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青岛大学_红楼梦导读_ 第五章《红楼梦》艺术论

第五章《红楼梦》艺术论

 

一、叙事结构

 

《红楼梦》作为古典小说的高峰，在艺术结构的安排上也是独树一帜、登峰造极的。

吴宓曾说：“凡小说中,应以一件大事为主干,为枢轴,其他情节,皆与之附丽关合,如树之有枝叶,不得凭空架放,一也；此一件大事,应逐渐酝酿蜕化,行而不滞,续不起断,终至结局,如河流之蜿蜒入海者然,二也；一切事实,应由因生果,按步登程,全在情理之中,不能无端出没,亦不可以意造作,事之重大者,尤须遥为伏线,三也；首尾前后须照应,不可有矛盾之处,四也。以上四律,《石头记》均有合。”《红楼梦》切合小说的结构安排，从总体来说，它的结构是“织锦”式的，这种结构的显著特色就在于用结构主线结成网眼，展开情节。书中第五十二回写晴雯补裘时，关于她的织补方法：“先将里子拆开, 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弓钉牢, 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 然后用针缝了两条, 分出经纬, 亦如界线之法, 先界出地子, 后依本衣之纹来回织补。”《红楼梦》的结构正如晴雯补裘一样，先用结构主线分出经纬，再用丰富的材料做成的彩线来进行织补，最后才制成了这幅五彩斑斓的艺术巨锦。

因此，小说从描写对象看, 可分虚、实两大板块, 即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 从情节发展看, 可分经线与纬线两大线索。

（一）虚线

太虚幻境和现实世界是《红楼梦》所描写的两个系统，作家在作品中设置出于太虚幻境，既有艺术塑造的考虑也有现实因素的考虑。

在艺术塑造上，太虚幻境的设置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神秘色彩和感染力，同时借由暗示勾勒出人物的轮廓，进行反复皴染。如作品第五回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 窥视“薄命司”所藏《金陵十二钗》正、副簿册判词及众仙姑演唱仙曲, 暗示出主要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在前八十回中, 《金陵十二钗》正、副簿册榜上有名的人物从出场到结局写完整个过程的只有晴雯和秦可卿。晴雯的判词是“霁月难逢, 彩云易散。心比天高, 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 多情公子空牵念。”可以看出, 实线中对晴雯的性格、品质、悲剧结局基本上是按照虚线中的这个提示进行描写的, 这不只对读者起到点示作用和埋下伏笔, 同时还丰富了作品的色彩。

 与此同时，这种虚线的设置更加密合情节的街接与发展。虚线中癞头和尚与跛足道人的身影在整部作品时隐时现, 是虚线与实线连结的纽带。如作品第一回引度甄士隐, 为香菱的悲剧命运设下铺垫；第八回间接写室钗金锁乃癞头和尚所赠，植下“金玉良缘”之由; 第二十五回写贾宝玉、王熙凤受魇魔法命危旦夕之际, 是癞头和尚与跛足道人施救得以死里回生。总之作品在情节发展的关键之处总会出现癞僧跛道身影。

在康乾时期文字桎梏甚严的情况下, 作家创作时不能不有所考虑。作品开篇便首先交代本书所写乃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 经茫茫大土、渺渺真人从石上抄写下来传之于世, 然后才再经作者“披阅十载, 增删五次”而整理成书，反复申明“此书不敢干涉朝政”，所叙不过是些“家庭闺阁琐事”，“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况且“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这段交代说明书中所写无所射影, 明显有逃避文字狱的意思。

（二）实线

在《红楼梦》的实线安排上，学术上先后有爱情主线说、贾府衰败主线说、盛衰爱情双重主线说、爱情主线盛衰副线说、凤姐宝玉主线说、石头主线说、阴阳五行结构说、两翼对称结构说等，个人比较认同盛衰爱情双重主线说，即实线由经线、纬线交织构成，宝黛的爱情和贾府的盛衰构成了两大线索。

(1)贾氏家族由盛至衰终至败落的悲剧线索。这一部分具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样完整的过程。第一至五回为开端部分。首先借冷子兴之口概括介绍贾氏家族历史沿革, 人丁状况, 犹如远镜头给人一个整体的初步印象; 其次通过写林黛玉、薛宝钗及相关人物进京, 把主要及相关人物聚集到贾府周围这一典型环境中来; 再次通过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对作品主要裙钗进行勾画。这样, 就为作品情节的展开作好了准备。第六至七十三回是情节的发展部分。这部分从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开始便由远及近, 打开侯门深似海的贾府大门, 多角度地展现其中的人物事件。这部分是作品中篇幅最长、头绪最多、涉及人物最广、矛盾冲突最为错综复杂的部分。这部分写贾氏家族兴衰荣辱, 脉络是很清晰的。贾氏家族最后的衰败尽管在第五回太虚幻境众仙姑演唱的曲子《飞鸟各投林》中已有所提示, 但具体描绘是写刘姥姥三进荣国府, 即是说以三迭式结构方法用刘姥姥这位农家老妪来见证贾氏家族的最后衰败。作品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捡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可看成是情节高潮的序幕。该回虽说是写傻大姐因拾“绣春囊”而引发对大观园进行大抄捡, 但其实质是主子之间、主奴之间、奴才之间各种矛盾冲突的大曝光。其后, 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第七十七回“俏丫环抱屈夭风流”等等, 都是为狂风暴雨来临蓄势。高潮的顶峰则在第一百零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骢马使弹劾平安州”, 革去世职, 抄没家产, 发往海疆效力赎罪。

(2) 围绕“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矛盾斗争形成的宝黛钗爱情婚姻的悲剧线索。

宝、黛爱情悲剧在作品中也是具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样完整的过程。作品第三回写宝玉、黛玉第一次见面就有着“曾经见过面”、“非常眼熟”的神交, 这一细节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说明二人情与意、志与道的合拍是纯真爱情的坚实基础。其后作品用大量篇幅写了二人的青梅竹马、相互爱慕、表露衷肠等等, 尽管二人出于礼教和身份的原因, 常常互相试探、猜疑、闹别扭, 甚至还出现过薛宝钗、史湘云所谓“金玉良缘”的干扰, 但二人坚贞的爱情这条线索是非常清晰的。

关于两大线索的相互关系及作用，前人已经做了比较深刻的分析。虚白《红楼梦前三回结构的研究》(1933 年1 月上海《青鹤》第1卷第4期)认为《红楼梦》可分为两大系“一系是宝、黛的姻缘；一系是贾家的盛衰”。小说第一回是在全书中心意识(盛衰聚散,都成梦幻) 方面作一种提纲挈领的说明,冷子兴叙述与黛玉进府则是贾府盛衰一个提纲挈领的总说明。王启忠《试论〈红楼梦〉的艺术结构》认为这两个中心“触类旁通，四处伸展，副线纵生，过渡合理，连贯自然”。李兴汉《〈红楼梦〉结构线索新探》认为“这两条线索互为经纬……它们各有自己的完整的发展过程，只有交叉关系，没有从属关系。”可以说这两条线索在全书交织发展，不仅在结构上彼此消长，而且在内容上也互相补充，是小说保持了结构上的整体性，同时又有内容上的灵活性，构成了一部厚重深沉、情感细腻的伟大悲剧。

二、写实艺术

《红楼梦》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与其本身的写实精神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首先，在题材内容上，虽然《红楼梦》以三个神话开篇，但是这三个神话其实都是为写现实做引导，为主题内容做铺垫，这一点下文中将详细论述，所以严格地讲，《红楼梦》的取材明显突破了神话、历史、民间传说等方面的内容，而是展现了真实的社会人情。笔者认为，以往的小说，大都只是写了社会人情或者是人生的某一个方面和层面，而整个一部《红楼梦》，完整多样而又真实地展现了人世的百态和人生的百态，读来更让人如临其境，丝毫不让人觉得虚幻。

在写社会人情的基础上，《红楼梦》还是抒情小说，诗话诗意小说。这一点十分重要。它写的是人生的大真相，又是王国维所说的悲剧不能涵盖的。12首判词与曲子是泛泛的人生咏叹调。12种人，12种性格，12种命运。作家给人生的痛苦提供了“人生如梦”、“不如归去”的答案，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给读者答案，答案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可以说，其真正的主题是通过宝玉历情悟道的历史，表达了作者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批判并且上升到了哲学和心理的深度。而这些来自感发。作者深刻地观察感受了人生。可以用王国维评李后主的话“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来评价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这一点突破了传统小说没有个性地说故事的模式。通过人生经历表现丰富人生意蕴和人生感受。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写一个时代的社会悲剧，这是其普遍意义。

周汝昌也说，“《石头记》一书不是爱情故事，也不是婚姻悲剧，甚至也不是像作者云的悲欢离合、炎凉世态那一个层面的事情和意义，这部书所包含的中华文化乃至宇宙精华的一层一面，细究起来博大精深，早已超越了个别人物、个别事件、个别经历、个别感受的狭隘范围了。这一点也是近年来若干有识之士开始领悟而不再以为是张皇夸大了。”或者说，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小说领域的巅峰之作，是因为其作者曹雪芹“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而使得作品眼界大、感慨深，也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历史广阔而真实的画卷。

其次，《红楼梦》绝无仅有的是直接取材于作者自己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即此书是在作者对于人生与现实的深刻感受与体验的基础上写成。历来不少研究《红楼梦》的大家支持《红楼梦》是自传性小说的观点。“自传说”的创立者是胡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这一点的时候说：“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指索隐派) 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而《石头记》实自叙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鲁迅又重申了他对“自传说”的赞同：

此说出来最早,而信者最少,现在可是多起来了。因为我们已知道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书中所叙相合。雪芹的祖父、父亲,都做过江宁织造,其家庭之豪华,实和贾府略同;雪芹幼时又是一个佳公子,有似于宝玉; 而其后突然穷困,假定是被抄家或近于这一类事故所致,情理也可通———由此可知《红楼梦》一书,说是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红楼梦》既能如此真实地反映社会人生，必是建立在作者的刻骨铭心的经历基础之上的。这才是《红楼梦》如此有哲学深度和心理深度的原因。

第三，开篇的神话与《红楼梦》的写实。既是写实，为什么要以神话开篇呢？这一点上，我比较赞同傅憎享先生在《红楼梦艺术技巧论》中所表达的观点，他在书中有三章是这样安排的：最真的诗是最假的诗——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初议；假作真时真亦假——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再议；孙悟空的返祖与倒掉了的雷峰塔——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三议。

真实的写实并不是原搬生活的真实面貌，因为：真是假中见真意更真，无情写情情更浓。况且人所不能见到的自然，也并非不能说明其不存在。“艺术家见到的自然，不同于普通人眼中的自然；因为艺术家的感受，能在事物外表之下体会出内在的真实。”而且，“艺术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从生活中整个儿搬到艺术作品中的现象，会丧失现实的真实性。”一般说来，艺术以假写真比生活之真还真切感人。《红楼梦》以真假统领全书，实际上正是“展示了活的人间相”。

这一点也正好可以解释《红楼梦》以三个神话开篇，却完全没有损坏了其写实精神。学者们对这三个开篇神话做了细致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石中琪在《超越悲剧的人生思索——《红楼梦》开篇三个神话的寓意》一文中认为《红楼梦》开篇‘补天’、‘还泪’以及‘太虚幻境’的三个神话“透射着深挚的现实关照和深刻的人生哲思，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爱情、人生以及生命的深沉探索，也是其矛盾的情感世界和真实人生体验的艺术再现。”

具体讲来，“补天”神话小说开篇即直溯事物之本源，显露出作者对于生命源于何处又归于何方这一哲学命题的思索，而小说主人公贾宝玉对自己身世本源挥之不去的浓重困惑则显示出这一思索一直萦绕在作品的始终。宝玉的“无材补天”，作为全书的起点，正是对理想失落的一种探索，是作者自身的一种写照。从这个角度上讲，贾宝玉是《红楼梦》中最中心的人物，寄托了作者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和希望，也蕴涵了作者极其复杂的思想情感。而结局是贾宝玉悬崖撒手，天地之间唯有自茫茫一片，只剩下一首<飞鸟各投林》的哀歌，而这种哀除了从社会意义上讲的繁华逝去的哀痛，更是对于人生归处的疑问和探寻，表达的是对终极问题的探索，而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人生的实际问题，即是对于人生意义和人生归处的思索。

“还泪”神话是一个凄美的爱情神话。木石皆自然之物，意味着这种姻缘出于自然，符合人之本性。“还泪”神话中所显现的是“情”的世界里的“真”。木石前盟转化为大观园里的宝黛爱情，它与世俗世界里的的“金玉良缘”截然对立，又与“皮肤滥淫”相比照。金玉皆为造作之物，看似荣华富贵，实则势利庸俗。故而所谓的“金玉良缘”，实为矫情，是“色”的世界对人情、人性的异化扭曲。而在书中，木石前盟成虚话。可叹金玉结姻缘。对于黛玉和宝钗都是悲剧，而对于宝玉，则是走过了一场空幻的人生，是爱情、婚姻、人生的三重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讲，《红楼梦》所展示的正是一场“彻头彻尾之悲剧”。而这也正是在当时的社会中，在社会人情的大实际中，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成的悲剧，不可避免的“现实”的悲剧。

再次，“太虚幻境”神话的人生思索，这是对“情”的一种探索，作家借警幻仙子之口表达了“情即是淫”和“知情更淫”的观点，而实际上内心充满了困惑和矛盾，作家写“太虚幻境”正是为了展开“情”的世界，扩大到“女儿”的世界，进而由这种描绘扩大到对整个社会人生的全面关照。甚至从这个角度讲，“太虚幻境”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作家创造“太虚幻境”，让红楼女儿回归太虚幻境，其实是一种终极的关怀。

总之，《红楼梦》开篇三个统领全文的神话体现了小说作者对生命以及社会、爱情、人生的深深思考。也使作品笼罩了一层“由好而了”、“由色而空”、甚至找不到解脱之道的绝望和疑惑。但作者以自己亲身经历和体验写出了“人世的耽溺”和“出世的向往”，写出了“耽溺痛苦的人生真相和希求解脱的人生向往。”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强烈的欲求和留恋。 

三、象征手法

《红楼梦》中运用了象征手法，这是红学家们早就认识到了的。我想指出的是，《红楼梦》不仅仅是有一些局部的象征描写，象征在这里已远远不只是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服务的一种手法，也不能将它解释为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象征已作为“主义”贯穿作品始终，渗透在小说的一切主要方面。因此，小说创作方法的基本成分之一便是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在《红楼梦》中首先表现为它是总体性象征。这一点十分象诗，这是这部小说诗味浓郁、诗意盎然、难以达诂的基本原因之一。从情节体系着眼，小说的全部情节和主要人物宝黛的基本个性都建立在两个充满象征意味的神话故事基础上，它们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原动力。一个是经过改造重点转移了的补天神话：原来说的是由于某种争斗有人触天柱导致天破，故女娲炼石补天，重点在“补”。而现在则由于作者将神话延伸，说是剩(多炼)了一块，又弃而不用，而此石经煅炼已通灵性，要求下凡“受享”，故重点是“受享”或非“补”。这块石头对天颇有怨气，不安于现状，不甘寂寞，有自己的思想，能独立思考。从它提出“受享”要求以及对“历来野史”等的批评来看，显然带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灵石被点化为鲜明美玉，成为贾宝玉须臾不可分离的命根子。这样，石头不仅是全部事件的目击者和局部的参与者，而且象征着这位第一主人公的身份地位品貌才学和基本品格，也暗示了人物最终的命运。因为石头终于还是告别了他曾羡慕过的富贵场与温柔乡，回到那寂寞的大荒山下，等待那“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暗示贾宝玉和一干人等最后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受享”。不论是主动地“悬崖撒手”，还是被动地为社会黑洞所吞噬，他们都将离开这个现实世界，回到各自原来的出发点——那些少女则又要回到寂寞的没有爱情的太虚幻境中去。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另一个是作者虚拟的还泪神话。绛珠仙草由于得到神瑛侍者的每日浇灌得以久延岁月，最终“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正是由于绛珠仙草要追随神瑛下凡还泪，“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这个拟神话的核心“还泪”象征着将要展开的一系列爱情故事注定是一一个个充满缠绵哀婉的悲剧。绛珠仙草生命力的脆弱，其生命对神瑛之情的依赖，其生长之处的三生石及关于“还泪”的许诺，都象征着其俗身林黛玉的健康状况、气质性格和对宝玉情感的极度依赖。小说的总体环境也充满了象征主义色彩，始终在假假真真、幻象实境的穿插变动中引导着读者于阅读中进行思考。故事基本上发生在一个大体封闭的环境贾府中。而由宁国府、荣国府两部分组成的“贾”府．读者已由“假语村言”与那副两次出现的对联中知其“假”的虚构与象征意义。由宁而乱，由荣而枯，好而终于了，正是作者在这一表象中想要传达的意义。宁与荣，即安定与繁荣，是国家与家庭(“国”、“府”)普遍追求的目标。因而其乱、枯、了也象征着那个时代、社会的普遍结局——“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石头”的幻化物美玉和神瑛的俗身宝玉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宝黛爱情悲剧在这里展开，那么其社会意义便大大超越了一般的投胎富贵人家和寻常爱情故事。大观园这个女儿国也充满了象征意味。这是作者为表现其颂红、护红、悼红而虚构的一个桃花源式伪小天地。和外部世界相比，它相对洁净，少女们可以享受到较多的自由与平等。但从大观园的建造、赐名、赐住等处，作者已明确地处处暗示，这是一片完全理想化而不可能实际存在的净土。它的诞生一开始就象征它很容易被摧残：它本来就是“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建起来的，因此会芳园的悲剧在这个新的“会芳”园中必定不可避免，只不过是内容与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红楼梦》中的象征主义不只体现在情节动力与基础、人物命运与基本品格以及环境这几个主要方面，而且体现在建筑、匾额、器物、花草、位置、诗签等许多细微之处。《红楼梦》之所以具有极高的艺术浓度，经得起反复的品味式精读和解剖式研究，那些充满象征意味的含蕴于一物一象之后的暗寓意，是一大原因。“风月宝鉴”在小说中有两个基本意义：一为《红楼梦》的另一书名或成书前曹雪芹之旧作，其弟棠村为之序。据甲戌本“凡例”：“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正文一回也说孔梅溪为题此名。二是跛足道人给贾瑞的一面镜子，为“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他叮嘱“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这样就出现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暗寓意，背面的骷髅似乎是一种荒唐的想象，却是“假作真”，暗含着真正的警告：不许纨裤子弟们玩弄女性，否则便将受到命运的严厉惩罚!这是作者对少女们的保护意识的一次鲜明表现，与小说的颂红、护红、悼红主旨是一致的。通过宝镜的象征意义，我们也就进一步理解了曹雪芹“旧有”之书和增删修改后《石头记》的深刻主题。有许多象征性的事物由于太细小，如某些花花草草，常常为读者所忽略，非多次研读，前后联系，反复品味，不能悟其深意。十七回至十八回贾政视察刚刚修建完毕的大观园时，来到后来被赐名为怡红院的处所，众人见一种海棠极美，赞不绝口。贾政道：“这叫作‘女儿棠’，乃是外国之种。俗传系出‘女儿国’中，云彼国此种最盛，亦荒唐不经之说罢了。”从后院出去，青溪前阻，原来是外面东北山坳里经村庄引进来的水“共总流到这里，仍旧合在一处，从那墙下出去。”说是“荒唐”，看亦平常，不过一花一水而已。其实联系创作主旨，人物遭际，就会发现，贾宝玉住在这个有出自“女儿国”(并非只有女人，而是由女王执政)的“女儿棠”的“怡红”院，象征着他对少女的尊重爱护，表现了作者认为男性应使女性得到快乐(“怡”)的思想。“水”在《红楼梦》中象征女性，这里暗示大观园中的少女出于各种原因都和贾宝玉有深浅不一的关系，都围绕贾宝玉的活动展开自己的命运之画，最后终不免从这个相对洁净的世界出去，经受肮脏现实的污染。有的象征文字虽少，由于包含着多层次的历史文化积淀，故更加隐蔽，一般读者绝难发现，就是研治红学的学者也不易很快全面掌握。贾政一行人出“曲径通幽”，过“沁芳亭”，来至一个“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的小院。话及题匾贾宝玉说“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莫若‘有凤来仪’四字”。这便是后来赐名的潇湘馆。据《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箫韶为舜所制之乐，凤凰闻而和鸣起舞。凤凰象征后妃。表面上是指此乃元春进园第一处游憩之所，实际上象征、暗示的意义相当丰富。有些学者曾对第五回《红楼梦》曲“怀金悼玉”心存疑惑，认为钗黛在作者心中难分高下。其实不然，作者虽有“兼美”愿望，但态度却是鲜明的。这是最靠近怡红院的处所，元妃赏园时最先到的便是这两处，可见黛王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之不一般。黛玉位居金陵十二钗之首从“第一处行幸”也见出了消息。“行幸”二字本指帝玉宿妃嫔处，用此当另有所寓。早就有学者指出贾宝玉暗指帝王。冯精志的《曹雪芹披露的故宮秘闻》就有一节谈“贾宝玉的后宮夜生活”，认为“大观园系后宮框架”，贾宝玉“这种厮混是帝王级的”。以生活方式、建筑格局等索隐(冯称“考隐”)，不防聊备一格。不过我觉得从作者为贾宝玉取的雅号“绛洞花主”中，已经赋与其王者之尊。只不过把他定性为“女儿国”之王，是一位能平等对待女性(主要指纯洁的少女)的君主。而黛玉是众少女中唯一以“妃”为号的，这显然绝非偶然，极不寻常。而且称其为“潇湘妃子”，就与舜南巡殁于苍梧，娥皇、女英二妃南下寻夫，死于湘江之间，泪溅竹上成斑，名为潇湘竹的传说，联系了起来。因此“有凤来仪”、“潇湘馆”的名字与位置，院内翠竹(二十六回还特地通过宝玉的眼光点出“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等具有内涵丰富的象征意义。

四、人物描写艺术

《红楼梦》塑造出了成群的性格鲜明而又富有社会意蕴的人物形象，这是此书之所以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新境界和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面对《红楼梦》一书中数百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曹雪芹以其生花妙笔采用了不同的人物塑造方法，为中国古典小说之人物画廊增加了很多生动逼真、有血有肉的不朽形象。本文即对《红楼梦》一书中塑造人物的主要方法进行了简单论述。

（一）人物的立体化描写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提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先生的论述即提到了《红楼梦》在塑造人物时注意人物统一而又复杂的性格内涵的特征。

在《红楼梦》第二回中，作者即借贾雨村之口，指出正邪两赋之人性格的复杂：“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在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曹雪芹一改前人小说中那种人物性格单一化及静止化的缺点，利用其杰出的艺术才华展示出了诸多人物真实的性格特色及其变化发展，使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都显得异常丰富饱满，堪称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一大创造。

以贾宝玉为例，他追求个人价值，对某些正统观念不满，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称热衷功利的人为“国贼禄蠹”。但是他毕竟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正统观念在他心目中依然颇重，如他在贾政面前的俯首帖耳。另外，在三十六回还提到他认为“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也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的颂圣思想。此外，他对林黛玉有着真挚的情感，但又没有去主动争取自由爱情的行动，而且还有“流荡优伶”的行为。他对金钏儿、晴雯等丫头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当她们遭受不幸时，自己却不露身影，远祸全身。由此可见，“宝玉既坚定执着，又脆弱妥协，既忠诚专一，又风流轻薄，既善良正直，又弄性尚气。”他是一个真实而又复杂的人的形象。脂砚斋在己卯本的夹批中也评价贾宝玉：“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脂砚斋不能用简单的是非标准来对贾宝玉的性格做出准确评价，正可见贾宝玉思想性格的丰富与复杂。

（二）在对比中刻划人物

对比手法是《红楼梦》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重要方法，曹雪芹“往往能以独特的画面，简炼的笔墨，刻划出人物在相互联系中个性差异，在相同事件的相异色彩中，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神彩”。从而达到既避免相类相重，而又“特犯不犯”，“各尽其妙”的艺术魅力。

《红楼梦》中的对比手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对有联系及可比性的人物之间的对比来展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如在第三回写了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后，紧接着在第四回写了薛宝钗进贾府，并在第五回的开头部分即使二人各自的外貌神态，在众人的观察比较中得以呈现：

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

针对钗黛二人的不同，在甲戌本第五回的侧批中，脂砚斋曾指出：“将两个行止摄总一写，实是难写，亦实系千部小说中未敢说写者。”另外，在同一本子的第八回中，脂砚斋针对描写宝钗的“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还下批语道：“这方是宝卿正传。与前写黛玉之传一齐参看，各极其妙，各不相犯，使其人难其左右于毫末。”此外，“不仅指出将钗、黛‘两个行止摄总一写’的妙处，能够以目注此而意在彼的手法，使二人在鲜明对比中，显出各自美姿娇容与个性特色，又能使她们在两相对照中各赋神彩，‘各尽其妙’，而且指出了这种写法的独异千古的创造意义”。另外，在第二十一回还对林黛玉与史湘云的睡姿进行了对比：

那林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安稳合目而睡。那史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

关于此处对二人的对比，庚辰本的脂砚斋夹批可谓精准：“写黛玉之睡态，俨然就是娇弱女子，可怜。湘云之态，则全然是个娇态女儿，可爱。真是人人俱尽，人人俱尽，个个活跳，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钗。”从两人同床而睡时不同的睡觉姿容上，进行性格的对比，指出二人的同中之异。

另一种对比手法是通过对有联系的事件之间的对比来映衬出事件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色。《红楼梦》是以人物为核心的小说，小说中的事件描写也是为映衬不同人物形象的不同个性服务的，在事件中进行人物性格塑造亦成为人物塑造的一种重要方法。如《红楼梦》中以较多笔墨描写了薛宝钗、王熙凤及贾母的生辰庆祝活动，而且写出三人三个生日的三种不同的规格与特色。作者之所以对此三人的生辰活动作如此浓墨重彩的描绘，自是为了显示这三个人物在贾府中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同时也是为了淋漓尽致地刻划这三个人物。

另外，在第七回，同是周瑞家的来送宫花，但几位女子的表现却很不相同。惜春笑道“若剃了头，可把这花儿戴在那里呢”；凤姐没有直接露面，而且叫下人送给秦可卿两枝；而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在得知都已送到后，便说“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作者借送宫花这一事件，把几个人物形象串在一起进行刻划，围绕着对花的态度或对送花的不同态度，把各个人物的个性特点有区别地表现出来。对此，脂砚斋也评点道：“余阅送花一回，薛姨妈云‘宝丫头不喜这些花儿粉儿的’，则谓是宝钗正传。又出阿凤、惜春一般，则又知是阿风正传。今又到颦儿一段，却又将阿颦之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小说中一笔作两三笔者有之，一事启两事者有之，未有如此恒河沙数之笔也。”

（三）人物的心理描写

中国的古典小说一般不大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但《红楼梦》一书却多次运用了心理描写，在进行人物形象塑造时具有重要意义。《红楼梦》的心理描写有两个区别于外国小说的鲜明特征：一是“它是紧伴着人物的行动出现的，与行动刻划交汇融合在一起，而且言简意赅”；一是“利用诗词，让人物倾诉内心的情感”。

前者如第十九回，袭人在以“赎身之论”规劝宝玉时的心理活动：“每欲劝时，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故先用骗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然后好下箴规。”更为典型的是第三十四回，黛玉悟出宝玉命晴雯送来两条半新不旧的手帕的意思后，对黛玉的心理描写：

这里林黛玉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觉神魂驰荡：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意思，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两块旧帕子来，若不是领我深意，单看了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传递与我，又可惧；我自己每每好哭，想来也无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炙起。

这段描写真实地展现出了林黛玉那悲喜交集、疑惧参半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对其性格的刻划颇有传神之妙。

《红楼梦》中提到诗词的地方比比皆是，有的诗词是作者直接所作，有的是通过书中人物而作。书中人物所作的诗词在展示人物内心感情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红楼梦》中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方法。如二十七回林黛玉的《葬花诗》，此诗虽然也是采用的习见的伤春的形式，都却表现了这个少女的不同流俗的内心世界。“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黛玉的特殊处境以及孤单的生活织成了她的一腔愁绪。吟咏落花也即是吟咏她自己，落花的遭遇也是她自己的遭遇。“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黛玉意识到了自己身体与心灵无一日不在遭受着摧残，自己梦想也一步步走向破灭。但在那个环境中，她只能迷茫：“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葬花诗》是林黛玉感于自己的不幸命运而发出的惨痛呼号，展示了她内心深处的真实感情，难怪引起当时在场的唯一听歌者宝玉的全心的共鸣，使他“不觉拗倒在山坡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一首葬花诗，立即把林黛玉这个典型人物推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境界，并且使她心灵深处隐秘的活动历历可见。”

另外，宝玉的《芙蓉女儿诔》也展示了他当时满怀情感的内心。在这篇诔文中，宝玉指出了晴雯遭迫害致死的原因，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不愤：“诼谣謑诟，出自屏帏；荆棘蓬榛，蔓延户牖。岂招尤则替，实攘诟而终。既忳幽沉于不尽，复含罔屈于无穷。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他也诅咒了那些迫害过晴雯的人：“钳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另外，宝玉还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自己与晴雯亲密无间的情意，痛楚地写道“连天衰草，岂独蒹葭；匝地悲声，无非蟋蟀”，“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余衷，默默诉凭冷月。”真挚的话语展示了宝玉内心对晴雯的同情及思念。

（四）人物个性化的语言

曹雪芹堪称语言大师，他继承我国文学语言的优良传统并加以丰富和发展，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塑造人物方面，曹雪芹通过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刻划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人物语言能准确地显示人物身份和地位，能形神兼备地表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在《红楼梦》第四十回中，贾府内设宴行酒令，当轮到刘姥姥行令时，她所言的酒令如“大火烧了毛毛虫”，“一个萝蔔一头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提到的尽是农家常见的事物，颇为符合她的农民身份。王熙凤是书中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她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很出彩的人物，与她个性化的语言也是分不开的。她平时说话时，经常带着很多俗语，如第十六回提到的“人家给个棒槌，我就拿着认作针”，“吃着碗里，瞧着锅里”，“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第六十八回的“当家人，恶水缸”，“癞狗扶不上墙”，“耗子尾巴上长疮——多少脓血儿”；第七十二回的“没家亲引不出外鬼来”，“前人洒土，迷了后人的眼睛”；等等。王熙凤没有读过书，作为贾府的实际管理者，她不但要与老爷、太太及少爷小姐们打交道，而且还要不断接触贾府的下人奴仆，话语中自然多了不少民间俗语。通过这些话语我们也能明显看出王熙凤机智灵敏、口齿伶俐及风趣幽默的性格。

另外，同样是骂宁府的肮脏丑恶，第七回中焦大骂的是：“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而第六十六回柳湘莲则骂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二人不同的詈语颇为符合二人不同的身份，焦大是宁府的资深老仆，而且是宁府的恩人，所以他无所顾忌，骂起来粗俗而不留情面。而柳湘莲是一位落泊公子，潦倒却清高傲世，这种身份便决定了他的骂词文雅而又含蓄的特点。

《红楼梦》还常用到侧面描写的手法，借助其他人物的话语来塑造某一人物形象。如第六十五回，兴儿在尤二姐面前谈论王熙凤时言及她“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人，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儿怕他。……估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说，他先抓尖儿；或有了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错了，他便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来，他还在旁边拨火儿。”五十五回，凤姐评价宝钗：“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 

另外，作者还善于在典型环境中写一件事来激起众人不同的反应 ，并通过不同人物的表现来突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如第四十回，在贾府的家宴上，刘姥姥说出令人发笑的话后，众人有不同的笑态，这不同的笑态即对众人物的不同性格有所反映。第三十三回及第三十四回，围绕宝玉挨打，不同人有不同的表现，这也是一个展示众人物不同性格的典型情节。

当然，《红楼梦》中还有其他塑造人物的方法，如利用肖像、细节、环境描写来塑造人物，利用人物命名暗含人物性格等等。这些方法都是《红楼梦》杰出的人物塑造方法的组成部分。

五、语言艺术

《红楼梦》创造了远迈前代、至今仍不失为楷模的第一流的文学语言。

《红楼梦》的语言既平淡朴素，又文采斐然，或说其“文虽浅其意则深”，有含蓄蕴藉之美。语言艺术上的特色也是和全书总的特色相联系的。

1、《红楼梦》语言的佳处在于它的全体，而不在一枝一节，很难举出某一处来说明它语言艺术的成就，最好的办法是通读全书。而且，它的表现力不是呈现在词句的表面，而是含蕴在内里。它把宝黛爱情写得极其缠绵旖旎，通篇却找不到绚丽的词句和藻饰，作家只用普通的朴实的口头语来写，却把“儿女真情”表达得极为深婉曲折，许多盛大热闹的场景、粉淡脂浓的人物，并不是用华美的词藻堆砌出来的。脂砚斋在评点中常常赞美《红楼梦》在这方面不落俗套，不用前人用滥了的写法。而且常常用略貌取神、以此写彼的方法使人意会，调动读者的想像来补足。当然，小说中也不乏清辞丽句，亦有铺陈辞采之处，那都是切合特定场合的需要，而且非常精炼。

2、《红楼梦》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古典白话小说，但比过去的白话小说名著更有生活情致，更富文学意味，也更有全民性。《红楼梦》的用语基本是白话，间有浅近文言，但不觉生硬、不感板滞，很少套话官腔，显得灵活流动，当文则文，当白则白，和谐相间。《红楼梦》在把生活语言改造成精粹的文学语言上，其吸收、销融的器度是十分恢宏的。生活中的俗语词、方言词、社会习惯语、熟语、歇后语等都可以被驯化而为文学词汇。有的词语更是作家的独创，“意淫”、“禄蠹”、四句俗谚口碑连成的护官符以及判词曲子等包含的许多精警语句，既不见经传，也不是俗语，自《红楼梦》出来后则已成为人所共知的新典和新谚了。《红楼梦》中并非没有采用方言土语，论者也曾为吴语京语争执不休，由于作家的选择、提炼，用得恰到好处，中国的读者不分南北都能明白通晓，领略其中韵味，正好说明作者博采方言，熔铸成家。总之，《红楼梦》的语言，较之以往的小说作品，更加生活化，也更加文学化了，作为一种规范的文学语言，历来被各种权威性的汉语词典引为例子。

3、特别要提出的还有《红楼梦》在人物语言和对话艺术方面的成就。一般常归结为语言的性格化，所谓“闻其声如见其人”。《红楼梦》写了几百个人，要做到这一点则要写出“百人百声口”，书中人物流品复杂，个性各异，作家要设身处地、体察入微，描摹得当地为数以百计的人“代言”，这是何等功力!何况，就每一个人物而言，作家不能靠一种程式、一个腔调来实现人物语言的性格化。同一个人物，因时间、场合、心态等不同，其语言也千变万化。长篇小说人物对话技巧中还有一种众人交口的场合，这不是舌战群儒式的交替直流式，而是多人众口的错综交流式。《红楼梦》能在整体反映中照顾到每一个人，将身份相类、话风相近的人区分开来，难度是很大的。传说曹雪芹“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清·裕瑞《枣窗闲笔》)。除去辛苦锤炼之外，作家的语言天才令人惊叹。

六、诗词曲赋的功能

曹雪芹成功地将诗词歌赋融于作品之中，无论咏物、题景、联句、制谜，都能紧扣主题，寄托人物思想，并利用诗含蓄隐义、篇幅有限而意无穷的特点，从诗里暗示出许多直接行文所不能表达的涵义，使得《红楼梦》中的诗词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红楼梦》中的诗词，既有原创之篇，亦有引用之作，本文仅讨论曹雪芹原创诗词的作用。据统计，《红楼梦》全书共有诗词曲赋180余首，属于曹雪芹创作的有140余首（《红楼梦》前80回），这些诗词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作者的身份或从第三者的角度来写的，一类是以作品中人物的身份所写的。小说中诗词绝大部分属于后一类，前一类数量比较少且集中出现在十三回之前，但前类诗词却深刻而相对直接的表现了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丰富情感，甚至通过这些诗词，对整个《红楼梦》的艺术结构进行了框架。两类诗词都不可或缺，对于塑造人物形象，反映时代文化精神生活，浓化哲学意蕴，具有重要意义。

（一）隐含作者的创作思想

《红楼梦》第一回介绍小说创作缘起时，写到青埂峰顽石后面有一偈：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这是作者借神话形式表明《红楼梦》创作缘由的一首序诗，从而虚构出此书是抄自石上所刻的故事，原始作者实际是幻化为通灵宝玉，被神瑛侍者夹带着入凡尘因而经历一番梦幻的补天石，而曹雪芹只不过是“披阅增删”之人。

作者这样虚构的目的有三：一是强调故事的真实性，都是补天石“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二是申明此书并非自传，故事源于真实却与自己并无关联，以此作为自己畅言的“保护伞”。三是以补天石自况，补天石“无材补天”、“枉入红尘”的自叹实际上是作者对自己身世的慨叹。这与下文中作者的自题诗相参看，更可见作者真意。自题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是直接以作者身份写下的唯一的一首诗，作者借此表明故事缘起乃至整个故事虽看似荒唐，但其中蕴含着更深刻而丰富的内容，并非人人可解其中滋味。那“其中味”究竟为何？联系作者经历及所处时代不难看出，其实就是“无材补天”的不平。

此处借用“补天”的典故，究竟是补何天已无从推究，由前人研究中可以确定的是，“补天”是要做一番大事业。而成就这样的大事业，必须要通过科举仕宦之途才有可能达到。人们总以为曹雪芹也像他所创造的人物形象贾宝玉那样，生来就厌恶仕途经济，所以对能否读书做官根本就不在乎。但事实并非如此：曹雪芹颇为自负，故对那些热衷名利的人白眼相向；但功名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是我们现代人所难以理解的，任曹雪芹如何自傲也毕竟受到时代的限制，科举入仕对他而言意义重大。但由于家庭剧变，注定他与科举绝缘。“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表现了作者有志难酬、有才难施的孤愤之情。

另一方面，曹家盛极转衰并终于没落，作者经历了这一沧桑巨变，对世态炎凉感受最深，也嗅到了社会衰落的气息。他有心“补天”却无能为力，只能发愤著书；但社会败落、官场腐败这类敏感问题，又不能直接述诸笔端而只能采取较为隐晦的方式，通过“身前身后事”的“奇传”来警醒世人甚至统治者，《红楼梦》正是用来惊醒世人的“奇传”。我们只有读懂了这首自题诗，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理解《红楼梦》的真正内涵。

在同一回里还有一首《好了歌》和《好了歌注》。这一歌一注形象勾画了统治阶级内部政治集团、家族及其成员间为权势利欲剧烈争夺，兴衰荣辱迅速转递的图景。其中《好了歌注》中所说的种种荣枯悲欢，是有小说的具体情节为依据的。如歌的开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就对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败亡结局作了预示；还有“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这样一边送丧、一边寻欢之类的丑事，书中也屡见不鲜。但要句句落实某人某事是困难的，因为有些话本就带有普遍性，可以涵盖小说内容而又高于小说。

第四回中“护官符”是曹雪芹作为俗谚口碑抄录的，特别通过薛蟠打死冯渊一案，更说明了“护官符”的政治含义。曹雪芹虽一再声称，《红楼梦》所叙不过是儿女私情，毫不干涉时政，但那其实只是作者所布的迷雾，而这张“护官符”恰好说明《红楼梦》的创作是有深刻用意的。四大家族“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充分表现了作者力图把四大家族，主要是贾府作为《红楼梦》的中心内容来描写的创作思想，从而表现官官相护、鱼肉百姓的社会现实，因而，这个“护官符”就成了读者理解作者思想和作品内容的一把钥匙。

第五回描写的《金陵十二钗图册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曲》，不仅是为了介绍人物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为了构建《红楼梦》的艺术结构。正所谓“树倒猢狲散”，“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从作品开端就已暗示了小说的发展脉络，点明了小说的情节走向。从结构布局上看，要想了解作品后半部分的情节安排，这些诗词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深一步讲，与其说这是以贾府为首的四大家族的最终命运，倒不如说是暗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必然结局。

第三回描写贾宝玉的两首《西江月》可以从两个侧面来进行理解。从一个侧面讲，暂不论词中带有感情色彩的词句，这两首词比较到位的说明了贾宝玉的性格，即他感情丰富、心思细腻（“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不爱读有关仕途经济的书，不懂人情世故（“不通世务”、“怕读文章”）；不懂家庭责任，不能自食其力（“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作者对他并不是完全肯定，只是力图客观的刻画出一个“富贵闲人”的形象。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首词是站在封建正统者的角度评价贾宝玉，说他是“草莽”、“愚顽”、“偏僻”、“乖张”、“无能”、“不肖”等等，形象地揭示了宝玉与封建正统思想格格不入的性格。可见，作者对宝玉实际上持一种极为复杂矛盾的态度，他欣赏宝玉纯真善良的天性和不愿流于世俗的心理；但又清醒地看出这种个性过于脱离现实，最后既自身难免贫穷，又“于国于家无望”。从这样两个侧面来读这两首词，可以明显看出作者批判现实却又不能完全脱离于现实的矛盾思想。

（二）塑造人物形象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作的诗词，绝大部分是以人物身份来写的。这些诗词既表现了作者对人物的基本态度，更形象地揭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体现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有些还暗示出人物的遭遇和未来，成为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

《红楼梦》中以人物身份所写的诗词曲赋，都特色鲜明，适合其各自的个性、修养和身世。曹雪芹特别善于在诗词中创作彼此鲜明对立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不同人物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对立，从而刻划出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这在历次诗会诸作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如《大观园题咏》是元妃省亲时游赏大观园亲自为园题名、题诗后，命众姐妹及宝玉等人题咏的诗。因是奉命之作，除了宝玉的几首蔑视功名利禄外，大都不脱“颂圣”的内容。但同是“颂圣”，每篇也都表现了各人不同的性格和身份。林黛玉所作就颇有应付的味道，她的《世外仙源》、《杏帘在望》两诗，只在诗的末尾稍带颂圣的内容（前首诗为“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后首诗为“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但更主要的是透露出追求自由境界的思想因素，选题就已透露出不务世俗的思想。薛宝钗的《凝晖钟瑞》则充满了庄严肃穆的气氛，曲意逢迎的词藻，诚惶诚恐的感情。探春的《万象争辉》七绝在程乙本中，被改为七律《文采风流》，与李纨的诗对调了，其实《万象争辉》更能体现探春精明强干、有胆有识的性格；而《文采风流》则表现了李纨虽缺乏才情却修养良好的特点。绰号“二木头”的迎春为人懦弱，逆来顺受。她没有才情，缺乏想象力，因而勉强凑成的绝句《旷性怡情》也是空洞无物。再如海棠诗社诸芳所咏，黛玉的风流别致、宝钗的含蓄浑厚、湘云的清新洒脱，都个性鲜明，互不相犯。而李纨、探春推崇宝钗，独宝玉偏爱黛玉，评诗的分歧，也都表现出各自爱好和思想性格的不同。

海棠诗湘云夺冠，咏菊诗黛玉的最佳，咏螃蟹则是宝钗胜出，这样的情节安排也凸显了三人的个性。湘云家世显赫却父母早亡处处受兄嫂限制，寄人篱下却又豪爽大气、满不在乎，海棠花随地而宜的特点与之正相符。菊花与黛玉的气质、身世完全相适合，菊花的“千古高风”、“孤标傲世”，正是黛玉的自我写照。《螃蟹咏》刻画了那些善使心机、圆滑处事的政治掮客形象，也正表现了宝钗“世情练达”、“会做人”的特点。芦雪庵吟咏、《柳絮词》等大观园集会作品，也都刻画出各个人物的性格特点。

共同吟作的诗歌体现出人物鲜明特点，一方面，诗歌本身就带有人物性格的印迹；另一方面，将不同人物的诗歌对比参看更能突出人物不同特点。人物私下所作，倾吐心声的诗歌，更能体现其性格中最显著的特点，在这方面林黛玉可谓典型。

黛玉的这些诗作，是其思想性格的揭示与概括。其中《葬花吟》、《秋窗风雨 夕》、《桃花行》最值得重视。《葬花吟》可以看作是林黛玉精神世界的集中揭示。诗中以丰富而奇特的想象、象征性的笔法、缤纷而暗淡的画面、优伤而哀惋的情调，展示了林黛玉复杂的心理状态。表现了她对青春的无限热爱和对青春即逝的哀叹与惋惜，表现了她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对理想不能实现的失望与悲痛，也表现了她不愿受辱被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总之它把一位封建社会寄人篱下、敏感纤细的贵族少女的精神世界，完美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秋窗风雨夕》作于《葬花辞》后，诗中情调更加凄苦、颓伤、低沉，二十句诗连用十五个秋字，别出一格，生动地表达了黛玉预感命途多乖前景渺茫的悲哀。《桃花行》又作于《秋窗风雨夕》后，也是一首十分别致的抒情诗，只是情调更加低沉、悲惨。诗中以桃花、少女互相对比烘托，反复咏叹的笔法，表达了林黛玉眼见理想愿望正在落空，因而痛不欲生的悲哀和失望，难怪“宝玉看了，并不称赞，痴痴呆呆，竟要滚下泪来。”

在《红楼梦》中，有的人物虽然只有一首甚或不足一首诗，但作者都能紧扣人物的思想性格，让诗歌为刻画人物服务。如贾政是一个正统的老夫子，他奉《四书》为圭臬，把诗词歌赋一概斥之为杂学，自然鲜少作诗，诗学造诣也不会高。在小说中仅有他所作一首灯谜诗“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所谓“端方”、“坚硬”，正表现出迂腐读书人的思想顽固、道貌岸然，这正切合贾政的思想性格。至于薛蟠自然只能吟出“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的《哼哼曲》，大字不识的刘姥姥只能说出“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这样下里巴人的句子。

《红楼梦》中，不同人物的诗词具有不同特点，同一人物在不同阶段的诗词也特色迥异，体现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红楼梦》几百个人物形象中，性格变化最大也最具典型意义的要数贾宝玉，宝玉写的诗词，每一首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同时又留下了他性格发展的痕迹。从他开始写的续《庄子》文、《参禅偈》、《四时即事诗》，到后来写的《芙蓉诔》皆可明显看出这个问题。续《庄子·胠箧》文、《参禅偈》是宝玉最初为儿女之情所苦恼而作，具有出世思想，但在黛玉等的开解下很容易就放开了，表现了他“无故寻愁觅恨”的性格特点；《四时即事诗》则表现贾宝玉作为“富贵闲人”的一面，他虽然与封建正统思想格格不入，但其身上同时具有深刻的封建贵族阶级的烙印。这些是宝玉早期诗作，更多表现出其天生的一段痴情，《芙蓉诔》则标志着宝玉叛逆性格的重要发展。这篇诔文是一首对宁死不屈的妇女的颂歌，用生动的比喻，描绘了一个纯洁、精明、美丽，具有反抗精神的女奴形象；用美好的语言颂赞了这个“身为下贱” 的女奴， 用炽烈的感情抒发了自己深沉的怀念。诔文表现出强烈的爱憎态度，是宝玉对渐渐被认识的社会环境的檄文，也完成了他性格发展的重要一步。   

（三）预示人物命运

《红楼梦》塑造人物形象的另一特殊表现是，通过诗词预示小说人物的未来命运，而且表现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太虚幻境中的《十二钗图册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是人物命运的预示，这已毋庸赘述；《灯谜诗》回目即已点明是“谶语”，也不用多说。甄士隐的《好了歌注》，甲戌本脂评几乎逐句批出系指某某，其所说的种种荣枯悲欢，都有后来具体情节为依据，也是《红楼梦》诸人物命运的谶语。

除了这些从第三者的角度来写，比较明显带有预言性质的诗歌外，小说人物咏柳吟花所作的诗歌，也常常是谶语式的，下面以林黛玉为例来说明。

林黛玉所写的许多诗词，甚至席上行令时抽到的花名签，都可以找出一些诗句作为她后来悲剧命运的写照。

首先，她的代表作《葬花吟》就是“诗谶”。与曹雪芹同时，读过其《红楼梦》抄本的明义，在他的《题红楼梦》诗中就说：“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所谓“似谶成真”自不知，就是说《葬花吟》已预示了黛玉自己的结局，只是当事人尚不知晓。《葬花吟》中诸如“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诗句，突出了林黛玉多愁善感的个性，更暗示了她的未来走向。再如她的《桃花行》“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充满了哀音，正是黛玉即将泪尽而逝的预言。“一声杜宇春归尽”时，大观园群芳都将以不同方式憔悴凋零，而最早的就是林黛玉，《桃花行》为黛玉早夭作下了重要的预示和铺垫。

黛玉《葬花吟》、《桃花行》等长诗，预示了她的命运，其他如吟咏海棠、菊花、柳絮的诗作，中秋之夜与湘云的即景联句等，也都巧妙地通过一两句诗寄寓她的未来。如联句“冷月葬花魂”，正暗示了黛玉夭亡的命运。

其他诸人的诗作，也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信息，为各自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只有深入理解这些诗作，才能真正把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四）浓化作品的哲学意蕴

《红楼梦》中的诗词，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以作品人物身份所作的诗词，主要是为刻划人物性格服务的。而如果从《红楼梦》诗词的真正作者曹雪芹看，则是他内心世界情感的渲泻和精神的寻觅，他在虚构的不同生活境遇中寻找哲学的依托，构建超脱的精神家园，进而达到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人格境界。

在《红楼梦》诗词的精神家园里，蕴含着多种精神精华，如儒家世俗哲学精神，道家生命哲学精神，佛家宗教哲学精神，《周易》阴阳哲学精神，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等。就整部《红楼梦》而言，其心路伸延的轨迹是“思凡、悟道、游仙”，“在哲学指归上，思凡、悟道、游仙三重复合模式分别对应于儒家世俗哲学、佛道宗教哲学与道家生命哲学”，“最终又归结于《周易》阴阳哲学”。《红楼梦》诗词的精神显现却不是完全遵循这种顺序，它呈现着交叉性和独立性。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儒家的一些思想进行了否定和批判，但受时代和身世的限制，又必定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影响甚深，所以他对儒家思想甚至是封建社会总是持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态度。《石上偈》中的“补天”意识，正是儒家匡扶济世的精神体现。但社会衰落、官场腐败、自己有才难施的现实，让他对整个社会倍感失望，贾宝玉所作《姽婳词》正是对这种社会现实的讽刺。“天子惊慌恨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鞭挞了昏庸无能的统治者和文臣武将，而将匡时济世的社会理想寄托在女性精英身上。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王熙凤精明能干；“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贾探春志雄才高。但她们也无力挽救日趋衰亡的家族和社会，儒家思想已无力改变其颓势，曹雪芹不得不再寻找另一种精神家园。

曹雪芹无力挽救社会颓势，便转而寻求生命本体的价值与意义，通过淡泊世俗功利之心，使人与社会保持一定心理距离，从而获得精神的解脱。在《红楼梦》 诗词中，有大量的诗词具有道家的思想境界，诗词对人的生与死，有情与无情，入世与出世表达了作者的见解与认知，在追求生命主体精神解放的同时，对世俗社会人生作了无情地批判。如《好了歌》、《好了歌注》写出了政治的风云变幻，社会的沧海桑田，人生的穷达祸福，红尘的荒唐可笑；《红楼梦十二支曲》，都不同程度地宣扬了一种道家虚无思想精神；灯谜诗则表现了穷通有定、盛衰归空的思想。

人生无常、命运多艰，道家出世思想也不能宽慰诸人苦闷的心理，佛家万境皆空的意念成为另一种精神寄托。宝玉的《参禅偈》，完全是佛家的思想精神；林黛玉的《葬花辞》，也有佛家清空出世、看破红尘的色彩；《桃花行》也表现了类似佛家的虚空思想。但这些带有佛教思想的诗词，并不是在真心实意地在推崇信奉佛教，而是借佛教思想反叛社会现实，争得精神的解脱。它以佛教思想为工具，来审视人生，关注人生，反思人生，展示一种精神情理和精神境界。其它如怀古诗中的《钟山怀古》，劝人应惩恶行善，修炼自身；《淮阴怀古》，表现了佛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的思想条律；《红楼梦十二支曲》、《金陵十二钗图册判词》等则启悟世人应跳脱凡尘、自我解脱，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精神的愉悦。但也应该看出，佛家的万境皆空也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解脱，贾宝玉出家只是“从来处来，从去处去”的故事结局，并不是作者最终的理想归宿。无论是作品主人公还是作者，都并没有找到真正解脱之道，作品只是作出启示而没有给出答案。

《红楼梦》中诗词所体现的儒、释、道三家精神，经常共存，但是并不矛盾，这也正是《红楼梦》的高明之处。葛兆光先生认为“如果说儒家学说对于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层的欲望力量更多地采用在社会理想上的升华、转化的方法，佛教更多地采用在内心的压抑、消灭的话，那么，道教则更多地采用一种迎合的方法，使它在虚幻中满足，在渲泻中平息；如果说儒家学说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强调社会功能而充满了理性的色彩，佛教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具有了缜密的肌理与空灵的气象的话，那么道教则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保存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神奇瑰丽的内容。”曹雪芹恰好正确处理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红楼梦》中的诗词正将这多种哲学思想相融合，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思想韵味。总之，《红楼梦》中的诗词，除了起到表明作者创作构思，塑造人物形象，反映时代文化精神生活外，它还起到了增强作品美感，加大思想含量，浓化哲学意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