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写作

　　话题本无所谓新旧，比如我们现在要谈论的题目就曾经是一个又古又旧的题目，自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总论》之后，已很少有人再倡此论，钱钟书先生曾高屋建瓴地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至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然而，理性上证明了的东西往往不一定能说服鲜活的感觉，近年来，在江浙一带从事写作的一批小说家身上便洋溢着一股与其他地区，尤其是同样活跃于文坛的“陕西作家群”、“北京作家群”、“山东作家群”和“东北作家群”不同的风味，它自然而然地让我们重新想到南方写作的存在。去年，读到费振钟君的书稿《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很引发了一些共鸣，当他将现今的、哪怕是相当年轻的写作者与南方文人文化联系起来后，一条清晰的筋脉便凸现了出来，这样，感觉的东西似乎找到了深化的通道，而可能是阅读和鉴赏中偶然的发现也因此与历史打通而呈现出必然的指向。
　　不妨依然从感觉说起，凡对南方的小说家给予关注的读者也许都会产生如我们一样的体验或者疑问，都会对他们那种伤感、怀旧、精雅、女性化的方式留下深刻的印象。叶兆言、苏童、鲁羊，都是写旧式生活题材的好手，如《夜泊秦淮》、《妇女生活》、《<SPS=0889>歌》等。在这些作品中，他们毫不避讳地表现出自己对臆想中的生活场景的感性兴趣。《妻妾成群》是苏童写实的试验品，它的惊人之处便是对那种旧式生活的精细刻划，这种感性主义轻而易举地酝酿出诗情画意而使它们无言地透出一种近于颓废的抒情心态。叶兆言的《挽歌》系列将一种伤感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爱情，还是生命，抑或事业都被笼罩在一股人算不如天算的宿命论的气氛里。
　　江南的青年才子们又都是描写女性的高手，女性在他们的笔下各自显现出富有魅力和意味的侧面。费振钟认为《状元境》是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带有原型意味的女性崇拜的作品，作品里的“沈三姐”将她周围的俗世环境映衬得那么黯然失色，与她相比，男性世界显得那么窝囊、滑稽和可笑。在叶兆言看来，历史正经历着“阴盛阳衰”，人的生存成了一大疑问，而疑问的焦点集中在沈三姐这样的女性身上，她成了状元境唯一能够体现生存价值的人，她因此而成了重塑世界、铸造男性的可能。储福金在《紫楼》系列里表现出的女性观或理想的女性观似乎有着深刻的东方印记，在他的笔下，那些娴静、内忍或心平气和的女性刻划得别有风致，而那些播弄生活的带有浪漫色彩的人物多少显得勉强。苏童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他试图再现的是女性如何面对自身，如何面对所处的困境。因此，不言而喻的便是苏童的妇女故事几乎都是悲剧性的，她们的个性各有差别，但有一点似乎是根本的，她们无法使自己成为一个天然自在的女人，她们几乎都有着饱满的生命情欲，但是她们又总是面临着生命力不能自由张扬的苦恼，而更要命的是她们又都无法摆脱自身情欲的困扰。
　　写作女性与女性化写作在这批江南才子这里似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似乎因了对女性的描写而使他们呈现出凄艳、阴柔、优雅的风格，而这一点，似乎又是他们偏于艺术和形式上的精致的内在基因之一，南方加上女性似乎就是天然的精雅，他们的作品首先在人文地理上展示出江南湿润中的古雅境界，这古雅来自曲水深巷，来自布满青苔的石板桥和斑驳的砖木结构的粉墙楼宇，来自在微风中无声飘动的丝绸旗袍……而女性的意象便在这种背景中显现出来，她们仿佛如真丝绢帛上勾勒出的淡影，年轻的苏童、叶兆言，更年轻的鲁羊、韩东等等小说家们用南宋长调一样典雅、绮丽、流转、意象纷呈的语言，来呼应和共同制造这种效果，有时，对这种语言风格的迷恋替代了对作品所指世界的兴趣，制造一座精致的虚幻如七室楼台的语言宫殿成了他们专心致志的工作。
　　说出这些感觉并不困难，困难在于指出，这样的感觉如何来自南方。在这里，费振钟的历史主义解释确定大有启发，从六朝到明清，到近现代，直到我们上面提及的这批青年作家，绵绵不绝，世世相袭，成为江南士风的代代传人。文化世族，以其血缘关系的亲和力，稳固地灌输、传导着士阶级文人精神价值系统，从而保证江南文人在世代相传的时间过程中，保持他们凝固的精神基因，这种精神上的“家族”相似性，使江南文人文化的传递往往不是由后天学习而成，而是心智本源的水流暗通沟连，因此，对南方士风的文化谱系研究或可为今天的南方文本提供历史对话甚至形成互文的前提和基础，这样，即使是新生代的崭新的南方写作，我们倾听到的也不仅仅是这批新文人的心智图景，它同时又是江南士风固定波长的清晰回声。
　　江南的地理、地貌以及那潮湿阴郁的天气，对南方写作自然构成了格调上的影响，而由长期的历史人文变迁形成的辐射力对江南文人的心智构成可能更为巨大和深刻。我们可以轻松地指出，象南方、江南、南京、金陵、建康、苏州、吴越、广陵、扬州……等等早也不是地理沿革上的称谓，而已积淀有特定的人文内容、形成了特定情绪指称的意象，即以南京而言，它就是历史上亡国惨剧发生频率最高的一个地方，明朝的建文、弘光，五代时期的南唐，三国孙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沧桑变故，迭见层出，宛如走马灯一般，真正是“南朝自古伤心地”。遥想六朝时期，北方土族不堪动乱，大举南迁，本已是伤翮喋血，痛不能忍，未思南方又绝非想象中的乐土，旧愁新恨，谁人与共？而六朝以降，中国政治上的南北之争，几乎都是以南方的失败而告终，这对南方文士心理的创伤是无以言说的，所以，伤感、怀旧、耽于冥想几乎是江南文人的固定心态。“诗可以怨”，借用钱钟书的解说，对南方文人来说，早已没有了欢乐的文本，而都是哀伤的“有我之境”。这样说来，我们就不难揣度眼下这批江南才子的心理了，比如，叶兆言、苏童与南京有没有关系？青年画家李小山这样谈及南京：“南京是比较好的，它至少还符合我的心境的需要，南京是有文化底蕴的，优雅，文气，不愠不火，带有人情味，而且保持着对于文化的一贯的重视，南京有美丽的树林，使人们感到自身与自然界的血肉之脉未断，南京有众多的古迹，使人想起它曾有的历史地位。南京的生活节奏不快，商品经济的台风还没有鼓起人们过分热烈的私心和肉欲。还有，南京的污染不算多，书店倒不少……”(《大于想象的事实》)这种感受怕是颇有代表性吧？它说明，南方的这批青年作家还能从南京感受到它的文人化的氛围，它还能明显地传达出历史的消息，比如与同为古城的北京相比，它的几乎无一完整的宫廷建筑恐与后者完好如初所显示的成功者的恢宏无法同一而语吧？难怪不只是南方的写作能接通江南文人的血气，而新时期的新文人画也发韧并能持久于南京，大概不是一种巧合和偶然吧？古老的人文环境使青年作家们自然地选择了向后看的写作姿态，而这种写作姿态恰好使他们从当下即时的现实中退出来，以想象的方式进入了已逝生活的时空，而这样的想象在上述的前提下自然只能进入一种命定的状态，使他们更加深以至自觉地将自己融入古典士风之中从而铸造出新一代文人角色。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显然，这一过程的不断行进使他们越发不能适应现实从而使他们的写作带入了新的伤感，文人地位的丧失，经济大潮的冲击，纯文学的解体以及人文精神、传统价值伦理的沦丧，使这批才子在传统文人的国仇家恨之后形成了新的感伤情绪之源，写作成了他们的避身之所。较为有趣的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和写作方式都与北方作家形成对比，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下海弄潮的，他们不止一次不无沮丧而又心安理得地宣称：“我只能写作。”而他们当然也应该知道，这种退守的逃避的写作已暴露出他们的偏执和无能，一旦接触社会现实，他们便显得笔力颓弱。耽于想象和感伤已使他们第一无法客观地正视现实，第二更无力以史诗的笔触去表现现实，如果言重一点，难免有镜花水月之憾。
　　我们上面说的可能是根本性的大前提，明乎此，一切均可以得到解绎，伤感、女性、唯美实质上是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的失意和现实的无奈，几乎每一次都迫使文人退守到自己的田园、书房和居室，既然不可能或金戈铁马，或日理万机，那不妨返诸自身去寻求器官的刺激以证明自己的感觉和存在。南朝与明季，都曾有过近于病态的女性崇拜的历史，而从心理上讲，在遭到挫折、失落或困惑时，文人们便不自觉地投向女性的怀抱，如同怀旧一般，去寻找一种温馨、伤感而又虚幻的呵护。另外，更为深刻的是，自屈原开香草美人之先河，从审美上讲，作为隐喻和象征，女性的刻划又是文人的一种生命投射，是一种意象，一种符号，是文人意识的一种延伸和再创造，以女性自况，以女性自喻，诉说着文人的理想和无奈，女性的意象成了南方文人的缩影，它实际上是文人伤感主题和自哀自怜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自然延伸。新生代的南方写作者也许早已失却了江南温柔地与秦淮梦艳乡的生活土壤，不必去也不应该去比况新旧文人的生活方式，但作为文人自创和承传的写作母题，他们几乎接续着前一辈文人对女性的审美策略，费振钟曾指出：苏童的女性系列的最终指向是通过封闭来达到自由，其实，世世代代的南方文人也总是在认命之后关闭了通向外界的道路。因此，“‘妇女乐园’终究只是江南文人的理想和归宿；他的‘宿命’和‘自由’主题也不能不是江南文人的精神主题。”
　　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失败和屈辱，一方面是经济上的优裕，构成了历史上江南文人畸型的生存环境，与女性兴趣并重的便是追求声色犬马，历史上的江南文人或冶游山水，或恣肆声音，培养起了敏感纤细的审美触觉，作为政治上失意现实上抵触的“代偿”，他们的审美得到超乎寻常的发展，并形成了相应的唯美唯艺的“丽辞”写作范式和理想，这理想体现在四六骈赋上，体现在沈约的声律学说上，体现在明季文人的抒情小品上，体现在朱自清栉次鳞比的“比类”上……。中国从古到今的文学运动几乎都是从北方而南方，也几乎都是首先建立在功利或政治机制下的(北方是中心，南方是边缘？)然而，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当这些文学运动南渐之际，就是南方对它们的改作重构之时，以柔克刚，以阴化阳，以审美代功利，无一不使其趋于软化，最后沦为美丽的外壳。江浙一带的新文人便是在这样的人文传统之下如植物般长成的，因此，有趣的是，他们不少人(比如叶兆言、苏童、鲁羊、韩东……)曾是在北方揭蒙开翳，开始了他们的文学启蒙，而回归南方之后又都消融了青春的热情和社会启蒙的动因而归于纯粹的艺道，现在的南方青年作家早没有了如六朝那样的“华丽家族”的物质优裕，现代社会的特征已变而为文化审美与物质享受的悖反与分裂，对美文的写作也因之在更纯粹的意义上成为文人精神的自我写照和自恋，但在其实质上，仍不过是古文人生活方式的现在版本，是一种以自己为对象的消耗性精神消费。
　　作为在南方长大并在同样的文化熏陶下成长的我们来讲，对这种新文人的南方写作确实是相当欣赏的，费振钟君内心深处大概也是如此，否则，作为一本专著，对那些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偏颇为什么不置一辞呢？南方的写作是美丽的、艺术的、智慧的、富于书卷气和宜于欣赏的，但正如我们在谈论时已断续提及的，它同时也是退避的、保守的、空洞的，形式大于思想，想象多于实在，感伤多于强健，承传多于出新，消费大于生产，尤其是从本质上承接了传统文人自卑、内向，满足于把玩的思维方式，使其缺乏把握和进入现实生活的能力。有些人认为南方的这批作家喜欢怀古是个题材问题，其实根本上是个命定的角色问题，但当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忽然明白，南方的写作可能存在着一个救赎的说法，但根本的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定位，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建构，中国文人上千年的道路已说明，文人一旦进入社会，便被纳入现实的轨道，而这，便是他被异化丧失自由人格的开始，但这能成为新一代文人的借口吗？我们倒宁愿他们入室操戈，反出山门，以巨大的勇气去关注人生，以牺牲个人的闲情作为代价而创作出大家手笔。事实上，南方作家也已有一定的写作历史了，然而不能否认人们对他们的遗忘、失望与搁置的增加，我们不希望他们只是老派文人的重复，那将是他们生命和才情的巨大浪费，而愿在保留那份精雅的同时能有新的“突围表演”。
　　　
　　一九九五年春，二稿于如皋
　　　
　　(《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之一，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晓华/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