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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不是一个简单的多民族拼盘，而是一个有机的多民族统一体，中华民族的有机性来源于各民族历史和现实中的交往交流交融。换一个角度而言，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历史共同体，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进程。 民族交往以民族接触为条件，是两个或多个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民族交流以民族交往为基础，是民族之间物质与人文等多方面的相互呈现与互通，既包括物的层面交流，也包含文化、思想与精神层面的交流；民族交融以民族不断交流为前提，是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融汇贯通，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从民族交往到民族交流，再到民族交融，是一个不断提升和深化的过程，是一个由异向容、由多到兼的进程。这一进程贯穿于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不同时段，这一进程也是客观限定、主观选择的结果。 一、空间的闭合与内聚 整体而言，中华大地相对闭合的空间地理环境，促进了各民族流动的内向性。这个各民族共同家园的东面、东南以大海为碍，北部为寒冷所阻，西部、西南为高原、高山所挡，正是这样相对闭合的环境，为各民族及其先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共同的舞台，也为各民族大散居、小聚居、交错居住分布格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而如此的民族分布格局，又进一步便利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拓展与深化。 不同的生存环境、综合资源决定了人们不同的生计方式。在大的闭合生态环境中又分别形成了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中原区六大板块，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与不同的生态环境的对话中，形成、积淀了不同的文化，积聚下不同的财富，各呈异彩、相互启迪。 虽然在闭合性地理空间的边缘上存在一些通道，在不同的时期也发生过文化的输入输出，但中华文化的主体空间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二、经济的依存与互补 经济领域的互补与依存，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与动力。各民族及其先民所居地域的气候、水文、土壤不同，农牧业产出也不同，这种不同使得交换成为必要。“茶马互市”、“绢马交易”、“粮林互市”、“丝绸之路”等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依托与载体。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物资交互流转，这种物质的流通，编织了各民族生活的网络，而这源自生存的需要。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既是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也是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还是一条重要的农牧业产品和农牧业文化分界线。这条线大致沿大兴安岭—阴山山脉—贺兰山—巴颜喀拉山—冈底斯山脉一线，它将线的两侧分为半湿润和半干旱区、森林植被区与草原植被区、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农耕文明区与游牧文明区。在这条线的两侧，各民族交错散居，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节点，甚至还出现了“家西番”等文化跨族群体。 三、政治的承继与统合 辽阔的疆域统治依赖于成熟的政治体制机制。“大一统”与“天下观”的政治哲学，三公九卿式的中央集权体制，崇合尚和的政治文化，“因俗而治”治辖措施等，一起汇成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治统合力。国家一统格局的实现往往依托于包容的精神。中心向边缘的中央王权渗透结构、地方政权对中央王权“认庙不认神”的内向忠诚、文化吸附与治理吸纳力等，成为推动不同民族政治精英取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因子。 国家统一的格局也是实施社会一体化建构的前提。官僚制度、税收制度、兵役制度、驻防制度等一起打造出同一国家内部政治文化与政治建制的共同性。例如，新疆的锡伯族、达斡尔族，黑龙江的柯尔克孜族，湖南的维吾尔族，云南的蒙古族，以及元代、清代因为驻防等，原因进入中原与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都是由于驻防以及政治统合原因促成的民族流转。 四、文化的并蓄与规约 不同的民族及其先民创造了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之间又彼此借鉴，兼容并蓄。胡服骑射、千里送鹅毛、徽班进京、“元前无北京”等等都映射出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光辉。近蒙古语声调、借用大量满族词汇的普通话，表明任何一种方言都具有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共性因素；来自鲜卑语中的“哥哥”等词语借用，表明不同民族文化因子之间的流转承接；西北多个民族都喜欢唱“花儿”，南方多个民族都崇拜火等等，表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通融兼具。可以说，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并蓄现象林林总总。 悠久而多样的中华文化孕育和涵养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而从未间断过的中华文明又赋予了多民族国家内在的灵魂。合与和便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中的重要范畴。有学者统计：在2000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王朝保持统一的时间长达1550多年。“合”的大势与“和”的理念相得益彰，并对不同时代的王侯将相、子民百姓形成重合尚和的规约力量。若干动物的一部分“合”在一起，就成为了“龙”；若干鸟的一部分“合”在一起，就成为了“凤”，“龙”与“凤”有了“和”的魂魄，就有了百兽百鸟不具备的“神力”。合、和成为中华文化中真善美的主题之一，时过经年，引领数代。 五、战争的驱动与整合 与商业的社会途径不同，战争与和亲以高位的政治路径直接或间接推动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一定意义上讲，战争也是一种特殊的交往方式，尽管其往往带来屠戮、伤害与俘获，但保障其运转的兵役、税收、情报侦测等制度和手段，也强制性地促进了敌我双方各自区域内的整合（包括族类整合），促进了双方对彼此信息的了解。我们反对战争，但无法阻止与否认曾经发生的战争。先秦时期的民族融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汇、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民族融汇，基本上都是由区域战争所推动的。 草原生计方式与农业生计方式之间的依存与争斗，不时引发北方与中原的战争与动荡（当严寒、旱灾、蝗灾侵袭草原文化圈时，草原生计方式以草养牧、以牧养人的生计链条就会断裂，南侵获得粮食便会成为草原民族的选择）。而北方与中原的战争与动荡，或致使北匈奴西走，或致使女真人南下，或致使大批色目人进入中原，更致使中原汉族五次大规模南迁从而形成客家群体......战争导致的民族迁徙，使得社会的民族成分不断重组，与重组相伴的是又一轮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回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可以归结出：合是大势，和为精髓。尤其是当国家政治格局统一而稳固时，各民族之间的包容性就会凸现出来，交往交流交融就会成为主流态势。而当国家政局动荡、政治失序时，新的民族社会结构变化就会发生，主动的或被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会发生。 从另一角度看，每一个民族的形成都是不同族类先民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在各民族形成的历史中，异流融汇是一个基本规律。在中华大地的方位，在不同的生态自然环境中，不同民族的先民在不同的时段，历经群落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各自较为稳定的共同体，成为世居民族共同体；有的民族则在自然及人为原因的作用下，迁移到中华大地，汇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洪流。可以断言的是，每个民族在各自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与临近族类群体之间的互动、融汇与游离。各个民族的形成都是多个族类群体之间交融的结果。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胡人汉化、汉人胡化，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等族体的消隐，30多种色目人自中亚的迁入等等，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范例。 这样的分化、融汇也使得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些共性，尤其是在各民族之间交汇过渡的地带更是彰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 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内在机理。如果将中华民族视为主权政治意义上的国民集合体，那么，这个集合体生成的根系，便深深扎在中国各民族及其先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之中。 回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我们就会与恩格斯有更多的同感。1870年，恩格斯在《爱尔兰史》中指出：“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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