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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追求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之路，是近代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到广州，拜谒中山纪念堂，，对于某人来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行程。
未到广州中山纪念堂之前，就搜集了不少与之相关的老照片。先来一张《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落成开幕典礼全景摄影》。
再来一张上世纪30年代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航拍图。这样，对纪念堂的全貌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了。
广州中山纪念堂位于越秀公园南面的观音山下，地处城市中轴线。其原址在历史上一直为军政要地，曾为明代为明代广东都司、清初巡抚院署、清末抚标箭道，后为督练公所，辛亥革命后为广东省督军署、广州军政府。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总统府即设于此。1922年，陈炯明部炮轰总统府，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同年4月，国民党元老林森以“革命纪念委员会董事”名义致函当时的广东省省长胡汉民，建议在广州观音山（越秀山旧名）建立一座纪念碑，山下旧总统府原址规划为“中山公园”。胡汉民次日复函同意，“以伟大之建筑，作永久之纪念”，并建议要“铸像筑亭，垂诸久远”。但当时政府无钱可拨，胡汉民建议树碑立像通过募捐筹资。但由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高层陷入“接班人之争”和“路线之争”，筹建纪念碑和纪念堂之事在熙攘一时后，竟被搁置起来。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中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议建造中山纪念碑，并举行奠基典礼。直到1927年初，始正式成立“广州中山纪念堂筹建委员会”，由当时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济深主持，陈铭枢、冯祝万、李福林等人为委员，计划建筑费共计白银100万两，决定由广东省政府每月筹措10万两，归国库支拨。当时，除各机关职员捐薪外，各校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售卖遗像、徽章，进行募捐活动。4月，纪念堂筹建委员会登报向中外建筑师悬奖征求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的设计图案。当时已受聘担任南京中山陵墓建筑师的吕彦直报名应征后，连夜绘成中山纪念堂建筑图案，5月中旬评选揭晓，吕彦直荣登榜首。筹委会决定采用吕彦直设计的图案，由吕彦直主持建筑详图设计，参加设计的有结构工程师李铿（清华学堂毕业，1916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冯宝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学士，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土木硕士）和建筑师李锦沛、裘燮钧、葛宏夫等。
1927年11月，中山纪念堂建设工程招标，上海陶馥记营造厂以造价928085两银元中标承建。1928年4月，全部设计图纸绘制成功，4月23日动工兴建。1929年1月纪念碑设计详图完成。1929年1月15日，纪念堂正式举行奠基礼。此后由于政局动荡不安，广东省政府又将每个月筹集10万元降为5万元，有时一个月只拨给几千元，经费严重不足，影响了工程进度，至1931年10月10日，才基本建成，共历时3年半，总计建筑费用为1268110两银元。而大门楼和室内灯光、冷气设备以及四周道路、绿化工程，直到1933年5月才由香港宏益建筑公司和广州吴翘记营造厂先后完成。
建设中的中山纪念堂
竣工时的中山纪念堂
广州中山纪念堂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中山纪念堂，总占地面积6.2万平方米，主体建筑总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在那个时局动荡、经济匮乏的年代，糜费巨资营造这样一处富丽堂皇的纪念性建筑群体，应该非为孙中山先生所愿，但却也为世人留下了一处永久缅怀先生丰功伟绩的绝好去处。
南门是纪念堂的正门。透过南门门楼往北望，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开阔的草坪，一对东西对称的云鹤华表立于大草坪两侧，再往北则是矗立在纪念堂前正中央的孙中山铜像。铜像后面，各有一对东西对称的旗杆和白玉兰。主体建筑东西两侧，是对称的附楼。总体来说，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以“正门门楼——孙中山铜像——主体建筑”为中轴线，其他景观沿这条轴线呈东西对称分布。除了体现沿中轴线对称分布的设计思想外，设计师吕彦直还结合纪念堂周围的山势地形，在堂后的越秀山上设计了中山纪念碑，形成“前堂后碑”的格局，使得整体建筑既显气势雄伟而又错落有致。
南门紧挨车水马龙的东风路，某人不敢冒险站在车行道上拍摄门楼，只是从门洞往北拍下了与一张1949年3月老照片相同视角的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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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对比，如果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再看下面这张老照片。
纪念堂主体建筑前的孙中山铜像处怎么光有基座而没有铜像呢？原来，1931年广州中山纪念堂建成之初，已预留了摆放铜像的基座，但因当时财政匮乏、技术落后，中国还没有能力自行建造铜像。尽管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曾捐赠了4尊铜像给中国，但4尊铜像分别送给了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广州黄埔军校、广州中山大学和中山县，中山纪念堂的基座上一直是空着的。直到1954年春，中山大学内的孙中山铜像才被借来摆放。由于这尊铜像体积太小，与纪念堂建筑物及广场的整体布局不相称，当时的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另拨专款并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进行新铜像的雕刻和铸制工作。1958年，由我国著名的雕塑家尹积昌先生与詹行宪、廖家复先联合设计的孙中山像被搬上基座，中山纪念堂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孙中山像。此像生动再现了孙中山先生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演讲时的形象，但由于当时经济并不宽裕，这尊“铜像”仅仅是在水泥像外面涂上一层铜粉，以达到铜像的效果，并不是真正的铜像。直到1998年纪念堂大维修以后，按作品原样塑造的孙中山铜像这才登上了中山像基座。
铜像基座四面镶有孙中山亲手拟定的《建国大纲》全文刻碑
纪念堂南门大草坪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根华表，柱头为云鹤图案。这对华表并非吕彦直的原设计，而是依后期另行征求的方案建造的。缺省了云板，看上去有点单调。
纪念堂大堂正门两侧，各摆放一个巨型宝蓝色陶鼎。陶鼎基座呈细腰圆台型，上饰梅花图案，鼎身为细口大肚的三足圆鼎，正面刻有孙中山先生临终时留下的《总理遗嘱》全文。两鼎均为民国期间佛山石湾陶瓷厂烧造，分别是为纪念孙中山奉安大典和中山纪念堂落成庆典而烧制1929年6月1日和1930年10月10日。“文革”时期，鼎面上的“民国”等字样被人刮掉。为避免陶鼎遭到进一步破坏，当时的纪念堂馆长半夜三更带领几个壮劳力，将它们埋进了东边的草地里，当作绿化用的粪池保护起来。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这才挖出来重新安放回原位。圣洁无比的礼器居然是以如此污秽的手段才得以保全，不得不说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纪念堂主体建筑面积约为3700平方米，高约50米，由前后左右四个宫殿式重檐歇山抱厦围绕中央巨大的八角形攒尖式屋顶组成一个外方内圆的建筑整体。正面抱厦第二层檐高悬一块蓝底红边的漆金大匾，上有孙中山手书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檐下内外各八根大可三人合围的朱色水磨大石柱，承托彩绘斗拱、花梁和拼花图案的天花板。
从外观上看，主体建筑庄严宏伟，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而从建筑技术上看，则使用了当时西方最先进的钢结构建筑技术。这种中西合璧、和谐无隙的建筑形式完美地阐释了吕彦直的建筑思想：“第一，公共建筑，为吾民建筑精神之主要的表示，必当采取中国特有之建筑式，用科学原理行构造；第二，民治国家之真精神，在集个人之努力，故公众之建筑，务宜宏伟而壮丽；第三，中国之建筑式为重要之国粹，有保存发展之必要。”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吕彦直在其事业起步初期，曾经担任过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的助手，从这座建筑的整体风格和设计细节上，还是可以一些找到其受亨利·墨菲影响的痕迹。
纪念堂以蓝、白、红三色为主色调，青色彩绘、蓝色琉璃瓦象征青天，白色穹顶象征白日，红色门窗、柱子象征满地红。青天代表自由，白日代表平等，红地代表博爱，三者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大堂外三段石阶，上下各九级，中间五级，暗合九五之数，体现了孙中山在世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由纪念堂东西两侧望去，堂体呈“山”字造型，暗喻孙中山的个人品格和革命事业如山一般巍然屹立。
纪念堂建设历时三年多，无论是建造结构，还是建筑材料、工艺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最高处的宝顶镶贴法国产金箔玻璃马赛克贴面，耗费金箔36166张，折合重量0.92公斤。大门走廊平顶由五彩马赛克砖镶嵌，走廊地面及柱础由意大利云石铺成，护墙上的砖墙为乳黄色面砖泰山，大堂四周的石阶由来自香港的花岗石砌造，大堂建筑所用钢材由美国慎昌洋行提供，屋顶采光玻璃由德国制造，每块玻璃均用铜边镶嵌。彩色陶质道板砖及外墙装饰毛面砖，由当时的上海泰山砖瓦有限公司首创，具有吸音、吸光、抗冻、永不褪色的独特效果，为中国首批享有专利的产品之一。
重檐、歇山、抱厦、雀替、斗拱、脊兽等一系列传统建筑构件精妙地组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特色。而所有的这些建筑构件都是由钢筋混凝土铸成的，其工艺难度可想而知。
最值得赞叹的还是纪念堂的建筑结构。根据设计方案，纪念堂八角大厅整体建筑高约47米，直径约71米，体积高达50000立方米，设置5000个座位，且内无一柱遮挡。按照建筑力学原理，要建造这样一座特大空间与体量的纪念堂，仅靠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砖木结构是不可能实现的。体现近代西方建筑技术的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剪力墙结构因而成为纪念堂的主体结构，隐蔽在墙壁间的巨柱，支撑着巨大的钢桁架，承托起八角琉璃瓦顶，从而打造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会堂建筑，其先进程度甚至超过许多现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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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台后壁上镌刻的孙中山半身浮雕像和下方的《总理遗嘱》全文是整个会堂的视觉焦点
此外，为满足纪念堂最初作为大型集会场所的声学环境要求，设计者着重通过在墙壁大面积使用吸音板，将大堂穹顶天花设计成凹凸构造等方面的措施，使堂内声音混响时间控制在4秒左右。后经多次维修，又改进了座椅、吸音板等材料，增设低频吸音构件，使堂内声音混响时间降至2秒左右，使台上的演讲者不用麦克风，声音也能清亮地传达到堂内每一个角落，并且没有回声。对于堂内采光问题，设计者采用自然采光和人工照明相结合的方式，让阳光通过遍布八角亭上的玻璃窗照射进来，再经过穹顶的采光玻璃折射，使堂内既获能得充足的自然光线，又让阳光变得更加明亮柔和；遇到天气不好、自然光线不足时，穹顶圆座凹槽的暗灯向上照射穹顶后再向下扩散反射，使堂内毫无灯光耀射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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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惊奇的是，广州中山纪念堂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最厚处接近1米，屋顶又是一个庞大的钢铁架构，整座建筑物的自身重量惊人。而支撑如此一个庞然大物的地基，居然是由数千根每根长四十公尺的松木桩打成的。这显然又是设计者的一项大胆创举，其所借鉴的应该正是古代建筑技术中的“睡木沉基法”。然而，对于一般人而言，恐怕多多少少都会产生疑惑和担忧，据说1928年的《广州民国日报》就曾以“要闻”登载《纪念堂绝对不适用松木桩》一文，详细论述了中山纪念堂不适用松木桩的种种理由。时任广州市长的孙中山之子孙科闻讯震怒，立即召来纪念堂建筑师。建筑师解释说，松木硬度极大，不易虫蛀，且在潮湿的环境中会变得越来越硬。而中山纪念堂堂址位于越秀山脚，地下水十分丰富，泥土潮湿，用松木做桩基是再适合不过。由于当时数千条松木桩已经全部打入地下，并且纪念堂礼堂楼面部分，三合土铺盖已将完毕。若要重新改造，势必耗资巨大，孙科也只好作罢。而时至今日，中山纪念堂基础依然牢固，说明当初结构工程师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总而言之，广州中山纪念堂以其独特的建筑形式，充分体现了建筑的精神美和技术美，是西方的建筑技术与东方的建筑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而说到广州中山纪念堂，就不得不提到它的主要设计者吕彦直先生。这位以设计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碑、广州中山纪念堂而闻名于世但却英年早逝的天才设计师，最为世人所关注的是其在建筑设计方面的卓越才华，而关于他的身世，特别是他与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一家，以及他与事业伙伴黄檀甫之间的两段旷世情缘，却不大为人所熟知。限于篇幅，拟另起《吕彦直·天才建筑设计师的幸与不幸》一文以记之，如有兴趣，到时不妨一阅。
最后再来一组老照片，看看在风云变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山纪念堂所见证过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
1936年，陈济棠反蒋失败，8月17日，蒋介石与广东省新任文武官员
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的就职典礼上合影。
日据时期的中山纪念堂
日据时期的中山纪念堂
抗战胜利，国民党第二受降区在此接受日军投降。
1945年9月16日，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在此签署投降书。
1958年1月24日，毛泽东与董必武参观中山纪念堂，接见广州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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