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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没有义务满足汉学家所构造的位置与形象，更不能按照汉学家所设计的路径发展。 西方学者为何要对中国文学“厚古薄今”？ 胡淼森 2007年，德国学者、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在世界汉学大会“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议上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言下之意是当代文学走向大众化的同时过于粗俗，现代文学则更为精致高雅。汉学家对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迥异评价，引发了中国学界巨大争议，一时间，“五粮液”与“二锅头”的譬喻成了热议话题，旁及许多有关中国当代作家是否专业和刻苦、是更多压力还是更多欲望、外语水平和作家写作有多大关系等争论。有人说顾彬“爱之深责之切”，有人说他对当代作家不够尊重，也有人说汉学家挟洋文以自重……然而，在这一系列被传媒加工、夸张、脸谱化和庸俗化的事件当中，真正的学术问题却有被遮蔽的危险。要认清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必须从汉学家自身的谱系、话语与立场出发。 “厚古薄今”并非个体事件 顾彬为什么要扬“现代”而贬“当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指出：“五粮液”与“二锅头”的比喻只是表面，顾彬暗含的逻辑在于，现代文学价值高于当代文学，但现代文学作家要为这种状况负责，他们颠覆中国文学的古老特征，其消极影响却要由1949年之后的当代作家来承受，这是某种“虚无主义的隔代效应”。按照这种说法，当代文学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始作俑者则是现代文学。 顾彬最为心仪的中国文学不是现代也非当代，而是古代。这要从顾彬对于中国文学的兴趣说起，他1967年大学期间阅读了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从此抛弃了神学专业专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的学术视野很快深入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史，后者成为他构想的中国“大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二锅头-五粮液”事件之后，顾彬本人反复申说内心深处的一种“委屈感”，他不理解像自己这样一个四十年来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的人，为什么人们在热议诸如自己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话题时，忽视了自己的这种爱。对于自己的观点，顾彬进行了学理上的说明：“以貌似客观、积极的方式来谈论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却是无益的，这也与观察者缺乏应有的距离有关……当代文学……依然在语言上、精神上以及形式上寻求着自我发展的道路。这不仅仅在中国如此，在德国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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