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老税务

 圆角望 2015-07-29

  这是新政权的第一次征税,我负责100多户。小商贩、小业主、房地产主。

  公私合营一开始,不少人说:这回好了,公家征公家,哪个还会偷税漏税?

  1951年初,我去市税务局报到,蛮简单,给我一只讲义夹儿,一本纳税户名册。领导说,新中国刚成立,哪都需要钱。你们告诉欠税的人,不交,就是无政府主义。越拖,罚钱越多。

  打开名册,我要负责收100多户。小商、小贩、小业主,还有房地产主,各有地址。估计是旧政权留的资料,按图索骥吧。小贩交多少?房地产主交多少?档子有的哎,一个月两块、三块、五块、十块(按新币)都有。

  这是新政权的第一次征税,有的小摊贩说,共产党为穷人翻身,还要我苦人儿交税啊?你看我,我等你。等哪个先交,不交有什么套头?好在税务员分地区有好几个,大家互相交流。

  小摊小贩还好,划类别,规定税收档子。店家看生意大小,划定几个不同档次。我夹一本讲义夹儿,天天去堵人,天天碎碎烦烦去讨。催税如催债,我18岁,脸皮薄不来的。做小本生意的,好歹都拥护新政府,一个突破,带动几个。交一户,名册上划一户。

  房地产,就麻烦了。一进去,房子蛮大,孤老太一个,一问,还没有经济来源;也有失业的,他说米缸都空的;也有刚从“逃亡者”手上买进房的,本身凑凑刮刮,还欠了债务;有的房主跑了,住了保姆、佣人。怎么收税?

  只好列出来,甄别,填表,要居委会证明,报局领导批,暂免几个月。对那些必须交的,告诉他们噢,再拖,要罚的。

  公私合营一开始,不少人说:这回好了,公家征公家,哪个还会偷税漏税?

  以前啊,我也不是会计。10多岁从绍兴到杭州,在复兴街369号过塘行做杂工。过塘行,就是从钱塘江货船上运山货、茶叶到货栈,到茅山河,还有木排短驳。老板看我勤快、老实,要我每天跑银行,进账钞票存进去。

  三年学徒,共产党来了。码头工人成立工会,我最早参加,还进夜校学了文化。工人阶级,自豪哦,我表现好,工会要输送积极分子到税务局,我被推荐去了,吃公家饭了。

  第二年,调我到饮食服务行业当“辅导员”,饮食同服务,是两块,我负责下城区100多爿店家。“辅导员”,好听哎,除了征税,就是协管。譬如店家经营啊,政策指导啊,帮助改善啊。同规模的店家,别家营业税交上来了,你为啥做不到?这就要找原因、勤分析嘞。有的老板税交不上,人蛮客气:来来,阿三炒菜,徐同志在这吃饭,公家事情,个人嫑(biao)饿肚皮。我说,吃了你的饭,我要生“毛病”的。

  公私合营一开始,不少人说:哦,这回好了。为啥?机铁联社、丝织联社、棉织联社,都姓“公”了,没有资本家了,公家征公家,哪个还会偷税漏税?说说的啦,只要有商家,偷税漏税永远是存在的。

  有一天晚上,我在性存路散步,就是现在的庆春西路,当时蛮狭的。走到小车桥监狱对面,一幢二层楼房,咦,楼上电灯煞煞亮,人头蛮多,我有点奇怪。 “咚咚咚”上去,一个大房间,好几张办公桌,崭崭齐坐了不少人,都在忙图纸,挂的牌子是“王茂记测绘事务所”。

  我说哪位是负责人?一个戴眼镜的过来,说我是,搞勘测设计的。我拿出税务员证件,要求看账册。他说,哦,都是勤工俭学的,免费两顿饭,社会服务为主,不是纯营业。我说会计总有吧?他说有的。

  走到会计桌边,我说麻烦看看账本。会计一拉开抽屉,头一眼就看见工资表。老板看会计,会计看老板,没话好说。我说恁(ren)咯的,抽屉里的账册都打包,你们盖上印子,我打收条,拿回去查账。他们没话好说。

  回到局里一细看,这“事务所”根本不符合免税,进出账款还蛮大。一算,要补交两年税务,数目大的。“事务所”的头儿认错态度好,局领导同意只补欠税,滞纳金免除。他是千恩万谢。

  一部脚踏车,一肋路按厂址骑过去。偷漏税案子,靠的是税务员一双眼睛。

  这种偷漏税案子,靠的是税务员一双眼睛。有一天我路过众安桥旅馆,奇怪,有人扛了整匹绸缎走出来。我进去一看,有个房间,堆了不少绸缎、被面。我问旅馆,说是常住户。再问常住户,说有“绍兴丝绸联销处”外销证明。我一看,期限过了,当然这是工商范围的事。我问了一句:营业税怎么交的?他说,老板说我们回绍兴交。我说,不对哎,按规定,营业税应该交在当地。

  不交当地,绍兴怎么晓得他们每天营业额是多少?还有,生产厂交所得税没有?肯定有问题。回到局稽管组,我一汇报,组长马上同意配我一个人,跑一趟绍兴,核对“联销处”在各厂的进货。

  交通哪像现在这么方便哦,不少地方不通车,要步行,要坐船。正好年关,工作多,我和同事说,骑脚踏车去好嘞,华舍、齐贤、柯桥、安昌,一肋路按厂址骑过去。当时出杭州就是钱江一桥,骑啊骑,天暗了,客栈找不到。都是小年轻,思想好,你不说停,我也硬了头皮骑。骑啊骑,路不认识了。

  没有月亮哎,前不靠村,后不着店,越骑肚皮越饿。骑到路尽头,一条河,人都呆煞啦。还好,“咕吱咕吱”,一条船划过来了。我说到哪里?他说你要到哪里?好啊,价钱也不问,脚踏车先扛上。一夜没有困哦,亏得6月份,不太冷,天亮落船,再找厂家。

  本来打算跑一个礼拜,结果连夜跑带查账,4天就回来了。这一查,这“联销处”漏税大了。大到啥程度?大到补税的钞票一次性交不出,恳求分期三次,每次一只50斤的干面(粉)袋儿装钞票,前后三袋。

  下城区税务局在东街路883号,那年在思澄堂开全体大会。范仲玉副局长立在台上表扬我,我被评为了“年度先进”。

  杭州首征屠宰税,年脚边杀猪杀羊,杨梅岭、翁家山、梅家坞……挨家征。

  1958年5月,大精简。吃“财政饭”的人,不少下到了工厂、农村,搞大跃进、大炼钢铁,我也下去了。三年过去,都说回不去了,安心做工吃饭。哪晓得,1961年10月底一个通知,要我回局里报到。还是记得我的哎,我常说,兢兢业业工作,没有错的。

  回到局里做啥?杭州第一次征收“屠宰税”,派我收西湖区几个公社的税款。年脚边到了,杀猪杀羊,挨家征。我一只钱袋儿,一部私人脚踏车,杨梅岭、翁家山、满觉陇、梅家坞、金沙港,当时都称近郊农村,人烟稀少,住得也没现在这么集中。

  我每天一早从长庆街家里骑出,到最近的村子,至少一个多钟头。哪家杀猪宰羊,没有名册的哎。靠啥?就靠脚踏车翻山越岭。每到一处,大队书记陪同,寻到屠宰人家。杀白肉一称,你无论是卖、是亲朋好友分吃,都得按市价的8%收税。1斤肉7角,交6分钞票。农民兄弟忠厚啊,没话说。我收一天,最多二三十块,算大钞票嘞。当时治安好,不担心盯牢我劫道的。

  大年三十,下大雪,骑梅家坞,天黑了,人全身雪白。大队书记说,来来,徐同志,年夜饭吃了再说。我说吃不来的。他泡了杯热茶,听说有杀猪的,我喝了口茶就说去。晚上我回到家里,9点多了,娘老子年夜饭都吃好嘞。

  都说那年头“冤假错案”多,尤其涉及财税。一不小心,上纲上线。税务员一句话语,人家要苦一辈子。

  上城区有家大集体企业,厂名我不说了,因为厂长还在。计划经济嘛,原材料是按产量的多少下拨的。用不完,上交,或者第二年扣除。有一封检举信,说这家厂长擅自将原材料外卖。这还得了啊!市府马上组织联合调查组,财税局指派我参加。

  我当然先查账喽,有疑问,再座谈、走访。几天查落来,我看问题也不像检举信说的那么大。卖掉的原材料也不多,买方是本厂的外加工单位,厂长也没得一点好处,出发点是为工人谋福利。更重要的,所有卖出凭据一张没少。

  我实事求是写报告,这也是调查组最有“分量”的报告。厂长免了一场冤枉官司,这在“文革”前夕,也算解脱了一个人的厄运。

  发现计划内材料用作福利的问题,真要捅破了大娄子,哪个说你好?

  “文革”后,我在二分局管二轻系统,有一家生产工业用吊扇的电扇厂,是纳税大户。这厂供销不愁,纳税稳定。到了改革开放,所有“二轻”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比“全民”来得快,民用电扇需求旺了,工艺漂亮的,供不应求,纳税也多了,这当然好事喽,税务员省心。

  有一天,我看全国电扇行业资料。咦!上海华生电扇厂的生产成本,怎么才60多块。杭州这厂,同等产品,成本要100多。我想不对哎,弄错啦?再看苏州、嘉兴电扇厂的资料,成本也比杭州这家低。怎么回事?

  资料给这厂的财务科长看,他笑嘻嘻地说,你最好给厂长去看。我给厂长看,他也说“咦?”要去核实一下。我看他,也是半信半疑。

  我同厂长去了上海华生。华生的厂长与杭州这厂长有业务关系,认识的。他说成本资料是不能给人看的,既然你们来了,破个例吧。拿来一看,哇,除了采购成本要比杭州这厂便宜,工时费也低不少。尤其外加工,某些部件杭州这厂“放”得太高。后来这厂就抓成本控制了。亏得抓得早,不抓,市场一放开,早晚要淘汰出局的。

  想不到的事情也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家追求生活水平,不少工厂做起了立式电扇。不是卖,是当福利分给职工,或者半送半卖给关系户。工艺好的企业,做得真叫个漂亮。你看我学,刮杭儿风了。

  杭州这家电扇厂吃瘪嘞,销售直线下降。有一天,厂长拉了我的手说:老徐啊,你要帮我们反映反映的哎。财务科长说,再落去,我们交税都要打折扣嘞。他们带我看了积压的电扇产品,1千多人的工资,都要从这里发的。

  我可以不管的唉,但吃一家管一家,你总要为纳税人说话的。那些用电扇做职工福利的厂家,也不好说是坏事。但国家的税呢?流失是肯定的。这要是往上反映,肯定得罪人。

  办公室的人也说,老徐,不犯值(不值得)的,这事情,哪个不晓得,你去戳破它做啥?我左想右想,我要不管,这厂就会看不起我们税务员。为纳税人服务,是我的职能。

  你要管,得有凭据啊。有多少自做电扇的工厂?数据怎么查?想了一个晚上,有了。做电风扇,一只电容器肯定少不了。杭州惟一生产电容器的,是无线电六厂。找这厂了解,肯定没错。

  第二天我去了,一看供货合同,有50多家非电扇企业订购电容器,10多万的数量,这意味着什么?10多万台电扇哎。我挑了几家大单,去了解:有多少做职工福利的;有多少卖给关系户的。

  典型数据出来,我就写报告。这时,还真有人拦我:不要往上送了,譬如是你练习写文章了。你想想,这中间还有一个计划内材料用作福利的问题,真要捅破了大娄子,哪个说你好?我说为国家税收着想,理解我的人总会有的。

  报告上去,市府立即成立了专门调查组。查清确凿后,向全市各企业发了一个文件,阻止了这股风。事后,这家电扇厂很感谢我,税务上也相当配合。当然,对我有看法的也有。

  连续几个月出现产值、销售与利润的大起大落。我问财务科长,为啥?

  是的,当税务员,看看报表,收收税,本分做好,没人会说你错。但是,你要能深入参与经营,从另一方面说,也是为征税在做工作。八十年代后期,杭江仪表厂连续几个月出现产值、销售与利润的大起大落。我问财务科长,为啥?他也说不清楚。

  我到车间、仓库一了解,哦,看出苗头了,是成本管控的问题。为啥?因为不少生产班组领出原材料后,当月的半成品做出,不入库的多。没有实数入账,又不及时退库,全部作为当月消耗摊入生产成本,当月的利润就低了。到了第二个月,原材料摊得少,半成品摊得多,利润蹿上来了。那么,半成品继续保持原状呢?就成了账外物资。

  还有的零部件进价较高,仓管员没经规定手续,就与低价进来的零部件混用,高进低出,成本不准。有的材料库存时间过长,仓管员自说自话报废,也是造成利润起落大的原因。

  我向厂长提出调查结果,厂长决定全厂盘点库存。结果,账外物质有25万多元。在二十五年以前,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后来,该厂重新核定库存原料,又确定了半成品入库工序,要求库工必须认真执行。

  与工厂打交道多,问题看得多,又经常写材料,文笔也提高了不少。我常常试探着写一些财税小文,投给《浙江经济报》。采用了,我也有了信心,《中国税务》、《财务与会计》也投,也有刊用的。不久,二分局就调我到拱墅区财政局,当了局长秘书。

  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不满足一个岗位的现状工作的。当秘书不久,我向局长提出搞一个《财税信息》,刊登基层信息。

  这一搞,局领导掌握的信息量大了,决策时也有了更多的依据。1988年到1992年,拱墅区的财税信息工作,一直走在全市系统的前面,常受到市局表扬。

  晓得你能决定他交税多少,谈几句“天”,厚厚的一只信封就放到你桌子上了。

  我退休的日子快到了,1993年9月,有一天局长和我说,老徐啊,手续办了,工作还要做的哦。做啥?办公桌子搬到一楼去,成立“税务事务所”。

  那时候,政府的行政管理与行业事务正在逐步剥离,不少原来政府管理的工作要由行业协会去承担,社会发展的需要嘛。为此要成立各区的“税务事务所”,具体管理区域内各企业的产值核查、调查统计、纳税数额核定。市局领导为此专门找了我们局长,问徐鸿椿是否要退休了?是的。不能让他“走”哦。所以说,区“税务事务所”的筹建,也是市局指定我的。

  这是对我的最大肯定,确实,这项工作责任很大,需要诚实、公正、有责任性的人。当时配给我两个助手,一个财税新手,一个身体有点儿差。从跑执照,到开展第一笔业务,这中间,真的事务繁多。

  “税务事务所”的工作一展开,求你的人就多了。当时搞不正之风的出手很大,晓得你老徐能决定他交税多少,谈几句“天”,厚厚的一只信封就放到你桌子上了。也不明说,拍拍屁股要走。我说,来来,信封请你带走,不要害我。到一些公司去办事,也是,厚信封一只。我假装没有看见,办完事就走,对方也不好提醒:“老徐,信封拿去噢!”

  我在“税务事务所”一做就是14年,常说的一句话: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千万不能贪小。杭州人说“门角落头撒污(屎),天总要亮的”。每一个新来的人,我都要提醒。有一个杭氧退休人员到我这里,每次下公司查账,不拿人家好处,背脊硬啊,就敢认真。

  有一次他发现某公司将应收账款不入当月的账,而是挂在“银行来往”上。他告诉我,马上查上月的账簿,一查,还是挂在“银行来往”上。再往上翻,也这样。你说,逃多少税了?补吧。要是你拿了他们一只红包,还敢说?等到他将款子往别处一转,娘老子都说不清了。

  以前我在财税系统,评上过5次年度先进。到了“税务事务所”,反倒挨过一次大会批评。那是1998年,专业生产出口小电视机的杭州电视机二厂,向我反映,原材料涨价幅度大,外贸补贴还是原来标准,太少。希望事务所能向上级反映反映,争取一点补贴。

  “事务所”也算是行业协会性质哎,应该为企业反映的。因为“外贸补贴”的决定权在市里,我给市领导写报告。哪晓得市府的“简报”发出,区长看到,在财税系统会上不指名批评我了。

  哎,办事情,光有好的出发点也不行。经济转型,“游戏规则”还在,这也算是个教训。

  读稿人语|莫小米

  平平淡淡是人生

  本期主人公从建国初开始,经历各个转型期,做了一辈子税务工作,当初他来自荐,我觉得可以填补《倾听》版的题材空白,就说行啊,讲讲看,有没有故事?

  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总的听下来,离“大起大落跌宕坎坷”尚有距离,我如实告知,让他再回忆,他说了句话,打动了我。他说,做这行,是有些死板、枯燥,说得好听叫严谨。要跌宕坎坷的话,大概只有犯错误了。可不是吗。

  建国之初,新的政权,一张白纸,第一代税务人员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敲门,开始了最初级的税收,逐步完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78年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税收制度;1978-1993年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税收制度;1994年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制度——老徐可算是个见证人。

  能完整地见证这一切,平平淡淡,是立身之本。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