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今年73岁，已经到了一个人需要经常大修零件的年纪，因为这个原因，这几年我和医院打交道打得比较多。
12年前的2003年，我初初入行时，跟随前辈们跑得也正是医疗线，那一年中国碰上非典，正是医患关系在长久诟病后难得的一次蜜月，很久不用的形容词都被毫不吝啬的堆在了那些失去生命的医护人员身上，但从那之后的12年，中国的医患关系如同人到中年的夫妻关系，同床异梦、各说各话、甚至恨不得刀光剑影、肉搏相见。
任何不离开这片土地的人都有机会成为一名中国病人，而作为一名中国病人，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过于一厢情愿的陷入和医生的情感纠缠，不管是把医生当成救世主、天使还是把医生当成白眼狼、魔鬼，这种大鸣大放、大情大恨、大恩大怨，如同国人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的孩童感一样任性而又令人无奈。而在中国当医生，长期以来的道德负担与现实操守会让很多医生陷入人格分裂的痛苦，制度性的劣币规则让当医生从崇高变得卑鄙，从专业执业者变成赚钱机器。
但作为一名病人家属，我曾经非常痛恨过医生。
2013年，老父因为高烧、血压180、打冷颤等症状到广州东川路附近一家大医院看急诊，并很快住进了这所医院的传染科，主诊医生第一次巡房就开出了一大堆验血项目，其中包括艾滋病、淋病、梅毒，我父亲当时71岁，这是个一辈子被我老娘管得服服帖帖，受尽委屈最多在日记本上写下上百个“好男不和女斗”的老实人，作为他的孩子，我觉得让他检查性病简直是侮辱他，加上他当时高烧不退，医生未做任何处理，先检查性病的做法，我不能理解。于是和医生理论，医生的理由很简单，我父亲住的是传染科，所以，任何可以传染的疾病都在检查范围之内。
言下之意，做什么检查不在于我父亲有什么病症而在于科室能够开出什么检查单，作为一个跑过几年医院的记者，这样的理由当然没有办法说服我让父亲被人无端放血，我予以拒绝，没想到医生被我激怒了，然后拿出一叠知情书让我签，我也咬咬牙都签了，承担所有可能因性病对我父亲生命造成的不良后果。但是因为我的坚持，父亲在接下来两周的住院期间，遭到了更多惩罚性检查。
因为没有做性病检查，面对高烧39度、血压180的70岁急诊患者，当晚的所有医疗处置就是一包葡萄糖和氯化钠的输液，半夜，老父高烧不退，血压不降，大口喘气，呼吸粗重，我们心急如焚，但是每次呼叫医生护士、看一眼就走了，大抵是因为我们不肯做性病检查，因此被当成不予配合的家属，所以被晾在这，直到第二天换了值班医生，看到我们因为着急服了软，各种检查都不敢再阻拦，才开始逐渐进行处理，然后是全身的各种CT检查和抽血。在退烧方面，就是最高等级的抗生素天天打。
虽然性病检查不让抽血，但我父亲仍然逃不开三天一大抽，两天一小抽的命运，最极端的时候，还要在大腿根部抽血、脊柱抽血，说是因为我父亲不明原因的发烧所以要做基因方面的分析，大腿根部抽血那天，专门带来了一名实习护士，前后三次扎针，才顺利抽到血，此外，医生还专门开了一项这所医院做不了的检查让我们自己掏钱去对面一家更全面的医院做，这项验血的费用是600多元，当我们做完这项检查拿结果时，这家医院的医生问我们病人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们说不知道呀，他很纳闷的说，这个检查很少人做，特异性很强，不是特指的那种病，几乎没人做这个检查，又贵。我心里觉得自己被耍了。而此时的父亲因为常天输液、全身浮肿，入院5天，始终保持38度低烧，发烧原因一直未明。而我也眼睁睁看着我父亲的血色素从入院的时的119降到了92，然而不退烧，你就没办法。
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住了两周，在强力抗生素的作用下，老父体温勉强降到37度，看着老父被折磨的非常虚弱，我和家人商量，先出院吧！我当时心理有个心思，可能是自己不做检查得罪了医生，所以不如避一避。这一次出院结账，费用超过10万元，光CT就做了3次，而不少高价抗生素每针都超过百元，父亲一天要打几次，幸得他有医保，钱倒不是问题，只是人搞伤了。
而真正让我开始痛恨这家医院和医生的是，出院不到一个月，父亲再次出现高烧、高血压和打冷颤的症状，这一次我们换了一家医院，在急诊处理的时候，一名看上去非常年轻的急诊医生，仅凭口述症状和对我父亲的摸诊开了一张验血单，一张黑白B超单，最后诊断，我父亲可能是胆结石引发急性胆囊炎并发胰腺炎，立刻住院治疗，三周后，我父亲做了胆囊和部分胆管切除手术，全部住院手术费用2.3万元，没有给红包，甚至不知道谁是主刀医生，出院至今，没有因为同样的问题去过医院，同样是两家省级三甲医院，同样是一个病人，冰火两重天，这就是一个病人当下中国医院真实的经历。
我后来跟医生朋友吐槽，为什么这么常见的疾病，这家有名的大医院会诊断不出来，花了10万什么也没有解决，这位堪称闺蜜的医生朋友抿了抿嘴说你怎么这么笨！因为你父亲入院住的是传染科，但是胆囊炎和胰腺炎属于肝胆外科，说白了，跟他们科室没什么关系，按理说，好的医院发现这个问题会帮你转科室，但是如果有些科室吃不饱，可能就不会愿意让好不容易住进来的病人跑掉，更何况你还不合作、顶撞医生。我张着嘴、目瞪口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这家医院，任何朋友咨询我的意见我也跟他们说不要去。
我是一个有单位、有家庭的人，所以对于我而言，犯罪成本非常高，但是我每次看到报纸上的医患纠纷时，就在想，如果我是个光脚的破落户，被这么整过一次，人财两伤，我会怎么做呢？
前段日子，北京的一个朋友也跟我说起一件事，这个60后的老北京，曾经是北京市一家事业单位的骨干，1986年，因为一次心膜炎住院输血，染上丙肝，直到2003年才发现，在这期间，他无数次去医院检查自己超出几十倍的转氨酶，但是一直都没有查出是丙肝，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被各种中西药物熬成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人，人生的许多乐趣都因为这场无妄之灾而失去了，查出是丙肝后开始进行干扰素治疗，又是一段全身牛皮癣，生不如死的日子，无奈放弃保守治疗，直到2013年查出自己患上肝癌，丙肝与肝癌的因果关系早已被学界论证，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就这样从正常的人生轨迹跑偏，事业上毫无建树，好在还有一份医保，然后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在看病上，真是巨大的讽刺。
他说我这一辈子什么事都没干，几乎每周都去医院看病，最后还是躲不过，你说冤不冤？也所幸他每周都看病，所以发现的早，可以手术，术后他住进ICU，当天晚上，因为护士忘记吸痰导致他差点憋死，医院甚至开出了病危通知书，但是上面的病危原因是心肌梗塞。家属知道以后想闹，他苦口婆心的劝他们千万别闹呀，我们还得在这看病，以后还要治疗丙肝，反正人也没死，装作不知道吧！跟我说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已经50多岁的中年男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能说，坏事都过去了，这不还活着吗？活着就好。
我今天说这两件事，并不是要责怪医生，个别医生的道德问题不会让中国的医患关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一种根上的恶迫使医生成为替罪羊。一名医生朋友说，现在医院好像企业一样每年也要定营收目标，而这个营收目标只能比去年高不能比去年低，低了就是院长的水平有问题。定下来的目标分到各个科室，各个医生头上，大家好像卖保险的一样，都背着任务，完不成，奖金少，领导骂，最后整个科室想要申请设备，增加人手都没戏，你是领导你怎么办，你是医生你又怎么办？前几天采访一个医疗系统内的老领导，他说，现在公立医院连设备折旧的费用都要自己解决，等于你做医生还要想着如何从病人身上赚设备费，连修高速公路的都不如，怎么保持职业尊严，你不就是要掏人家的钱吗？但这是医生的错吗？
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我们常常会与孩子的同学举行家庭聚会，有个孩子的父亲是烧伤科医生，几乎所有周末活动他都没有办法参加，不是加班就是出急诊，他老婆怨气很重，孩子是肯定不会再学医了，有命赚钱没命花钱，谁爱干谁干！
而现在在全中国除了极少数的医院不用承担这样的创收任务，大部分都不得不一边当医生一边搞生产。一个跳出体制跑到深圳一家定岗年薪制医院当医生的朋友最近跟我说，他现在年薪大概60万元，看上去很多，但是比在体制内要少，但是他很享受现在的状态，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纯粹的医生，可以完全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检查、如何开药、如何治疗，这才是符合国际医疗惯例的，自己丝毫没有任何心理负担，非常坦荡。而且也没有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每个月压在自己身上的创收任务，不管看多少病人都是一样的收入，这种情况下，大家反而抢着看病人，因为真正学医的人会很珍惜接触病例的机会，医学说到底是一门经验科学，病例越多水平自然会提升，你可以真正去关注技术而不是敷衍，他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被迫，大部分学医的人都是对技术有追求的，但是，技术之外的弊病太多，即便是最纯洁的医学院学生几年混下来也就找不到初心了。
至于为什么中国的医疗体制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患者医生都受罪，医改多年无抓手？一个在医改领域搞了十几年的专家跟我说，恰恰不是我们的体制考虑的太少、做得太少，而是我们考虑的太多做得太多，比如现在可以根治丙肝的索菲布韦，为什么迟迟不能引进，且不说像印度一样进行强行仿制的谈判获得低价药，就是引进高价原版药物的工作都没有丝毫推进？“因为这背后不但有病人的利益，还有药商的利益、医院的利益。”而每次遇到这样情况，决策总会把病人的利益放到最后，但是我们国家有4000万丙肝患者，他们可能都将在等待中面临肝硬化和肝癌的结果，谁为他们负责呢？
香港的医学院在学生进来的第一天就在不断强化一个概念，你所做的诊断、处置和选择到底对病人有什么益处？这种训练几乎贯穿他们整个教育阶段和日后的执业阶段，香港医生是世界上医生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但是他的专业性和操守几乎使得他们成为社会良心的代言者。在公立医院里，当两名医生都宣布一名癌症患者没有治疗意义时，就会要求患者签署协议，表明当他出现生命垂危的状态时不会浪费公共医疗资源抢救他，这样的决策能被大多数香港病人接受在于他们对医生无限的信任，但是你不敢想今天内陆医生如果做出这样的决策，会遭到怎样的命运？
当一切不是从病人的利益出发时，不管你多努力，最后都是愤怒与埋怨，也不管你是医生还是病人，都无法从这样的关系中获益。而当一个决策者不能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去制定决策时，则最后肯定会出现恶的制度，众生皆苦。而就在昨天，湖南省卫计委医学考试中心发布消息称，刚接到国家卫计委的通知，为了缓解院前急诊和儿科岗位专业人员匮乏的现状，根据岗位实际工作的需要，自2015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和院前急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定向招生，说白了就是变相降分。这又是一个没有站在病人利益角度出发的昏招，在医暴事件最频发的儿科和急诊安排质量更低的医务人员，到底是希望解决医患矛盾，还是将矛盾推得更深，死结打得更死呢？说到底，所有不以病患利益为根本的医改最后都是耍流氓，而将原本站在一条战壕里抗击疾病的医生和病人对立成你死我活的敌人！
不管今天的你是从恶的体制中获益还是受害，都别忘了，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可能成为中国病人，只要这土壤不变，谁都难以独善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