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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飞高翔的鹰 ——我心目中的曹禺 郭启宏 四十年前，我初涉剧界，有人问我，最崇拜的剧作家是谁？我回答，曹禺！设若今天再问，答案依然，还是曹禺！不是我大半辈子眼界不开，未有寸进，果真是四十年来无人能出其右！枕边案头可供翻阅的经典并不多，中国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哦，老舍先生的《茶馆》，此外，或许还有？ 曹禺先生有许多头衔，我以为最有意义的是人艺院长。在我看来，他是人艺真正的精神领袖，他摈弃了庸俗的官场作风，远离了事必躬亲的琐屑，他与世俗的权欲私利相决绝，他一心想着人艺事业的兴旺发达；与此同时，他只把自己当做剧作家，他的确是个多思而苦闷的剧作家。 听苏民说，若干年前，曹禺对苏民说过，他想写一部戏，写孙悟空！苏民颇感意外，曹禺仿佛自语，这孙悟空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不敢揣测大师的创作初衷，但我晓得那是一个哲人的思考，他不会仅仅出于新编或者戏说《西游》的兴趣。如今，大师已经作古，无从请教了，我只能一个劲地伊于胡底。 又听万方说，也是若干年前，曹禺时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默默地，那么长久地枯坐着。万方问她的父亲，您在想什么？曹禺的回答令她愕然，我想跳下去！我依然不敢揣测我们的曹禺院长的内心世界，在他的内宇宙里，该有多少星系、星云、星团和不可思议的黑洞！我念叨着：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按说，我是没有多少资格谈论曹禺的，我只是曹禺的“追星族”。当年我上大学时候，是那样震惊于曹禺的《雷雨》，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这是曹禺最棒的、也是中国现代最棒的一部话剧！我无数次读《雷雨》，我从中汲取养分，坦白交代，我的《天之骄子》的第一幕就是在《雷雨》的影响下写成的（当然，出于尊敬，我不会照抄）。再多一点了解，《雷雨》是曹禺23岁时候的杰作！《雷雨》，23岁……仅仅这两个词汇的简单合成，便可以造就一个神奇的概念——永远的曹禺！ 应该说，我这个“追星族”是幸运的。我未到人艺之前，就有幸认识了曹禺先生，先生在会上会下多次谈到我的昆曲《南唐遗事》，又在岳阳给该剧颁奖，他还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要我帮他推敲那首写汨罗的诗，我当时十分惶恐，确乎受宠若惊。待我到了人艺，我隐约觉得曹禺先生关心我似乎与我的恩师王季思先生有些关系。那是1993年，中山大学召开季思师从教7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临行前适好去北探望曹禺，老院长听知后对我说，他与王先生见过面的，可惜无由深交，他一直仰慕王先生的学问，世上最教人敬重的就是有学问的人，他要我见到王先生替他问好，又似乎想起什么，感慨地说，天地君亲师，五伦之中，师最了不起，因为师是传授文化的，师又是没有亲属血缘关系的，师道一定要！几天后我在母校原原本本转述了曹禺院长的话，季思师脸上溢出不寻常的光彩，中大永芳堂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的幸运还在于我得到了来自曹禺院长的、超出我的期望的赞赏。《李白》这部使我得以立足于人艺、因而也得以立足于中国话剧界的作品，不但得到于是之、苏民的扶持，而且得到了曹禺的奖掖。剧本发表后，季思师在中大召开了一个《李白》学术研讨会，于是之把剧本和研讨会记录复印件先后给了曹禺。曹禺时在北，看后大加称赞，立即给我写了一封信。信封上标明“要件”二字，让办公室速转。原文如下：“启宏同志：读了中山大学为《李白》开的学术研讨会的复印件记录，讲得深，讲得有依据，是学者们的见解，确实不凡。《李白》写得真是好，我集杜甫的几句诗，向你表示钦佩之忱。即问近好！曹禺一九九二.五.六.时年八十二”。另纸是书法，集杜四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启宏先生/曹禺一九九二年春喜读《李白》后”。后来苏民告诉我，当时他笑着说，对启宏称先生太重了，曹禺说，要的，要的。后来，我又到北看望曹禺，没想到他说了一番更令我吃惊的话。他说，“我在三四十岁时候就想写李白，或者李白和杜甫，因为找不到满意的角度，一直没有动笔，现在你把戏写出来了，完成了我的心愿，我很高兴。”（这番话曹禺先生对于是之讲过，于是之在《李白》上演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向与会者介绍过）我难以用语言来表述我当时的心情，或许比尔后荣获大奖还要高兴，实际上我只期望曹禺院长点一点头，我不敢心存奢望，我不是一个非当元帅不可的士兵。 过了些时候，我忽然有点不自信，曹禺院长多半是鼓励后生吧？或者出于礼数、客套？或者……我想起“文革”后不久，有一位写了一出风靡全国的话剧的作者，见到曹禺，称曹禺是他心目中的老师，曹禺很认真地回赠，“你是我的老师”；我又想起流传颇广的轶闻，曹禺看戏的轶闻，几乎每场观后必称“三好”——剧本好，演员好，演出好；我还想起曹禺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时的著名表态——“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哦，北京学术界有一个说词，叫“钱赞”，意谓钱钟书赞人，语多夸饰，还编出一条歇后语：“钱钟书称赞——不可当真”。我由“钱赞”想到“曹赞”，是不是也出于勉励，不可当真？ 不管当真不当真，我确确实实体会到曹禺先生待人的诚恳。有一年，我潮州老家县里的文化局长托我向曹禺先生求字，说是县里计划在城北著名的石壁山风景区增建石刻群，选定山上最高处的一堵巨石留待曹禺先生大笔一挥。我当即去北向曹禺求字，还把我的《石壁山赋》念给他听。老院长很痛快地答应了，夫人李玉茹备好文房四宝。忽然间，他举笔踌躇，写什么？他问我。我笑着说，写什么都成，人家就要您的字。他摇了摇头，你给我出词吧，我一动脑筋就头疼。我只好遵命，灵机一动，指着《石壁山赋》中现成的句子——“揽玄黄”，这三个字成吗？我问。哎，刻在最高处，这词好！他认可，援笔立就。过了一段时间，老家的文化局长来信，说要寄来润笔若干。我赶紧打电话告诉曹禺。李玉茹接的电话，说曹禺挺高兴，你潮州老家太客气了。孰知又过了一段时间，钱还没寄到。玉茹老师来电话询问，我慌了，急忙催促老家的局长。还好，钱很快到了，我立马送去。不仅玉茹老师，而且曹禺先生也十分感谢。事后，我同万方偶然说起，万方坦言，曹禺先生并不富裕。万方或许言者无心，我这听者却猛然感到一阵悲凉，那点润笔算得什么？不及当今大款或者大员的一顿饭钱！我们的曹禺先生精神上如斯滂霈，难道物质上不该富有吗？ 也许隔着年龄和辈分，我与曹禺先生只能是神交，我常有高山仰止之感；不期近些年来戏剧界竟有些人私下里对曹禺先生颇有微词，有时还“微”得可以，个别风头颇劲者在对郭沫若先生大张挞伐之际，也给曹禺先生来上几句。我好生奇怪，当今名人不去剖析郭、曹“背运”当初的生存状态，不敢谴责造成如此生存状态的生存环境，却总自觉着是真理的斗士，仿佛高蹈的孔雀，顾盼自雄。其实，孔雀开屏固然炫人眼目，最怕露出背后的私处，据本人所知，某些擅长张扬与炒作的斗士，在关键时刻往往是醋泡的骨头，哪里有血性的文章？与郭沫若和曹禺相比，相差何止千万里！记得斯大林曾经引用过俄罗斯的谚语，鹰有时候飞得比鸡还低，但鹰永远是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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