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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元·脱脱帖木儿《宋史》 在大部分我们所读到的材料中，对于宋徽宗赵佶的评价总是以贬为主的，自然，对于一个皇帝而言，如果你像康熙乾隆那样安邦拓土，那么你能书善画就是“多才多艺”，要是你像陈后主李后主那样亡国亡家，那么你诗再牛画再绝也是“玩物丧志”。 这种观念一直以来是中国的主流观念。但其实仔细想想，这还是一种一元论的思想，也就是在中国传统儒家伦常秩序中，对国、对家的责任是社会中最高的，也几乎是唯一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下，所谓的“文人”虽然看似以“文化”、“学问”、“修为”而论，实则还是以其仕途的优劣来品评。所以诗词歌赋实为小计，治国韬略才是上品。这从文人的标准化考试科举制度就可以看出。 我一开始想求证一下赵佶是不是主动要当皇帝的。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他寻求了当皇帝却“不负责任”，那自然就难咎其责，但如果他是被迫当上这个皇帝的，那只能说是一个不幸的制度牺牲品，但渐渐地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太严重的问题，因为纵观古今，“皇帝”二字都被看作是一种无上的权利，而鲜有人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无比的责任。大家都认为拥有了帝位就能拥有天下，却很少想过一顶冕旒也意味着你将要失去大部分独立自由的生活和人格。说到底，中国的主流思想还是入世而非出世的，所以在这种思想下，如果赵佶真的没有“看破红尘”以至于憧憬了做皇帝这回事儿，那也很难说是什么过错。 这位赵佶兄本来是离皇位相当远的，他的父亲宋神宗在王安石变法中心力交瘁，结果年仅三十七岁就死了。于是赵佶的兄长，九岁的赵煦当上了皇帝，也就是宋哲宗。宋神宗一共有十四个儿子，赵佶在其中位列第十一，所以这时对于帝位他不会抱太大的指望，他还是安心做着他的端王。他爱玩耍，爱逛窑子，这本来也是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王子王孙的寻常秉性，不过比人家好一点的是，他还很“好学”，从小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独创了一种特殊的字体“瘦金体”。 来看看他瘦金体和草书的气韵。 
小楷千字文（局部） 
草书千字文（局部） 总之，赵佶当时只是一个懂得生活、享受生活的王孙公子，玩着自己的那些兴趣爱好。至少我们看不出他有明显的集结党羽，争权夺位的行为——不过也难怪，即使是他哥哥二十四岁早亡之时，他也还只有十九岁。 之后的故事几乎就是一个逆袭的神话。其兄驾崩之时十四个兄弟居然只剩下六人。纵使这样赵佶也还不是老大，不过他那排在顺位上的哥哥偏偏瞎了一只眼，被认为当皇帝有损形象，结果在向太后的力主之下，赵佶居然就这么误打误撞，当上了大宋天子。 据说消息传来之时他还在和小伙伴们踢着球，就这么稀里糊涂地黄袍加身了。 但是皇帝这个新头衔对于赵兄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就像大部分新工作一样，稀里糊涂地在新鲜感中度过了试用期之后，接着就是深深的茫然。 不过与他的政治手腕相比，他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则是蒸蒸日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许多提有他名字的画，虽然不一定都是他亲笔所作，但至少都可以代表他的笔意和风格。 有时候或许是他的理性战胜了感性，觉得皇上也是蛮好的，譬如在这幅《芙蓉锦鸡图》上，他就提道： 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 
《芙蓉锦鸡图》 锦鸡自是喻指庙堂之君子，一如此刻的自己，而“凫鹥”则是指隐逸在野的高士。赵佶说，入世的人如果全了五德，那要比闲人隐士还要安逸。可见此刻他还是在试着认可自己的处境和地位。 但或许更多的时候，他的内心有个更强大的声音在喊着，不，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在另一幅画上，我们看到了这首意味深长的诗。 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 
《腊梅山禽图》 画家看似在说两只白头翁的坚贞不离，可是“丹青”自然也可以指画画。作为一个皇帝，赵佶没有认自己的“皇帝命”，反倒是说自己已有“丹青约”。或许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中真的悸动了一下。皇帝对于他来说，真的太累了，也许这时候他开始考虑，这个天生的画家是不是坐在了一个自己不属于的位子上。 渐渐地，他开始抗拒他在现实中的压力，转而更多地在艺术世界中寻求慰藉。在那个世界中，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才能真正体现出王者的风范和气度。于是在一幅有名的《听琴图》中，我们看到了有趣的一幕：赵佶穿着一身道袍在低眉抚琴。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天子处在社会金字塔的无上顶端，文人是这个“天下第一人”的附庸集团，而琴棋书画更是文人的业余爱好，而此刻，这个天下第一人却把这一张琴当作了自己的真爱。 更有趣的是，在皇帝的头顶，甚至还高于赵佶瘦金体的御笔亲书之处，居然是我们熟悉的“大奸臣”蔡京的题诗。蔡京到底奸不奸我们在此就不讨论了，但至少谁也没法否认蔡京可以与赵佶比肩的艺术才华，或许也正是因此，他在被宋徽宗倚重为宰相之时，也被赵佶引为知音。正是这位知音听懂了这位乐友的弦意，也只有他这样的书法，才配在这幕理想中的画面上提诗。 《听琴图》 不过除了寄情于艺术构建的虚幻，赵佶在现实中也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位子，他发现自己手中的权柄在某些方面还是很好使的，于是他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重构北宋的艺考体系。 应该说宋朝之前，画画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还是相当边缘化的。它被认为是一种很实用的技术，就好像类似木工、皮匠、点心师傅一样。 虽然有些社会地位高的“文化人”有时也倾心于画画，但那也更多被看作是一种个人化的兴趣爱好，甚至有时，这种爱好还会成为累赘。譬如唐代的阎立本老兄，人家当时出身关陇集团的贵族身份，是外戚加当朝宰相，官已经做到一手遮天的地步。结果有一次李世民和群臣喝酒行乐玩得嗨了，说阎老兄听说你平时喜欢画画，你看今天春光明媚景色宜人，你帮我们大家画张画儿吧。结果大家继续坐着喝酒吃肉吹牛扯淡，可苦了我们这位宰相，只能跪在边上撅着屁股帮大家画画。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估计肠子都悔青了，以至于把子女们叫到身边说：老爸从小接受高等教育，写文章从来不输于同僚，如今官居高位，居然被人差来唤去像个差役似的，堂堂宰相还要被人叫做“画师”，你们这帮兔崽子以后谁都不许学画画了！ 不过赵宋在这方面倒是有了极大的改观，因为中央直接设了一个叫“翰林书画院”的部门，开始把“画师”编入了公务员队伍中，这对于从事这个行当的人可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美术生的地位也一下子扶摇直上。不过与考秀才考状元不同，画画作为一门技术活一直以来并不和“文化”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很多考生虽然画工很好，但是文化水平却不高。 但作为文艺全能，赵佶有着自己的见解。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画画的没有文化水平，那只会阻碍他们向更高层次发展，所以，他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盘算。 于是，在这一年的美术联考中，当全国的美术生又苦练了无数张孔雀、侍女、花花草草的写生之后，当他们在考场上看到今年的题目时，小伙伴们估计都惊呆了。 讲台上没有孔雀了，题目换成了韦应物的一句诗：“野渡无人舟自横”。 考虑到当时美术生普遍不高的文化素质，当年的这个考题不知道断送了多少学子的大学梦。即使那些肚子里还有点墨水看懂了题目的人，估计大部分也就是硬着头皮乱画了。于是据说大部分人画的都是一条小河上横七竖八停了几艘破船，一个人影儿都没有。没有人审清楚这诗中说的“无人”是没有要渡河之人，不是没有船夫。于是第一名的试卷是画了一个船夫悠闲地躺在船板上，手里把玩着一只笛子。以船夫之“闲”来说明没有渡客，可以说是真正把诗与画结合到了一起。其余的同学们，之后回去抱头痛哭，外加痛定思痛把培训机构押题老师骂个遍。 紧接着的几年，一个个类似的题目被抛了出来：“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深山藏古寺”、“蝴蝶梦中家万里”……于是美术考试不再是仅以技法论高下，而是将绘画放到了一个“文化”的大背景之中。 应该来说在古往今来的教育改革中，这是相当成功的一个案例。通过自上而下的引导，中国画从技法向意境演进，进而真正形成了所谓的“文人画”浪潮。这对于中国绘画从工匠之巧计向以“诗、书、画”为价值核心的文人体系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政策引导作用。这正是如此，宋画形成了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并且由此奠定了其后数千年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主流。 我们不妨再来比较一下赵佶推崇的绘画到底和前代有何区别。在北宋初年，宫廷画风被以“黄家”为代表的一干画师所牢牢把持。黄家有父子二人，父亲黄筌成名于五代的西蜀，儿子黄居寀光大于北宋的画院。他们最擅画花鸟，时称“黄家富贵”。黄居寀曾经画过一幅《山鹧棘雀图》，不但对鸟儿们的描绘细致入微，而且透露着一股土豪们最喜欢的华丽风格，所以在当时成为了官方花鸟画的标杆。这种风格自然吸引了想要考入画院的学子们争相效仿。 
《山鹧棘雀图》 不过这份富贵到了赵佶这里却不受待见了。在这个高逼格文青眼里，这类作品恰恰输于其徒有“匠气”——换句话说，技巧可以，但没有“诗意”。他想要的，恰恰是另一种风格。 于是黄家坠下神坛，年轻画家开始涌现，譬如崔白的这幅《双喜图》。 
《双喜图》 为啥赵佶认为这幅图更好呢？你看题目叫“双喜”，上面画了俩喜鹊点题那不算什么。关键是下面还有一只兔子，这只兔子的加入不但很好地平衡了构图，而且与黄居寀画面左下方的那只低头山鹧不同的是，崔的兔子和喜鹊是有互动的。兔子像是听到了喜鹊的鸣叫，倏然回头，构成了一幅趣味盎然的画面。而如果再进一步细看，画面中只剩下残花败草，还刮着凌厉的风，莫名地给人带来一阵寒意。或许喜鹊是在警告兔子将至的寒冬？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幅画恰恰提供了我们这些想象的空间，而这，正是此前的正统绘画中大欠缺的。 据说赵佶还经常亲自指导画院的学生们，这当中也有很多轶事，譬如一则说他曾经夸赞一个低年级学生的月季画得好，他说这是因为月季最难画，随着时间、季节，花蕊和花叶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还有一次，他让大家画孔雀，结果大家画完他都不满意，在大家都摸不到头脑的时候他说因为孔雀迈腿儿必定先迈左脚，你们都画成了右脚。诸如此类，虽然这些故事搞不好有点夸张，但可见这位皇帝画家在画画方面可比他做皇帝要勤奋得多了。 在他的“指导提拔”之下，宣和画院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画家，譬如山水画大师王希孟号称是他慧眼发掘，又一手栽培的。他十八岁时画就的《千里江山图》不但场面恢宏，细看之下又藏了不少有趣的“小景”。可以说是北宋山水画中代表性的名作。 当然这批画家中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张泽端，他的《清明上河图》成为了一段亦真亦幻的京都梦华。虽然在很多贬低宣和的材料中，这段时间被描述成暴动四起，内忧外患，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水浒传》这本把宋徽宗叫“鸟皇帝”的演义中，当时的开封也是一派繁荣的盛世景象。 除了指导画师们的功课，赵佶还召集编辑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博古图》，把那个时代可以掌握的书法、绘画及金石学资料做了一个全面的整理，这在美术史上也是一件重大的功劳。 写到这里，我们或许不禁要感慨，如果他不是一个失败的君主，那或许他离一个中国传统中完美的文人形象也不远了。可是历史总是有那么许多的造化弄人。随着金兵的到来，靖康之劫给他的优雅生活画下了句号。一位才子，终究成为了一段耻辱国难的代名词，一个北国风雪之中飘荡的孤魂野鬼。不知他举头望月之时，会否忆起往昔汴京的雕栏玉砌，也不知他弥留之际，是否还会蹉跎于曾经的那个丹青之约。 一个人无法成全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许只是一个个体的遗憾，但倘若还要让他去承担一份本不属于他，甚至或许无法选择的责任和失败，那只能说是一段历史的悲剧。 或许我们在哀其不幸，恨其不争之时，能略微想起一些他为当时和后世的中国艺术做出的贡献，那就已经是对他最好的慰藉了。因为在他的心中，或许“艺术家”才本应是他命定的身份。 文/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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