一小方阴文朱印，印文居然是“王国维”。我当时正好也在场，虽然此前已经多次见证过周运的“图书馆考古”，但这一次的经历非比寻常，因为摆在我们眼前的可是王国维的西方哲学藏书啊！蒂勒的这个译本，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个英译本，初版于1896年。王国维藏的是蒂勒后来主编的《尼采著作集》（The Works of Friedrich Nietzsche）第二卷所收的本子。

《纯粹理性批判》英译本，1901年

因为发现了王国维藏书，周运和我马上放弃原来的提书计划，决定调阅有可能是王国维藏书的康德、叔本华和尼采著作的英译本。非常幸运，我们当天又发现了三种钤有“王国维”印的王氏藏书，分别是米克尔约翰（J. M. D. Meiklejohn，1836-1902）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London：George Bell and Sons，1901；索书号：B2778.E5/M51），伯纳德（J.H.Bernard，1860-1927）译《判断力批判》（Kant‘s Kritik of Judgment，London：Macmillan and Co.，1892；索书号：B2783.E5/B5），以及布洛克（Arthur Brodrick Bullock，1860-卒年不详）译叔本华《道德之基础》（The Basis of Morality，London：Swan Sonnenschein & Co.，Limited，1903；索书号：BJ1107/S4）。我们几乎已经摸到新村出当年见到的“数十册洋书”的边儿了。

国家图书馆藏米尔海德《伦理学概论》书名页上有“王国维”印

两天之后，也就是6月30日（星期二），周运从国图给我发短信，说他找到了王国维藏英国哲学家米尔黑德（John Henry Muirhead，1855-1940）的《伦理学概论》（The Elements of Ethics，London：John Murray，1901；索书号：BJ1025/M8）。在罗振玉主编的《教育世界》第101-104、112-115号（1905年6月-7月，11月-12月）上，曾刊有“译英国模阿海特所著书”《伦理学概论》，但未署译者名。据佛雏（1919-1997）在《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第190-206页）中的分析，此书译者应该就是王国维，所谓“模阿海特”的《伦理学概论》，就是John Henry Muirhead的The Elements of Ethics（日本学者须川照一在《王国维与田冈岭云》[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论文，油印本，华东师大，1987年6月]曾指出此书有桑木严翼的译补本，并提示其与1902年“哲学馆事件”的关系）。现在周运发现了王国维藏的《伦理学概论》，可以为佛雏的研究添一佐证。《伦理学概论》初版于1892年，王国维藏的是增订版。

7月5日（星期日）上午，周运在国图找到了王国维藏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哲学史》英译本（A History of Philosophy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ts Problems and Conceptions，tr. by James H. Tuft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01；索书号：B82/W6），是增订第二版（1893年初版）。这本书应该就是《静庵文集续编 自序一》里面提到的“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周运很快又找到一本王国维藏策勒（Eduard Zeller，1814-1908）《柏拉图与早期学园》英译本（Plato and the Older Academy，tr. by Sarah Frances Alleyne and Alfred Goodwin，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888；索书号：B341/Z6），这本书的出现多少有些出乎意料。我当天下午再接再厉，发现了王国维藏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1842-1906）《无意识哲学》英译本三卷（Philosophy of the Unconsciousness，tr. by William Chatterton Coupland，London：Kegan Paul，Trench，Trübner，& Co.Ltd.，1893；索书号：B3273/.P53E7），是第二版。冯·哈特曼就是《静庵文集续编 自序二》“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中的赫尔德曼。

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

文德尔班《哲学史》英译本

第二天，7月5日，我自己不甘心，又跑了一趟国图，结果瞎打误撞地找到了王国维藏埃德曼（Johann Eduard Erdmann，1805-1892）《哲学史》英译本三卷（History of Philosophy，English Translation. ed. by Williston S. Hough，London：Swan Sonnenschein & Co.，Li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1897-1899；索书号：B82/E7）。第一卷是1898年第三版（1890年初版），第二卷是1897年第四版（1889年初版），第三卷是1899年第四版（1889年初版）。根据书后的借书卡，这三卷书曾被向达（1900-1966）借阅过。7月12日（星期日），周运和我又发现了王国维藏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1892；索书号：B1653/F4）。斯宾塞曾被王国维评为“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的“第二流之作者”。（《静庵文集续编 自序二》）

到此为止，周运和我一共找到了康德二，叔本华一，埃德曼一（三册），策勒一，斯宾塞一，冯。哈特曼一（三册），尼采一，文德尔班一，米尔黑德一，总共十种十四册王国维所藏英文西方哲学书。这些书的前面多粘有丸善、大黑屋等书店的店标，可见是通过这些日本书店购置的。书的后面一般都有用铅笔写的“＄2.64王国维”（＄是双纵线，即旧式的美元符号）的字样，可能是国图的前身如北平北海图书馆或北平国立图书馆购入时给每本书标的价钱。《无意识哲学》前两本后面只写着“王国维”，直到第三本才写上“＄7.92王国维”，“7.92”显然是这三本书的总价（2.64×3=7.92）。这十种十四册书我都从头到尾翻检过一遍，没有发现王国维本人的批注。偶尔出现的一些铅笔批注和划线，应该都是后来的借阅者留下来的。有些书借阅者人数相当多，其中最有名的就属向达了，但是从未见人在研究王国维时披露和使用过这些书。

叔本华《伦道德的基础》英译本

国图现有的王国维外文西方哲学藏书，肯定不止这十种十四册。像网上目录显示的收藏于文津街旧馆普通古籍阅览室的英译叔本华《意志及观念之世界》三卷（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索书号：B3138.E5/H3）、《文集》（Selected Essays of Arthur Schopenhauer with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and Sketch of his Philosophy；索书号：B3105A5/B2）和《充足理由之原则论和自然中之意志论》（On the Fourfold Root of the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 and on the Will in Nature. Two Essays by Arthur Schopenhauer；索书号：B3123.E5/H6），以及收藏于主馆的巴尔善（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的《伦理学系统》（A System of Ethics；索书号：BJ1111/P3）和阿薄德（Thomas Kingsmill Abbott，1829-1913）译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及其他伦理学上之著作》（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and other Works on the Theory of Ethics；索书号：B2773.E5/A2），极有可能也是王国维的藏书。只是这些书不是注着“无法提供，敬请谅解”，就是标着“破损”“正在清理”，所以暂时还无法验其究竟。

另外有件事值得提一下。2010年7月24日，中国书店第五十二期大众收藏书刊资料拍卖会曾上拍钤有“王国维”印的德国新康德派哲学家郎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5-1879）《唯物论史》英译本三卷（History of Materialism and Criticism of its Present Importance，tr. by Ernest Chester Thomas，London：Kegan Paul，Trench，Trübner，& Co.Ltd.，1892）。此书最后以1008块成交，我想它很可能也是散出来的王国维藏书。可惜我没能看到书上所钤“王国维”印章，无法将其与国图藏书上的印章做一比较。

王国维的外文西方哲学藏书是怎么到国图来的，是他生前亲自出让的，还是在他死后由家属移交的，这些问题一时半会儿不易得到确定的答案，暂且留给熟悉国图历史和档案的学者去考索罢。本文披露的这十种十四册王国维西方哲学藏书，可以说是任何严肃而彻底的王国维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我想它们也许很快就会被人划入善本专藏，不再和普通的西文书混在一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于王国维研究者乃至普通读者来说，周运的“图书馆考古”不一定是件好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