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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在其教科书“经济学”中曾讲到今日匈牙利的一场争论：“小地主党”要求将土地产权退还给在土地改革中分到土地的农民，“但其他人则问：为什么停留在这一层次上？如果私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为什么不恢复土地改革以前的情况呢？”(“经济学”，中译本，下册，第386页)。我们还可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不退回奴隶制呢？须知，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啊。乍听起来，这一追问似乎抬杠。但若静心细想，我们实可从奴隶制问题中悟出关于产权的深刻道理。 当今国际学术界研究奴隶制的领衔学者，当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他与合作者英格曼(Stanley Engerman)于1974年出版了“十字架上的时间：美国黑人奴隶的经济学”一书，开创了奴隶制研究的新阶段。福格尔个人又于1989年出版了“不经同意或契约：美洲奴隶制的兴衰”一书，这是他的奴隶制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文无法全面介绍这一博大精深的著作，而仅能就其中与产权理论有关的部分，做一点评介。 福格尔指出，美国通过南北战争的奴隶解放，与英国对西印度群岛(今牙买加等地)的奴隶解放，有一极大不同。前者没有尊重奴隶主的产权，而后者则以尊重奴隶主的产权为宗旨。1833年，英国议会在废奴运动压力下通过“废奴法案”，其中给在西印度群岛的英国奴隶主巨额货币补偿，并规定解放后的奴隶仍必须至少给原奴隶主当四年“学徒”。这是西印度群岛奴隶主对英国议会院外活动的成绩：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奴隶解放是对他们的“奴隶投资”的回报的剥夺，如不给以货币补偿，便是不尊重产权。意味深长的是，对于这种论点，竞连英国废奴运动的活动家也感到难以反驳。废奴主义者担心，一旦奴隶主的产权可以不被尊重，是否意味者资本家的产权也可不被尊重呢?这一顾忌,是英国废奴法最终给以奴隶主巨额货币补偿的原因。 美国的奴隶解放过程与英国截然不同。福格尔指出,南北战争的死亡总人数为60万，是19世纪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战争，平均一个阵亡者换来6个奴隶得解放,并对奴隶主无任何货币补偿。这是不是合理的呢?福格尔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强调，一旦南方成为独立的奴隶制国家，不仅奴隶还要失去自由更长时间，而且全世界范围的“下层阶级”(lowerclasses)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也很可能受到挫折。这是因为在1840和1850年代，无财产的“下层阶级”尚在争取民主普选权和罢工权的过程中，其结果尚不明了。就连当时英国“自由改革派”的著名思想家麦考利（Thomas Macaulay)也不认为选举权可以没有财产限制，并同意用军警镇压罢工(RobertFogel,“WithoutContractorConsent”，p。414，Norton，1989)。 在19世纪中叶这一“下层阶级”争取登上民主政治舞台的关键历史时刻，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理论家不仅为奴隶制辩护，而且为一切不平等辩护。他们真心认为，杰佛逊的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不平等是自然和社会的本性，不过，上等人有着关怀和保护“下等阶级”的责任而已。福格尔指出，不难想见，南方成为独立的奴隶制国家后，会给欧洲的反民主保守势力极大的鼓舞。反之，南北战争对奴隶制的无货币补偿的摧毁，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范围的“下层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尽管奴隶主的产权没有得到尊重。 福格尔对英美两国奴隶解放不同历程的研究昭示，尊重产权并不是社会契约的出发点和第一原则。这不是主张不分青红皂白地不尊重产权，而是说：产权明晰重要，但更重要的指导产权安排的政治哲学。同一个“产权明晰”的口号，可以包含着十分不同的指导产权安排的政治哲学。例如，在我国当前“抓大放小”的企业改制中，厂长“持大股”是“产权明晰”的一种形式，而职工广泛持股是“产权明晰”的另一种形式，还有德国“共同决定法”式的经济民主，也是“产权明晰”的可行形式。 原载《读书》1999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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