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民

彭泽民（1877-1956），原名泽文，字锦泉，号镛希，1877年11月7日出生于广东四会。幼年入私塾受教，断断续续维持了七年。其间还曾跟随伯父学习中医。后因父亲病故，生活无着，1902年彭泽民被迫背井离乡前往南洋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谋生。
彭泽民起初在吉隆坡郊区给华侨子女当私塾教师，后改在一锡矿工场担任文书职务。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南洋活动颇为频繁。彭泽民到吉隆坡后，常去兴中会在吉隆坡开设的“中和讲堂”听讲，受到了革命思想启蒙，他结合自己的穷苦经历，渐渐倾向于革命。1905年，孙中山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彭泽民等人积极响应，1906年，发起成立了吉隆坡同盟会支部，当时参加的会员有十余人，彭被推为书记。英国殖民当局当时对革命监视甚严，同盟会不能公开活动，只好托名“中国青年益赛会”，利用基督教宣道堂内座为机关来进行活动。青年益赛会不久即成为马来亚雪兰峨邦的革命中心，影响日益扩大。1911年初，孙中山、黄兴策划领导广州起义，彭泽民一方面积极动员华侨捐款，另一方面鼓励华侨回国参加起义，为黄花岗起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李晚和罗成，就是同盟会吉隆坡支部成员。
广州起义失败后，吉隆坡当局判定青年益赛会为暗杀机关，下令严禁其公开活动。但彭泽民等仍然暗中筹划，发展革命势力，支持中国革命。
到辛亥革命后，吉隆坡同盟会组织才由地下转为公开，青年益赛会也得以恢复，会员已增至数千人。此间，彭泽民先后任副会长、会长四年之久。
1915年9月，彭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党雪兰峨副支部长。袁世凯称帝时，他在华侨中为中华革命党筹集讨袁军饷，并组织华侨讨逆军，进入广东东江地区参加讨伐龙济光的战斗。
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彭泽民参与国民党芙蓉总支部工作，发起创办吉隆坡《益群日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当时，《益群日报》受到侨胞热烈欢迎，畅销南洋各地，起到了团结华侨、教育华侨，以及支援祖国革命的积极作用。
1922年，彭泽民在广州谒见孙中山，由于孙中山的建议，将名字由泽文改为泽民，意在竭诚为人民谋利益、造幸福。
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彭泽民积极拥护和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向海外广泛宣传。次年五卅惨案发生，他因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在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回到广州。随后，他被芙蓉总支部推选为代表，参加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并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同年5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彭泽民和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起来反对。由于苏联、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妥协，“整理党务案”被通过，为此，彭泽民气愤至极点，甚至到孙中山遗像前大哭，为革命遗教遭到破坏而深感痛心。
彭泽民长期侨居海外，生活在侨胞之中，对离乡背井的中华赤子极为了解，同他们有深厚的感情。他担任海外部长后，积极开展侨务工作，先后筹建侨务委员会和华侨协会。为了支援北伐战争，彭泽民等七人被华侨各团体代表选为执行委员，正式成立华侨北伐后援会，彭泽民兼任筹款部长。在后援会的发动下，海外侨胞爱国情绪高昂，有的回国参加北伐队伍，有的热心捐款捐物。据统计，到1926年底，华侨共捐助援款100万元。与此同时，他还在广州创办了一个华侨运动讲习所，并亲任所长。讲习所于1926年11月初开学，仅开办了一期，因政治形势起了变化而不得不停办，但首届培养的80名学员，后来分布在海内外各地，积极从事侨务工作，有的成为革命骨干力量。彭泽民创办的这所华侨运动讲习所，是中国最早的侨务干部培训学校，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早期侨务干部。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为配合革命形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决议，1927年1月彭泽民由广州经南昌冲破蒋介石的重重阻力到达武汉。这时，蒋介石擅自决定迁都南昌。彭在武汉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中央发动的反对独裁、恢复党权的反蒋运动。他和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一道，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主张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展工农运动，以阻止和抵抗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在这次会议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兼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彭泽民和其他一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的反革命罪行。他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的讨蒋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蒋介石竟勾结帝国主义；我们要解放农工，蒋介石竟摧残农工。我们要革命，要拥护总理的政策，我们非打倒蒋介石不可。”继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武汉汪精卫集团又公开背叛革命。彭泽民与宋庆龄、邓演达等竭力反对。事先，他曾向汪精卫指陈利害，规劝汪坚守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改变反革命立场，汪精卫不听，反而指责他“叛党亲共”。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会散后深夜12时，彭泽民赶至林伯渠家中，将会议情况告诉了林伯渠、吴玉章等共产党人，使他们能及时脱险。接着，彭泽民随第四集团军的第二方面军离开汉口。
7月底，彭泽民到达南昌。8月1日，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被推为革命委员会委员。他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何键等国民党新军阀背叛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屠杀人民的罪行，并号召革命同志团结一致，“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8月5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彭随部队南下。当时气候酷热，加上敌人不断袭击，行军十分艰苦。他与共产党人一道，不畏艰难险阻，在行军途中对部队进行革命宣传，为战士看病，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毅力。起义部队到达广东汕头后，他在彭湃的帮助下，取道陆丰到汕头，乘渔船到达香港，从此开始了他在香港20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由于彭泽民坚持反帝反封建和反蒋的爱国革命立场，1928年国民党中央将他开除党籍，并予以通缉。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在莫斯科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宋庆龄、邓演达写信给彭泽民，邀他共同发起。彭泽民虽然已被开除党籍，但他欣然接受宋庆龄等人的邀请。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路过香港时，与彭一起商讨反蒋问题。随后，邓演达在上海将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彭泽民列名为中央负责人之一。彭在香港组织了南方干事会，负责会务工作。不久邓演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行动委员会的反蒋活动失败。1933年冬，彭泽民到福州参加了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的福建事变，并在人民革命政府中任职，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卖国和反共内战，力主与中国工农红军合作抗日。不久，彭认为成效不大，即离闽回港。
彭泽民流亡香港期间，受到国民党特务和英国殖民当局的监视，生活异常艰苦。为了维持生活，他经友人介绍向香港名医陈伯坛学习中医六年，随后在香港挂牌行医。他对贫苦的劳动人民充满同情，经常赠医馈药，因而深得人们的赞誉。
九一八事变后，彭泽民坚决主张抗日，积极参与爱国救亡运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时刻，11月1日，彭泽民和章伯钧等在香港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代表会议，鉴于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主张团结全国力量对日抗战，争取民族解放，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纲领》还指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要求恢复大革命时期联俄、联共政策。彭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抗战前夕，彭泽民发表《告全国各界领袖书》，要求国民党刷新政治，顺从民意，迅速实行民主，主张各党各派平等合作，早定救国方针，共赴国难。七七事变后，他和章伯钧于7月10日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全国上下一致遵守的政治纲领，实现民主政治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他还极力主张给华侨以参加祖国政治的机会，鼓励他们成立各地抗敌后援会，动员华侨参加抗日战争。他到武汉投身抗战，并与冯玉祥等人为争取实现民主改革积极活动，但是，他们的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和排斥。彭泽民愤然返回香港，创办《抗战华侨》杂志，向海外侨胞进行团结抗日的爱国宣传，并积极反映广大侨胞关心民族危亡和力主抗战的呼声。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彭泽民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于1941年1月20日联名发表给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公开信，谴责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行径，要求“撤销剿共部队，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力量，保障各种抗日党派”。是年3月，各抗日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是发起单位之一，彭泽民因此也参加了同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彭泽民在香港两次被日本侵略者拘捕，在集中营关了一个多月，备尝艰辛，但他凛然不屈。
抗战胜利后，彭泽民呼吁和平团结，反对内战，是南方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1946年9月，他写了《孙夫人（对时局主张）代表了全中国人》一文，表示完全赞同宋庆龄于7月22日发表的《对时局主张》所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