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分析哲学的自识与反思

陈常燊，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江怡，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常燊(以下简称“陈”)：江老师，您好!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于国内学术前沿。以您的硕士论文《罗素的意义理论》为发端，历经维特根斯坦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英美与欧陆哲学比较、中西哲学比较到近几年的哲学拓扑学研究，您长达30年多年的哲学思考之旅，在哲学的中心与边缘之间、历史与前沿之间不断变换论题。请问其间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什么?能否为我们给出几个关键词将您数十年的哲学运思串联起来?

江怡(以下简称“江”)：的确，我的学术历程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算起的话，已经经历了30年的时间。当我1985年刚从南开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年轻教师的时候，我踌躇满志，立志要为中国的哲学事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当时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语言分析的基本能力，并力图用分析的方法处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当时的心情很像卡尔纳普在20世纪20年代的情形，不顾一切地反对以往的哲学研究方式，把凡是无法用逻辑和经验加以验证的哲学问题都斥为哲学上的“假问题”。但在与朋友们的思想辩论中，我逐渐感觉到自己并没有完全理解分析哲学家们的思想观点，也无法对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通过大量阅读，我开始意识到哲学问题的所在不是提问的方式，而是提问的内容，只有对哲学问题所涉及的内容有真正的认识，才能对哲学问题给出清楚的说明。这样，我就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涂纪亮教授开始了语言哲学的学习。应当说，我对语言分析哲学的真正理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我认识到，语言哲学要处理的问题并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以讨论语言的方式解决西方哲学家们提出的哲学重要问题，其核心是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这就是我于1993年发表《语言哲学与形而上学》一文的缘起。之前，我还发表了《当代语言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复兴》、《哲学语言能够精确化吗?》、《对语言哲学的批判：维特根斯坦与康德》等文，都是为了弄清语言哲学研究的真实意义。1991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语言问题：一种思维模式的选择》一文，成为我在这个时期思考语言哲学问题的代表性文章。

正是用这种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方式，我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不断涉猎到许多看似不同但却在思想取向上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如知识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史研究等，当然主要是在英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中考察形而上学的意义和作用，发表了《现代英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20世纪英美实在论哲学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地位》、《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形而上学与第一哲学》等文章，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也正是基于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我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试图说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哲学传统和文化背景中呈现出非常近似的表现形式。而哲学拓扑学正是我对西方哲学中始终作为基础存在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最新概括和总结，当然是以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态度处理概念的形而上学问题。这些思想主要反映在我的《思想的镜像》一书中。

如果要为我自己30年的研究工作选出几个关键词，能够集中代表我的思想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的话，我觉得首先就应当是形而上学；其次应当是分析与论证，这当然是分析哲学的主要方法；再次是语言与逻辑，因为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就是面语言分析或语言批判，无论这里的语言是指哪一种语言，而逻辑的思想方法也始终是一切哲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最后应当是智慧本身。哲学研究必须回到自身，也就是对智慧的追求。无论是理论智慧还是实践智慧，都充分体现出哲学研究的永恒魅力。这或许也是我能够坚持在哲学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重要动力所在。

陈：可以说，您的治学生涯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西学研究是基本同步的，您亲眼见证了分析哲学在国内的复兴和发展历程。作为一名亲历者和推动者，请问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江：我们这一代人的确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我高中毕业正好赶上了“文革”后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由此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四年后我又顺利进入研究生学习，成为现代外国哲学研究领域中的赶潮者。这些首先得益于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才得以了解大量西方哲学发展的最新资料，才得以与西方哲学家们开展直接的对话和交流，才得以直接参与国际哲学界的学术活动。我的确是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

应当说，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大量涌入中国，以实证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曾一时在中国的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成为人们用于质疑和拒斥以往奉为一贯正确的真理学说的重要思想武器。无论是维也纳学派的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卡尔·波普尔的证伪理论，都成为当时的新潮观点。随着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观点被引进至中国哲学界，分析哲学中的逻辑论证方法逐渐被文化研究和社会—历史分析所取代，而当代欧洲大陆哲学中的存在主义、现象学、诠释学(或“解释学”)思潮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也使得分析哲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们(主要是一般公众)的冷落。但分析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界并没有停止和消沉，相反，研究者们更加关注对重要分析哲学家的思想研究，关注分析哲学在当代西方的最新研究进展，关注分析方法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1997年陈波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分析哲学的价值》，2000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分析哲学在中国》，这些文章集中讨论了分析哲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2001年，陈波教授主编的《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一书可谓是对当时国内分析哲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书中不仅包括了西方哲学家论分析哲学的经典论述，而且收入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的理解和推进。应当说，这本书还是对中国分析哲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路径和方向。

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比如，国内哲学界分别召开了三次“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专题研讨会，并出版了相关的论文集，中国哲学研究者和分析哲学研究者共同对分析方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许多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这些都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当然，更有意义的是，2005年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了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这使得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有了专门的学术组织，分析哲学研究者们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从2005年成立起，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分析哲学研讨会，截至2012年共举行八届大会，参会人数从最初的20多人增加到140 多人，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在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我们还连续出版了四本《中国分析哲学》集刊，并组织了旨在提携分析哲学研究青年人才的“洪谦分析哲学优秀论文奖”，该奖项已组织了三届，这些在国内哲学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直接推动了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

不仅如此，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始终注意与国际哲学界的交流和合作。中英暑期学院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建立暑期学院最初的设想就是要在中国哲学界大力提倡分析哲学研究方法，以最为经济的形式高效率地普及分析哲学运动所产生的重要哲学思想，让国内的哲学家和青年学生不出国门就可以与当今西方最为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哲学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应当说，这种办学形式带来的效果是非常惊人的，20多年来暑期学院培养了近千名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取得明显成绩的国内哲学工作者，有的已经在国内哲学界乃至在国际哲学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我们还注意参与国际哲学界的学术交流活动，从参加多次世界哲学大会以及各类分析哲学国际学术会议，到我们自己多次组织国际分析哲学会议，其中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国内分析哲学研讨会也经常有国外学者(有的还是著名学者)参加，也以此名义组织过分析哲学国际会议，并在国际著名分析哲学杂志《综合》上组织“中国分析哲学”专栏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国际哲学研究的行列，来自中国哲学家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国际哲学界的关注。我觉得，目前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正处于逐步上升的过程。

如果从罗素1919年访问中国算起，分析哲学被引入中国并得到传播和研究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而经过近30年的研究历程，我感觉到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西方哲学的逻辑理性传统与中国哲学的心性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过程，正是西方传统与中国传统之间的交锋对抗过程，也是这两种文化传统之间不断适应和调整的过程。我把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对话就看作是这种文化冲突和适应的哲学表达方式。

陈：您曾经指出，分析哲学不仅仅是一个现代哲学思潮或流派，更是研究哲学问题的重要方法或视角。请问分析哲学中的哪些方法、视角或精神旨趣让您非常受用，并值得向其他哲学同仁推荐?

江：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分析哲学在中国》一文中给出了清楚的说明。同时，我在另一篇文章《实证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中也做了类似的分析。陈波教授在《分析哲学的价值》一文中也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我认为，分析哲学为我们的哲学研究提供的主要方法仍然是逻辑论证和概念分析。这里的逻辑论证并非只能以形式化的方法加以表达和讨论，这要求的仅仅是按照符合逻辑推理的规则对所讨论的问题给出清晰的说明。比如，当我们讨论如何论证知识的可靠性问题时，我们需要做的是，首先弄清知识概念的内涵，然后根据对这个内涵的理解提出论证的基本条件，即知识可靠性的基本条件，再对这些条件逐一做出符合逻辑的推论，由此说明这些条件的存在根据和合理性，也就是论证了知识在逻辑上成立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所谓概念分析，其实是指对某一哲学概念在其所在的哲学传统或思想背景中所占有地位或所发挥作用的分析，包含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语境分析范围之内。让我们还以知识为例。我们对知识的概念分析应当包括如下内容：首先是对知识的形式特征给出描述性说明，然后指出知识的外延性特征，最后对知识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给出符合逻辑要求的说明，如要说明知识与信仰、知识与科学、知识与认识、知识与世界、知识与宗教等等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对知识的形式特征的描述性说明，正是现代知识论讨论区别于传统认识论讨论的地方，这表明了对知识的概念分析必须放到当代知识论的语境中才有可能。而对知识的外延性特征的说明，则是分析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即外在主义的基本主张。对知识的地位和作用的说明，是为了更清晰地表明知识论讨论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是分析方法为当代哲学研究提供的重要资源。

当然，我对分析哲学方法感受最深的应当是澄清问题的方式。这就是对问题本身的澄清过程，而这个过程却正是哲学的特有思考方式。如果说人类的所有思想都是关乎世界和人类自身的，那么，哲学思考的特有方式则是关注人们谈论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方式。或者说，我们以何种方式思考和谈论这个世界和人类自身，也就是说，我们用于思考和谈论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方式是否合理或有效，这才是哲学思考的主要内容。按照以往的说法，这其实就是“反思”的原初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思想的思想”。因此，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会议上，或者是在与人进行问题讨论的时候，我都有意识地首先关注到人们提出问题的方式，并询问问题的真实含义，然后再根据提问人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人试图用这个问题想要了解的答案给出自己的分析。我觉得，哲学研究的方式就应当说对问题本身给出说明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消除问题的方式。消除问题本身也对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这或许正是分析方法所能提供的重要思路。

从我为《中国分析哲学》系列集刊所写的“卷首语”中可以看出，我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理解也曾有不断深化的过程。在2009年的文集中，我认为，分析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澄清概念的意义和分析命题的意义，主要特征在于与现代逻辑的密切关系、以语言为主要对象、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在2010年的文集中，我提出，分析哲学本身作为西方当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和传承着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即求物致知、问学获理。分析哲学的方法主要表现在用论证的方式处理各种哲学争端，以思想表达的清晰性作为理解哲学思想的重要标准，提倡思想的对话和交锋。在2011年的文集中，我进一步指出，分析哲学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能够按照客观有效的方式讨论思想的哲学，而这种方式显然是以自然科学为模本的。由于德国古典哲学是对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的反叛，因而反叛德国古典哲学的分析哲学应当被看作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真正回归。在2012年的文集中，我又更加明确了，分析哲学应当被看作一种哲学研究的科学精神，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思想及其表达的途径，同时，它也是一种处理哲学问题的态度，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哲学作用的态度。近两年来，我对分析哲学的性质和作用有了新的理解。我把分析哲学表达的理性精神看作是一种哲学上的民主态度，而把分析哲学所要达到的目标看作是哲学上的一种理想状态。

陈：我们知道，您是国内知名的维特根斯坦专家，您的博士论文和第一部个人学术专著都是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能否向我们介绍维特根斯坦研究的国际前沿和热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前景或未来倾势将会是什么样的?

江：我在2014年6月去德国参加了由勃兰登堡科学院爱因斯坦论坛、国际维特根斯坦学会和海德堡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维特根斯坦与人类学”研讨会，我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的维特根斯坦研究情况介绍的特别讲座。从会议上的主题发言中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家关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对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普遍影响。比如，从思想方法和表现技术上分析维特根斯坦与现代音乐创作之间的关系，强调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与人类学对身体性的关注，讨论社会礼仪和神秘之物之间的家族相似，突出语言游戏的实践特征，以及注重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社会科学意义等。从在奥地利的南部小城基尔希堡(Kirchberg am Wechsel)每年举行的维特根斯坦国际研讨会主题中，我们也大致可以看出国际研究的基本动向，虽然每年的研讨会主题都有所不同。例如，2014年的第 37届会议主题是“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方法与观点”，有6个分会场，内容包括“维特根斯坦”、“客观性模型和目前对理性权威的挑战”、“事实与价值”、“直觉主义及其不满”、“具身与嵌入：自然化的和社会化的心灵”、“元哲学：各种各样的哲学探究”等。2013年的第36届会议的主题是“心灵、语言与行动”，有6个分会场，分别是“维特根斯坦”、“生成论与延展的心灵”(enactivism and extended mind)、“记忆”、“语言习得”、“意图性心理内容(与感受质)”、“能动作用的形式”。2012年的第35届会议的主题是“伦理学—社会—政治”，其中有7个分会场，包括“维特根斯坦”、“生活—治疗—死亡”、“正义—社会—经济”、“权力—伦理学—政治”、“人性—自然—技术”、“伦理概念的历史与理论”、“科学研究及其机构的伦理方面”等。应当说，基尔希堡的研讨会是每年国际性的维特根斯坦专题研究盛会，每次会议都能邀请到近40名国际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专家做主题发言，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基本上在几百人之多。虽然每次会议的主题各不相同，但都会围绕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而展开讨论，并力图以维特根斯坦的方式去说明当代哲学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或许也是维特根斯坦研究在当代哲学中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在国际上被称作或自称为维特根斯坦学者的人数众多，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的以维特根斯坦为主题的各类会议也是五花八门，但很少有学者把自己称为“维特根斯坦主义者”，或者说，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维特根斯坦主义。几乎所有的维特根斯坦学者都是在使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方法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者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提出各种质疑和批评，而不是坚持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在这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成为当代哲学家们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也是维特根斯坦研究在当代哲学中经久不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前景或未来趋势，虽然不同的哲学家都会从各自的视角提出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不同理解，但有一点似乎是比较明显的，这就是，哲学家们都会努力从维特根斯坦的遗留文字中发现他的思想轨迹，同时，希望能够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与当代哲学的最近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或者是认为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密切联系，或者是认为两者之间完全无关。这两种倾向也代表了维特根斯坦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

陈：有人认为，从当代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或物理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争，乃是源远流长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在当代分析哲学中的“折射”。请问，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江：我不了解这个观点的出处。但如果真有这样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对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不甚了解的结果。其实，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科学主义，而反自然主义也并非人文主义。根据自然主义的理解，我们对知识的确定和对真理的追求，都是按照事物向我们呈现出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按照我们通过理性方式构建出来的模式。自然主义通常又被看作具有两种不同形态，一种是作为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也就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还有一种是作为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在当代分析哲学中，自然主义主要是被用在方法论意义上，在这种意义上，一切科学研究都不需要借助于任何超自然的方式或用超自然的原因对自然现象加以解释，因而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自然的方式加以说明，比如观察证据或实验手段等。而本体论意义上的或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则更强调一切科学研究的对象都只能是用科学的方式把握的对象，并不存在任何非物质的或意向性的对象。虽然在伦理学中这种自然主义受到了严重挑战，但在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等分析哲学的主要研究领域，自然主义倾向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虽然分析哲学的发展历程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但这并不说明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就是科学主义，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一种人文科学的自然主义，即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式去说明人文现象，而不是求助于超自然的或非物质的精神本身。换句话说，人文科学也是可以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同时，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也并不冲突，因为它们完全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前者是本体论或方法论上，而后者则是在历史观上或是对历史的描述。事实上，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可以被看作一种人文主义，或提倡的是一种人文精神。关于这一点，陈启伟先生就曾表达得非常清楚。他在一次访谈中就明确指出，如果说分析哲学提倡的是一种科学精神的话，这种精神一定应当也是人文精神。所以，在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中并不存在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当然也就不会有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间的对立比附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了。

陈：我们知道，您在关注前沿研究之外，还特别重视对分析哲学史的研究。您的两卷本专著《现代英美分析哲学》即带有很强的史论性质。您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也与此相关(比如最近发表在《世界哲学》2014年第3期上的《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史研究现状分析》)。有人认为，这种“史”的研究是对当前分析哲学重前沿轻历史做法的一种“矫正”，对于了解分析哲学的发展脉络以及回答“什么是分析哲学?”这一问题都有重要意义。对于分析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学术意义，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

江：的确，对分析哲学史的研究目前已经是分析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也是当代英美哲学家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所表明的，为该手册撰文的都是当今分析哲学研究中重要的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们把自己的研究视野转向分析哲学自身的历史，就是要表明当代分析哲学的研究应当是这个历史的延续，而且，分析哲学的产生并非是对传统近代哲学的完全断裂，从问题层次上则是对传统哲学的深化和重建。我曾在《中国分析哲学》集刊的卷首语上多次表达了这个思想，说明了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我认为，分析哲学对自身历史的关注其实也应当属于对哲学性质的重新解释。当分析哲学家们把自己的哲学发展看做是以分析、论证等为基本特征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就已经把某种特殊的哲学研究方法理解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无论不同哲学家对这个任务的理解存在什么差别，他们似乎都毫不怀疑哲学研究就是要按照分析的方法进行。这的确可以解释分析哲学这个名称的基本涵义。比尼认为，分析的方法为分析传统提供了基础，从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主义开始，它们在具体纲领中的应用，提供了在它们相互联系和共同形成分析传统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分析、方法、论证、概念、信条、转变、立场、文本、主题和理论。当然，这些分析和方法等等没有一个单独就能够定义这种分析传统。但一种有哲学洞察力的、有历史敏感性的解释，能够使潜在的互相关联性显现出来，这就是基于方法的概念的因果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许多互相支持的方法，例如比较各种分析、使得方法语境化、重建论证、明晰概念、认识早期哲学中的理论预见、解释在争论中所发生的转变、在考察批评者和解释者的反应中改进立场、探索文本之间的互引、指出隐含的主题、综合各种理论等等。正是这些方法构成了当今分析哲学在对其自身历史研究中的主要工作内容。从这种意义上说，分析哲学家对自身历史的关注就不仅仅具有“纠偏矫正”的性质，应当说，这是对分析哲学历史的重新定位，也是对分析哲学性质的重新定位。

不仅如此，对分析哲学家们重新讨论其自身历史的关注，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他们重新认识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更是对分析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关系的重新认识。我在不少地方都表达过这个观点，特别是在最近的几篇文章中(包括你提到的文章)，分析哲学的产生不是西方哲学对其自身历史的完全否定，而是以一种与西方传统不同的方式处理传统哲学的问题。而且，随着对问题讨论的深入，分析哲学家们提出的理论观点越来越表现出与传统哲学的密切联系。这不仅反映在西方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热点上，比如对近代或古代以来的哲学家思想的重新研究，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家思想的重新研究，而且反映在当代哲学的创新基本上都来自于对哲学传统的重新认识，比如麦金泰尔的德性伦理学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布兰顿的规范语义学来自于康德和黑格尔，霍耐特的承认政治学来自于黑格尔等等。这实际上表明，西方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断发生革命性变化，但这些变化最终都被证明不过是以某种新的方式重复着传统中的问题。而且，西方哲学已然形成的思想传统从来没有被完全放弃或断裂，相反，每次貌似的革命所带来的结果却是对传统的巩固和推进。这就是我现在对哲学史(当然也包括分析哲学史)的基本观点。

陈：谈起分析哲学史，它与科学哲学的缘起密不可分，因为科学哲学的早期流派——逻辑实证主义正是发源于分析哲学。但是，对于分析哲学是如何使科学哲学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及分析哲学在当今日益成熟和日益多元化的科学哲学中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对于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的亲缘与互动，我们想听听您的见解。

江：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回答它就会涉及整个分析哲学的历史发展以及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简单地说，从起源上看，分析哲学在现代的产生最初就是以科学哲学的面貌出现的，或者说，早期分析哲学就是科学哲学。但这里需要对“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这两个概念做一些必要的澄清。根据通常的学术定义，“分析哲学”主要是指发生在20世纪英语国家的哲学运动，当然最初也出现在德奥国家中。而“科学哲学”则主要是指以科学理论及其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研究领域。显然，这两个概念并不属于同一层次的范畴，一个是哲学流派，一个是哲学领域。不同的哲学流派可以在同一个哲学领域中展开研究，而相同的哲学领域中也可以存在不同的哲学流派。可以说，正是由于早期分哲学家们对科学理论(包括科学发展规律、科学理性形成、科学与想象等等问题)以及科学史的研究，才使得科学哲学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哲学研究领域。历史地看，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对科学观察与科学术语之间的关系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力图通过对科学陈述的意义分析解释科学观察结果的真实意义，由此确立科学真理的逻辑基础。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被看做科学哲学中的逻辑主义的重要代表，这种哲学的主要特点就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到了语言表达式上，试图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处理科学陈述的意义。直到20世纪40年代，哲学家们对逻辑的关注以及物理主义方法论在科学哲学研究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虽然50年代之后的科学哲学发展走向了一种历史主义道路，但科学哲学家们讨论问题的方法和基本思路依然是以分析为见长，以论证为特征的。库恩通过对科学史上科学家们关于物理现象描述的分析，给出了关于科学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说明。拉卡托斯根据科学革命的基本结构论证了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纲领，而费耶阿本德则完全通过分析的方法彻底消解了科学理论中所承载的真理因素。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表征出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分析哲学特征。21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语境主义似乎成为哲学家们在讨论科学理论形成和实验观察之关系时共同持有的基本立场，而科学—技术—社会的研究范式(STS)则把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包含在确定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考虑之中。这种语境主义立场和STS研究都是以“语言转向”后的语义研究为基础的，尽管这些是以“语义下行”为主要方式的。无论是“语义上行”还是“语义下行”，它们都表明了一种以语义分析为特征的哲学研究方式。最近的科学哲学研究又有了新的变化，更加强调经验观察重要性的实验哲学和行动哲学成为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但这些哲学的真正特征并不在于实验和行动本身，而是在于人们对是实验和行动的理论论证过程。虽然一切实验哲学都要依赖于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在这些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实验哲学却主要是由理论论证以及大量具有思辨性质的逻辑想象构成的。行动哲学固然也是基于经验的，但作为一种哲学研究的分支领域，它更侧重于对行为活动的理性解释，特别是对行动者的理性能力的说明。这些都表明了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历史地看，分析哲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不仅如此。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体现在历史的起源和相互影响的发展进程中，而且体现在两者共同具有的思想特征，这就是实证主义的思想传统。作为第三代实证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的是以何种方式能够表明被看做具有真理性质的表达式是可以被接受的，这完全符合早期实证主义者孔德和斯宾塞等人提倡的实证哲学原则，即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发现真理，而是为被认为是真理和科学的命题给出可以得到证实的方法。所以，几乎所有的实证主义哲学家都没有自负地宣称自己是在追求真理，而是表明自己的立场在于澄清命题的意义。如果存在可以和值得追求的真理，那也一定是符合逻辑必然性要求的命题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不仅代表了实证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且直接表达了科学哲学的基本立场。这就是要求，科学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科学研究本身提供某种或某些统一的更加权威的标准或规则，而是为澄清和更好地理解科学理论中的命题陈述与经验观察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或者说，科学哲学研究是为科学命题意义的澄清提供一个更为宽阔的平台。由此可见，正是实证主义的思想传统为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而这也是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密不可分的原因所在。我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科学哲学在当今发生了多少变化，科学哲学研究的模式具有何种多元化的格局，科学哲学都仍然沿着实证主义的精神发展。陈：对于欧陆现象学—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在传统上的隔阂，人们逐渐意识到沟通的可能和必要，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在这两大传统之间展开“对话”，但总体上离“合流”相差甚远。您作为一名分析哲学研究者，从来没有忽视欧陆哲学研究，相反主动参与到这两种哲学传统的比较研究中来。比如，您主编的《走向新世界的西方哲学》中的“海德格尓”和“列维纳斯”两章恰恰出自您的笔下。此外，您还翻译了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的《解读欧陆哲学》。请问，您认为欧陆哲学在哪些方面可以给英美分析哲学的研究带来助益?同时是否主张欧陆哲学的专业人士不妨也读读分析哲学?

江：是的。事实上，我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始终是站在比较欧洲大陆哲学的立场上。你还记得，我的博士论文《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就是试图从比较两种不同哲学传统的角度去分析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思想背景，据此出版的我的第一部著作《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文化》更是明确地把维特根斯坦哲学看做沟通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桥梁。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沟通对话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等。后来，我就解释与理解、意义与真理，以及形而上学等问题分别发表多篇文章，详细讨论了这两种哲学传统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的对话和交流，并指出了当代哲学发展的趋向正是两种传统之间的合流。虽然经过多年的阅读学习，我越来越感觉到这种对话交流的困难和合流的多样性，但我依然相信，来自分析传统和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特别是现象学传统)的哲学家们都把问题研究作为可以共同开展讨论的核心，而不再拘泥于自己所在哲学传统。例如，他们都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给予了强烈关注，对当代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问题也开展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实践哲学和应用哲学成为当代哲学家们共同关心的研究领域，这也是当代哲学承担的时代使命。例如，在去年举办的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围绕实践哲学和应用哲学的主题会议就多达上百场，参加报告和讨论的学者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来自英美国家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对当代社会、政治、科学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哲学家们在这些讨论中虽然能够看出各自不同的哲学立场和哲学传统的影响，但共同的问题关注使得他们的观点之间的交流和交锋具有了更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对共同问题的关注也使得他们超出了各自的哲学传统。

当然，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更多地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取长补短。如果说在20世纪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厚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的产生，曾有学者认为主要来自英美分析哲学，因为“欧洲大陆哲学”这个名称就是由分析哲学家们最初使用的，而早期分析哲学的非历史特征也使得分析哲学家变成了对西方哲学传统的革命者)，那么21世纪的西方哲学则开始表现出这两种传统之间的相互承认和借鉴。应当说，自从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之后，对语言的关注和对意义问题的讨论不仅限于英美分析哲学，也出现在欧洲大陆哲学的不同思潮中。例如，胡塞尔现象学的开端就是对语言逻辑的充分关注，并且与弗雷格一道开始对语言意义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后来的海德格尔更是把语言问题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核心。欧洲大陆哲学中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语言转向”对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虽然他们对语言问题的理解与英美分析哲学家有很大的不同。根据最新的研究，语言分析的方法已经被欧洲大陆哲学家们普遍地使用在自己的问题研究之中，他们用分析方法研究西方传统哲学家和当代欧洲大陆哲学思想的成果被普遍看做是最有成效的。不仅如此，分析方法目前已经在欧洲大陆各国哲学研究中被看做是普遍适用的方法，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特别是在北欧国家，分析方法都被用作主要的哲学研究方法。这种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对概念意义的澄清，对逻辑论证的强调，以及对思想发展逻辑的特别关注。此外，欧洲大陆哲学家们对英美哲学家们的思想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许多英美哲学家受到了欧洲大陆各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青睐，被多次邀请到欧洲大陆开展学术交流，一些哲学家的思想也得到了欧洲大陆哲学的全面研究，比如，塞尔(John Searle)、戴维森、布兰顿(Robert Brandon)等人的著作被欧洲大陆哲学家们反复讨论。同样，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思想和著作也在英美各国得到了普遍重视，特别有趣的是，目前海德格尔、德里达、胡塞尔的研究中心主要是在英语国家，这也说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并非为欧洲大陆所独有。我们知道，事实上，类似德里达、哈贝马斯以及霍耐特等人的思想正是在英语国家中开始引起哲学界的普遍重视，并产生世界性的影响。虽然这其中有英语语言作为国际性交往语言的特殊作用，但也反映出英语世界对各种不同哲学传统和思想的最大包容和接受。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表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宽容性(charity)。这也是分析哲学对待欧洲大陆哲学从早期的极端主义态度到当今的宽容主义态度的重要转变。

陈：您不仅关心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更关注分析哲学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众所周知，您数十年如一日，为营造一个“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学术共同体、为分析哲学界的“中国声音”可谓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您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下面发起成立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并担任会长多年，您连续多年担任“中英澳(中英美)暑期学院”中方主席，您主动承担“中国分析哲学学术年会”的大量会务组织工作，您编辑出版《中国分析哲学》集刊、设立旨在提携年轻学人的“洪谦奖学金”、发起成立“中国维特根斯坦研究会”……很多人都被您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对繁荣中国分析哲学、提携哲学新人的满腔热血和无私精神所感动。请问您为中国的分析哲学事业的精神动力来自哪里?

江：过奖啦!我并没有认为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哲学界的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如果没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各位同仁的支持以及国内分析哲学界的各位先生们的鼎力协助，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也不可能成立，洪谦奖也不可能设立，分析哲学年会也不可能顺利召开，《中国分析哲学》集刊也不可能出版。这些工作和成绩都不能算在我个人身上，应当是国内哲学界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唯一能够做的是要感谢大家对中国分析哲学研究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如果问我投身于哲学研究事业的动力来自哪里，我想最为重要的是来自我的老师们，来自我的本科生导师骆天银教授、硕士生导师车铭洲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涂纪亮教授，以及无数学术界的前辈们，是他们对哲学事业的热情和对真理的追求感染和鼓励了我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是他们的谦逊品格和忘我精神指引我在学术研究中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我相信，哲学研究事业虽然主要来自个人的不懈努力，但哲学共同体的建立则是保障这个事业不断发展的基础所在。我为这个共同体的建立所付出的一切，也是我对前辈所开展的哲学研究事业的继续和发展，我个人不过是这个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我希望有更多年轻的学者能够继续推进这个事业的更大发展。

陈：我们知道，您一向以对学生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著称。请问您对提高我国哲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分析哲学素养、培养重分析重论证的治学方法有什么建议?我们在课程设置、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上还有哪些需要改进之处?

江：学生培养的确一直是我十分关注的方面。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指导过博士生，并给研究生和博士生开设了分析哲学课程，包括分析哲学家的原著选读等课程，并到国内一些高校讲授分析哲学。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后，我坚持每年给本科生开设西方哲学史课程，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解读哲学史上重要哲学家的思想，给研究生开设分析哲学专题研究课程，带领学生阅读分析哲学经典文献，给研究生还开设西方哲学专题研究课程，试图以哲学分析的方式引导学生重新理解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此外，我还出版了《分析哲学教程》一书，旨在为国内学生提供一个较为全面了解分析哲学发展历史的材料。当然，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我在西方国家大学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我把西方大学中的学生培养方式和课程设置等内容直接引入我的课堂教学，比如训练学生直接阅读哲学家原著，包括英文著作，要求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课程论文，组织学生的课后讨论，以及用电子邮件、QQ群等现代通讯形式与学生建立直接联系。学生们普遍反映，这些形式的教学使他们获益匪浅。我始终相信，哲学研究是一项需要相互对话和理解的事业，而哲学训练则是对这种对话和理解能力的培养。如果哲学研究不满足于哲学家的沉思冥想，更要把自己的思考结果公布于众，那么，哲学训练就是要帮助思想者了解如何能够使得自己的思想结果更好地得到表达，进而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对学生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学习如何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完成思想的表达，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十分强调学生课程论文写作的主要原因。文字表达的清晰，包括了概念的清楚界定，论证的逻辑推理，材料的充分运用，观点的有力捍卫或反驳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应当接受的基本训练。要学习掌握查阅最新研究资料的能力，掌握从现有的资料中发现问题的能力，掌握从已有的观点论证中发现逻辑错误或推出更新观点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指导学生大量阅读现有的专题文献。我们的学生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阅读量的匮乏，对已有资料的掌握非常有限，也不会从现有观点中寻找问题所在。我们的学生更满足于接受一切现有的观点，把这些观点作为正确无误的真理加以接受，而我们现有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也培养了学生的这种虔诚式的接受。

要改变这些，我们就必须首先改变现有的教学理念，不再把教学活动看做是知识的简单灌输，而是在于训练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在于培养学生获取更多知识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运用大量的资料帮助学生学会对资料的分析和对观点的论证，学会举一反三地得到更多有效的知识和得到有力论证的观点。这些就是我们改变现有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基本方向。遵循这个基本方向，我们的确需要对教学中的课程设置、培养方案、教学方式以及手段等加以调整。例如，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基本的导论性课程之外，大量的专业课程设置应当以研讨课为主，课程内容主要是原著选读和专题研究，特别是对研究生的课程要求，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教师辅导学生阅读理解，帮助学生掌握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在培养方案上，本科生侧重于培养对学科基本知识的了解和初步的分析能力，对高年级学生可以提出研究性课题，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做好准备；研究生侧重于培养对本学科中主要问题的分析能力，要求学生能够独立地对某个具体问题给出自己的论证和观点。在教学方式和手段上，教师应当更多地采用引导和启发式的教学，在给出问题讨论的基本框架下鼓励学生更多地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帮助他们梳理自己的观点陈述。当然，必要的现代教学手段或许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直观感性地理解所要讨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及其相关材料，并为他们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必要的帮助。我相信，这些改变不仅是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式所要求的，更是哲学研究和哲学教学的根本目的所要求的。

陈：好的，江老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谈!

（由于字数限制略有删减，点击左下角链接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