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国学？国学通常是指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学术。那么什么人又可以堪称国学大师呢？ 西学东渐，王国维用新的方法对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古代生活、社会制度等的研究，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绩。梁启超说他的学术贡献，不仅仅“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这是他的绝学。”鲁迅称王国维，“他可以算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王国维堪称国学大师。 他接触到康德叔本华的著作  王国维 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出生于1877年12月3日。十六岁那年他考中秀才，誉满海宁，被称为“海宁四才子”之一。后两年，应试不中，自此与科举决绝。 1898年2月，父亲亲自送王国维来上海，有意让儿子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历练。这里是强学会精英人物汇聚的地方。来上海之初，王国维即被《时务报》录用。当时上海有“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之说，《时务报》是当时维新派有影响的机关报。他在报社是位文书校对员，薪水不高，可工作繁重。他说：“几无暇晷，于学问丝毫无益，而所入不及一写字人”。“米价奇昂，小民万难度”。困窘的生活境遇可以料想。变法维新，举步维艰，列强欺凌，日甚一日。中国人“如圈牢羊豚，任其随时宰割而已”，“瓜分之局已成榜样，如何如何！……每一提笔，不知其何以忘也。”国难当头，生活日艰。他深切地意识到，“来日大难，非专门之学恐不能糊口。”  罗振玉 此时，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专门培养翻译人才。当时学社内只有六名学生，王国维是其中之一。报社工作繁忙，难以挤出时间学习，给他的外语自学带来许多困难。一个月后，他的考试成绩不及格。按照规定应该退学，可罗振玉欣赏他的才华，破例没有让他退学。《时务报》停办了，王国维失去了经济来源。罗振玉有意委他为学监，可以每月领取薪金，以使他生活无忧。可他又因与同学发生矛盾，而被免去了学监，但却仍然照领月薪。 罗振玉是他一生交往中影响最大的人。他们同是浙江同乡，罗振玉比他年长十一岁，又早了一年来到上海，与人合办农学社，印发《农学报》，后又办东文学社。他们有共同的学问爱好与研究，罗振玉对他有提携知遇之恩，王国维对此一直铭记在心。他们后来还成了儿女亲家。 东文学社中日本籍教师藤田丰八和冈佐代治都是著名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王国维正是从他们的著作里知道了康德和叔本华。他回忆说：“余一日见田冈（即藤田丰八、冈佐代治，作者注）君之文集中有汗德（即康德，下同，作者注）、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暌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文字暌隔”刺激他发奋学习外语，终变“暌隔”为“熟悉”，以成就他日后如日中天的学术事业。 1900年底，在罗振玉的资助下，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东渡日本留学。他学习十分刻苦，白天学英文，晚上学数学。只是他体质羸弱多病，在日本待了不到半年又回到了上海。罗振玉让他协助编辑《教育世界》，这是中国最早的教育杂志。他有心改变吾国人之精神 据王国维自己介绍，他是从1903年春开始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在此之前，他已经阅读过巴尔善的《哲学概念》和文特尔彭的《哲学史》。初读康德并非能完全读懂，于是，他放下康德，再读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其中的“康德哲学批判”，给了他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汗德哲学关键。” 1905年，他“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可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 1903年8月，他发表《汗德像赞》，赞颂康德“丹凤在宵，百鸟皆喑。”“百岁千秋，功名不朽。”他之钟情于康德哲学，来自对真理对人生对美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如他所说：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爱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由此他开始哲学王国的探寻。他是最早把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哲学大师介绍到中国的，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文化界鲜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1904年，王国维以叔本华的哲学理论为指导，写出了《红楼梦评论》。这是他的第一篇有系统的长篇论文。他的思辨深入到曹雪芹建构的大观园中，追诘人生的意义，即“生活之本质”是什么？ 《红楼梦》中占极大的内容是生活之欲，男女之爱。他认为“其自哲学上解此问题者，则二千年间，仅有叔本华之《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耳。”叔本华把“男女之爱”归结为“传宗接代”的“种族意识。” 王国维以此解《红楼梦》之精神，以为大观园中的饮食男女都为生活之欲而苦痛。他甚至如此解说贾宝玉的“通灵宝玉”：“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玉”“欲”同音，作者的寓意正在于此。 他以独创性的视角审视《红楼梦》，以为这部著作的美学价值在于它的悲剧美，即“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他有心借助这部伟大的小说，改变“吾国人之精神”。 什么是“吾国人之精神”？他说：“吾国人之精神，世界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 他从哲学、美学和伦理学的理论角度，以严谨的态度审视《红楼梦》，并将它与世界的同类文学著作比较，称《红楼梦》代表“吾国人之精神”，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谓“宇宙之著述，”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世界名著。在中国传统文人首重经史，推重诗歌，不屑小说的年代，是王国维最早推重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最早提出《红楼梦》是世界名著，从而开启了新红学的篇章 ，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开端。  他执着于哲学，可在追诘人生的意义时，发现哲学总是在“可爱”“可信”间矛盾和抵牾，对峙中的情感纠结，逼迫他“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也。” 期间，他的家庭迭遭变故。1906年，父亲病卒。翌年，夫人莫氏病故，继母也亡。多难悲慼的日子，他的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的《人间词》面世。 “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天未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人间词》那百余首词，满满传递的都是人间的困惑，满满呈现的都是肝肠寸断的悲切。他由哲学逃向文学，后又转入词论和戏曲研究。1910年，他写下了《人间词话》，构建了独有的划时代意义的诗歌理论体系。他进入传统的国学研究领域 1912年春，王国维在日本发表《简牍检署考》，标志着他已进入传统的国学研究的领域。文章详尽地说明中国在发明纸之前的文字书写方式，并考证了中国古代的简册制度。指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竹木之用亦未识始于何时，以见于载籍者言之，则用竹者曰册。” 他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他恐怕怎么也想像不到，自己一生夙兴夜寐，苦心孤诣，以致达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所回报的则是超乎哲学与文学的国学，这便是《流沙坠简》。 鲁迅曾给王国维以极高的评价，他说：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近十年了，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比对时下国学大师桂冠满天飞，鲁迅进行辛辣的讽刺，他说：“当假的国学家正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了，而且作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 王国维非但在简牍研究，甲骨文、敦煌写本等的研究上，都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达到了一般博学勤力的学者很难达到的境界。甲骨文作为一种新的学问，王国维、罗振玉为奠基人，因此也被称为“王罗之学”。据统计，甲骨文中单字有四千多。容易认识字确定之后，剩下的字就越发难认了。  王国维（左）与罗振玉 1915年，罗振玉作《殷墟书契考释》考释出485字，待考文字1003个。这部《殷墟书契考释》的真正作者是谁，学界一直没有形成定论。最具代表性的意见是，王国维为了报答罗振玉的知遇之恩，“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给罗，而后罗坐享虚名。” 值得注意的是，1923年冬天，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出版时，罗振玉为之作序，罗在文章中说：“余考殷墟文字亦颇采君说。” 所谓“君说”，当是王国维的学识认知，仅此足可证明王国维在此书中的角色和作用。 他的独创性的贡献，是利用甲骨文探讨商周历史和典章制度，甲骨文研究一直贯穿他的后期学术研究。1916年春，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就埋首于甲骨文和史籍中，《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和《殷周制度论》的发表，使中国甲骨学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也使他成为这门学科的领军人物。 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充分肯定王国维的学术地位，他说： “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他还是我国第一批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他被聘请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3年5月，他由上海藏书繁富的密韵楼，来到北京红墙碧瓦的故宫，接受已成“国中之国”的逊清朝廷的“官职”，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加恩赏给五品衔”，“着在紫禁城骑马”。如此知遇之恩，令他万分感动。 他上书溥仪，陈时事，斥西学之危害，共产主义之“不合理”，把苏俄十月革命说成是“伏尸千万，赤地千里。”次年1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溥仪赶出故宫，国中之国的小朝廷被废除。这使他痛心入骨，为报知遇之恩，他愤然辞去北大通讯导师的职务，拒绝在民国的学刊上发表文章。 大变革时代，如他这样学业辉煌而又恪守儒家信念之学者，免不了要在两难中踟蹰失措，更要命的是“不食周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乎哉。溥仪逐出故宫，他的俸禄失去了着落，辞去了北大通讯导师，意味着少了一笔“导师”的薪金。他是国学大师，可大师也是人，也食人间烟火，也要尽人伦之责，可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了。 也就是这一年秋，清华大学决定筹备设立国学研究院，清华校长征询胡适的意见，胡适表示：“非第一等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1925年1月，清华大学向王国维发出聘约，他在犹豫之中，给老友蒋如藻去函商议，蒋如藻复信通达亲切地劝说：清华月有四百大洋，“有屋可居，有书可读，又无须上课，为吾兄计似宜不可失此机会。”又说：“从此胜离鬼蜮，垂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有数篇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至于挽回气数，固非人力所强留。”  从左到右分别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清华大学正式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国学院导师，李济为讲师。国学院为有别于其他教授，又称王、梁、赵、陈为四大导师。 这是他一生中难得但又短暂的平静书斋生活，他在这里开始了西北地理及元代史的研究，撰写了《古史新证》等，教授《尚书》《说文》《仪礼》等。 他的学生戴家祥曾师从他研究甲骨文、金文，他回忆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大纲是王国维先生起草的，采取了中国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两者相结合的办法教学。教授有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是青年讲师。他们的教学也各有特点，和王国维在一起，他不讲，只听学生讲，讲到他满意的地方，他就点点头说‘还可以’。” 他性格内向，待人质朴真实，对学生热情开放。一次，他在给学生讲授《尚书》时，开场白竟这样的直率坦诚，他说：“诸位！我对《尚书》只懂了一半。这是我对诸位应该说的第一句话。” 无论上课还是答疑，他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时，总是会明确地说：“不甚清楚。” 徐中舒在《追忆王静安先生》中说 ：“余以研究考古学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爇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 一个以儒家道义安身立命的读书人，把守节看作自己操守的坚持。他在给罗振玉的诗中，念念不忘的仍是“宫门之变”，感激的是君王的“知遇”，痛心的是臣子的“惭愧”。可他终不是“西山采薇蕨”的遗民，因为他到底做过北大研究所通讯导师，做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已经领取了民国的俸给五、六年了。北伐军已逼近华北，革命呼啸而来。《世界日报》上有消息说，党军通缉追捕之人中，王国维赫然列入其中。大动荡裹胁而来的大困惑大忧惧，这其间自有死的意念在脑海中翻转。  王国维手札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这一天，王国维平静如故，女儿王东明回忆：“早上一切如常，父亲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然后便去研究院，一如往常的安排教学的事情，安排妥帖后便雇人力车拉他去颐和园。漫步长廊，走进鱼藻轩，就是在这里跃身入水。清洁工闻声前来救助时，发现不深的水中，他是把头埋入淤泥之中窒息而死。他的衣袋中留有一封遗书，内中有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END 作者：张家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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