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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的旗就是旗袍的旗 ——《中国旗袍史》节选 陶方宣 编者按：火药味那么浓肯定不好，来点风花雪月。七八年前就一直想写一本《中国旗袍史》，见缝插针，终于在今年春节期间完成，年底应该可以面世吧？我是个怪胎，写起这类东西特别有感触：要史料，还得有韵味。 胡服的演化其实与深衣与袍服的发展并非是逻辑严密的递进关系，相辅相成、互相借鉴与融合则是服装演变的前提。融合并非仅仅只是文化交流，战争也可以是一种交流方式，甚至是主要方式。这一点你从旗袍演化史上完全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出端倪。张爱玲说：“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仅仅是为了“蓄意要模仿男子”，全国妇女就会在一夜之间齐心协力地穿上了旗袍？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张爱玲一笔勾掉漫长迂缓的演化，她让一个挪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在眨眼之间蜕变成脚步铿锵的美女小鲜肉，这不过是她一厢情愿的想象。
发明“骑服胡射”的赵武灵王。 无论如何在这里要安排旗袍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出场：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应该是一个服装设计师，起码也是兼职的服装设计师，他倡导的“胡服骑射”让袍服这种传统服装有了极大的改变。当然他改变的不是袍服而是胡服，也许要这样解释一下：深衣在汉代开始向袍服转变，到了游牧民族那里，就成了胡服。衣裳也和人一样三心二意变来变去，赵武灵王也是无意之中做了个服装设计师，他即位时，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征战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眼看着要被胡人吞并。这也是事出有因，赵国的地理位置上与游牧民族胡人大面积接壤。这些游牧部落长于骑马射箭，常以骑兵进犯赵国边境。长期征战中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胡人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胸有大志的赵武灵王决定以胡制胡，他的手段就是以骑射改装军队：“着胡服、习骑射。”取胡人之长补汉人之短。赵武灵王说做就做，将袍服改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不仅要使军队将士改穿，全国上下臣民都要穿。“胡服骑射”政令还没下达，就遭到皇亲国戚的一致反对。他们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赵武灵王驳斥说：“德才皆备的人做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对策，怎样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就怎样去做。只要对富国强兵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
邮票上的“骑服胡射”。 放出如此狠话之后，胡服的推广收效显著，马上的“骑射“也极大提高了汉人“步射”的杀伤力。经过“胡服骑射”的改革，赵国一跃成为继秦国之后最强大的国家。而事情的起因仅仅只是从服装改变开始，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是它却改写了中国历史。张爱玲说得对：“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它们自已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这是事实，也是史实，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它真实地改变了历史。胡服随着赵国的影响开始向周边辐射，风行一时。到了唐代开元、天宝年间，胡服连同胡妆、胡骑、胡乐一起成为长安的流行时尚。由于长安的影响力，胡服最终又以“舶来品”的身份在汉人之间“反客为主”。客居时间太长，它也渐渐忘掉了客居身份，成了真正的主人，开始当家作主。 公元1644年在中国旗袍史上是个特殊的年份，在中国历史上这同样是个重要的年份：清兵入关、定都北京。随着全国的统一，一项重要的政令开始颁布：“雉发易服”。就是剪去头发、脱去汉服，简单说起来就是一句话：淡化汉民族习俗，弦扬胡人风气，胡人的服装开始全方位在汉族区域流行。在这里，胡人专指八旗子弟。不管他们先祖是从事渔猫还是游牧，他们一概都是长城外的少数民族。 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旗袍的“旗”，它是过去骑服的“骑”，当然它更是旗人的“旗”——旗人的“旗”就是旗帜的“旗”，旗帜的“旗”也就是旗袍的“旗”。这“旗”字是怎么来的，就不能不回到那个旌旗猎猎的游牧之地，也就是八旗之地。建立八旗制度的功臣是努尔哈赤，他于1591年统一了建州各部，改变了旗人分裂的局面。初建时只有四旗，用黄、白、红、蓝四种颜色作旗帜，增添的四旗用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种颜色作标识。至于比较规范的八旗颜色，到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才始见之于《满文老档》：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共八种颜色。其四镶旗为：将原来的整黄、整白、整红、整蓝的旗帜周边镶上一条边，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不镶边的黄色旗帜称为整黄旗，即整幅的黄旗，习称正黄旗，以此类推为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与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合起来称为八旗。八旗的排列方位最初来源于狩猎，《清文鉴》载：行围方式是“箕掌式”。其中军黄纛（旗）设做围底，围底的两翼树红白二纛（旗）处叫做围肩，两翼末端树立蓝纛（旗）处称围端。于是围场的组织分为彼此呼应关联的五个部分。 狩猎部众在围底处集结以后，以“牛录”为单位由围底处分向两翼前进，“各照方向，不准错乱”。围而不合，谓之“行围”。左右围端按令合拢后叫“合围”，合围后开始猎杀野兽。这种形式是女真人围猎的标准队形和基本序列，在军事行动中也采用它，战无不胜。努尔哈赤在创立八旗制度时，显然是采用了这种方式，由生产劳动形成的习惯，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部落建制。旗人之衣也与他们战时征战、闲时狩猎的半军半猎生活习性紧密相关，是旗人先祖长期游牧渔猎生活在北方寒冷的气候下的自然选择：紧窄合体、便于骑射的袍服衍生出了更多的样式。八旗入关以后，八旗的方位有了更加明确的的规定，并成为定制向全国推行。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旗人之袍。当然，那时候的旗袍与后来源自上海滩的旗袍并非同一件衣裳。旗人入主中原之后，各类旗人袍服名目繁多、大行其道，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家常袍服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上的关系。
八旗女子的袍服——她们与后世在上海滩一红惊天的旗袍，还不是一回事。 终于等到了八旗女子袍服的出场，经过胡汉数千年的大融合，八旗女人的霓裳之花如同蓓蕾初绽，但是它远远未到令人惊艳之时。作为生活方式之一，衣裳的影响力也就是民族的影响力，它们从来是相辅相成共同成长。就如同西装的出现显示出民国的开放一样，它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开始。也就像牛仔裤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第二次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一样，衣裳在这里扮演着排头兵或先谴队的角色，它是人们心理、情绪、视野、文化、观念、审美的全方位综合。对女人来说，服装是小事也远非小事，所以张爱玲说：“衣服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程度，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衣服不如选择丈夫一般聚精会神、慎重考虑。”选择衣服远比选择丈夫聚精会神的女人，特别是受时空所限的八旗女人，她们和她们世代所穿的旗袍早就准备好了，她们在等待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如同漫山遍野的烂漫山花在等待一场潇潇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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