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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s in the Xi Han Dynasty and Multi-ethnic Identities  【作者简介】彭丰文(197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边疆史、民族史、思想史研究。 西汉时期，“大一统”思想广泛传播，以西汉王朝为中心、汇聚周边各民族的“大一统”政治初步形成，这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条件，推动了民族间的互动交融与认同，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奠定了重要基【关键词】西汉；“大一统”；民族交融；认同 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历史发展演变的产物，而西汉时期是这一历程中尤为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大一统”思想得到深入发展并广泛传播，以西汉王朝为核心并汇聚周边各民族的“大一统”政治初步形成。各民族的互动交流愈加深入，认同意识日渐强烈，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为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壮大、生生不息提供了精神滋养，也为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笔者不揣简陋，尝试从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历程的研究视角，探讨西汉时期的“大一统”政治与多民族交融认同，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大一统”思想与西汉“大一统”政治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历程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深深浸润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血脉之中。 “大一统”思想形成于先秦时期。在《诗经》中，已经出现了对政治“大一统”图景的想象，如《小雅·北山》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春秋公羊传》最早提出“大一统”的概念，其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通过对编年史《春秋》中时间记录格式的解读，《公羊传》表达了实现天下一统的政治主张。“大”的本意是张大、扩大、提倡、崇尚，“大一统”意即崇尚统一、尊崇王权，主张由王者统领天下秩序。“大一统”概念正是源于儒家公羊学派对孔子思想所做的阐释。当然，在先秦时期，不仅儒家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墨家、法家，乃至杂家等学派都表达过倡导统一的政治观点。总之，“大一统”思想包含了政治统一、民族统一、文化统一等多层内涵，其核心是政治统一。有学者指出：“所谓‘大一统’，简言之，即王权至上、国家统一、天下一家，核心是王权一统。”同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大一统”思想具有“天下大治”、“天下大同”的理想色彩，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统一、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源泉。 战国时期，不少实力强大的诸侯国进发实现统一的政治愿望。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秦国脱颖而出，兼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西汉王朝建立后，传承了秦王朝统治时期的政治体制，巩固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自文帝、景帝在位始，国家府库充实，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一派祥和景象，至汉武帝时达到鼎盛。武帝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闲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同时，西汉王朝还通过军事活动和政治手段，积极与周边民族加强联系，把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影响扩展到周边地区。由此，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多民族汇聚交融的“大一统”政治。 西汉“大一统”政治，使“大一统”思想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传播机会。公羊学派学者董仲舒在先秦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大一统”作了进一步阐述。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还以“天道无二”为理论依据，阐述了君权至上、天下一统的政治观点，认为“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通过这些论述，董仲舒把“大一统”解释为符合天意与自然规律的不二法则。由于汉武帝的支持，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以实行，儒学成为西汉王朝及此后历代中原王朝的政治指导思想，在统治者心目中具有神圣不可撼动的地位。伴随着儒学的独尊，“大一统”思想获得广泛的传播，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大一统”思想初步形成于先秦时期，集中体现了先秦社会的共同政治追求，为结束诸侯混战、实现统一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也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政治理论基础。西汉统治者继承并发展了秦王朝创建的政治体制，积极扩大与周边各民族的联系与交往，推动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促成了西汉时期“大一统”繁荣局面，在此背景下，“大一统”思想获得空前的发展与传播机会，成为此后历代中原王朝的主流政冶思想。  二、西汉“大一统”政治格局下的多民族互动、交融与认同 在西汉“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影响下，各民族交往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形成了多民族的互动、交融与认同。这一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内容和方式丰富多样，既有政治上的朝贡、盟约、使者往来，又有经济、文化上的互通有无、相互学习，还有风俗、礼仪方面的相互影响，乃至婚姻、血缘方面的结合与交融。从交往交流的性质来看，既有友好和平往来，也有冲突与战争。不管是和平相处，还是对峙与冲突，最终都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认知，密切了相互关系，加强了交融与认同。 西汉王朝自建立以后，与北方匈奴长期存在密切的互动，双方既有激烈的冲突与战争，又有结约、和亲、互市。和亲是汉、匈之间重要的交往交流方式之一，在西汉的各个时期均有发生。最早提议和亲的大臣刘敬认为，和亲能够起到转化匈奴礼仪风俗的作用，达到“兵可无战以渐臣”的效果，最终实现汉、匈之间的长久和平。从历史记载来看，刘敬的初衷的确得以部分实现。通过和亲、互市等途径，中原物资输入匈奴，促进了汉、匈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以至于匈奴贵族“好汉缯絮食物”。而通过结约、和亲，汉、匈奴边境保持了总体和平局面，为维护双方边境地区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向匈奴发动了数次大规模战争，双方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较量，西汉王朝取得一系列胜利，减轻了北部边疆来自匈奴的军事压力。宣帝、元帝统治时期，汉、匈关系面貌一新，和平交往、互助友好、和亲互市成为主流。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率众归附西汉王朝，遣子入侍，其后又多次亲自入朝觐见。宣帝对呼韩邪礼遇有加，赏赐丰厚。汉元帝在位时期，呼韩邪单于继续受到西汉王朝的宠渥厚赏，并在危困之际得到西汉王朝的大力帮助。史书记载：“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竟宁元年(前33)，呼韩邪单于迎娶王昭君，立为“宁胡阏氏”。昭君和亲为汉、匈边境带来数十年的和平安宁。《汉书》称：“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王昭君及其子女成为匈奴政权中维护汉、匈和平友好的重要力量，促进了北方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与交融认同。王昭君之女须卜居次云“常欲与中国和亲”，其在汉、匈之间联络和亲的努力一直持续到汉平帝时期。 随着汉、匈之间的交往交流日益密切，双方在政治、经济以及情感上的相互依赖日益明显，交融与认同逐渐加强。汉元帝时期，西汉使者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代表汉、匈双方“共饮血盟”，盟誓日：“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事后西汉王朝内部对此虽有不同意见，但是汉元帝坚持没有解盟，表明了西汉官方对这次汉、匈盟誓内容的认可。呼韩邪单于之妻、出身于匈奴贵族的颛渠阏氏表示，“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其对西汉王朝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汉、匈双方统治者的言辞与态度，充分体现了汉、匈双方感情上的交融与认同日渐深入和加强的发展趋势。可见，尽管匈奴与西汉王朝之间发生过冲突与战争，但是互动、交融与认同始终是汉、匈关系的主流。汉、匈关系的发展演变，是历史上各民族交融互动的典型，生动地体现了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而逐渐交融认同的历史进程。 同时汉武帝也加大力度经略东北边疆民族地区。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帝在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设立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将原活动于匈奴左侧的乌桓迁徙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设护乌桓校尉。伴随着郡县的建立和政治联系的加强，东北边疆各族与中原的交往交流逐渐紧密。 西汉王朝与西域诸族的交往交流始于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促进了西域与西汉的双向了解认知，开创了西域诸族与西汉使节往来的历史新时期，促进了历史上西域与中原王朝的互动与交融。为了保障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往来，汉武帝在河西地区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汉与西域之间的政治交往与物质、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汗血宝马、苜蓿、蒲陶等西域特产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中原的特产物资与技术也随着人员的流动被传播到西域，史日：“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中亚各国的重要通道，为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交流及古代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联系提供了有利条件。经过几代人的经略，西汉王朝与西域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神爵二年(前60)，西汉王朝设置西域都护府，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属于中央政权的统辖之下。 在西汉王朝与西域的交往交流中，和亲同样是重要的方式之一。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期，先后有细君公主、解忧公主与乌孙和亲，促进了西汉与西域诸族的交往交流，加强了西域诸族对中原的政治、文化认同。特别是解忧公主及其子女、亲随在西域的活动，扩大了西汉王朝在西域诸族中的影响，推动了西域诸族对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认同。例如龟兹王绛宾仰慕汉文化，娶乌孙公主之女弟史为妻，因弟史有“汉外孙”的身份，绛宾深以为荣，多次与弟史一同入朝。他们返回龟兹国后，学习模仿西汉王朝的宫室、服饰、礼仪制度。绛宾去世后，龟兹与西汉王朝仍然保持亲密友好的关系，史载：“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乌孙公主之子万年，同样由于拥有“汉外孙”的身份背景，引起莎车国人的重视：“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即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 在获得西汉王朝同意和支持后，万年被推举为莎车王。弟史、万年的经历，充分体现了西域诸国对西汉王朝的政治认同和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彰显了在各民族互动、交融与认同中和亲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西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诸族的交往交流也有重大发展。汉武帝先后派遣唐蒙、司马相如和张骞等人为使者，深入西南夷地区，加强了双方的了解认知。元鼎六年，西汉王朝设置了犍为、样舸等七郡。随着郡县的设置，西南夷地区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关系日益紧密，中原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也日益增强，这为两汉时期西南夷诸族对中原的政治、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汉武帝遣使初入西南夷地区之时，当地人对中原地区的情况知之甚少。史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日：‘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到东汉初年，不仅滇、夜郎等与中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西南边远地区的哀牢夷、白狼部落等皆主动内附。其中自狼王以夷语作“远夷颂汉诗”三章，诗中动情地把率众归附东汉王朝之举比喻为“心归慈母”、“携负归仁”，充分体现了西南夷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虽然此事发生在东汉初年，却是自汉武帝以来西南夷各部与西汉王朝长期交往交流的结果。岭南、东南沿海地区为百越杂居之地。西汉前期，岭南有赵佗创建的南越国，东南沿海有汉高祖、汉惠帝分封的闽越国、东瓯国。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灭南越，于其故地设九郡，结束了南越国割据岭南的局面，奠定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南部疆域基础，促进了岭南地区及岭南与中原之间各民族的互动与交融。对东南沿海诸越，汉武帝采取扶弱抑强政策，派兵镇压闽越王的叛乱，下令将闽越国、东瓯国大量人口内迁至江淮之间。随着南越国的灭亡和闽越国、东瓯国的解体与内迁，南方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得到空前加强，特别是闽越、东瓯，在迁徙至江淮地区后，逐渐与华夏融为一体，“百越”作为一个族群逐渐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综上所述，西汉“大一统”政治格局为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文化环境和广阔的地理空间，在战争、盟约、和亲、互市的交错转换中，各民族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相互认同进一步加深。其中汉武帝时期的功绩尤为卓著。班固指出，汉武之世，“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蛘柯、越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其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继续发展，至汉宣帝、汉元帝统治时期再度达到高峰。各民族在日益增强的互动、交融中相互依赖，共同发展，逐渐加深了感情，加强了认同。  三、“大一统”视野下的夷夏一体观 在中国古代文献语境中，“夏”、“夷”通常用作对华夏(汉)与非华夏(非汉)族类的概括性、象征性表述。所谓夷夏一体观念，是指将“夷”、“夏”各族视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观念。夷夏一体观念是“大一统”思想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的体现，本质上是民族统一观念。夷夏一体观念与政治统一观念、文化统一观念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基本内涵。西汉夷夏一体观念是“大一统”政治格局下各民族互动、交融与认同的产物，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交融互动的发展。 西汉时期的夷夏一体观念形成于先秦学术文化的深厚根基之上。先秦时期夷夏观包含了丰富的哲学辩证思维，包含“夷夏有别”与“夷夏一体”两方面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在华夏与周边各族关系十分紧张的历史背景下，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华夏精英阶层强调夷夏有别，“尊王攘夷”成为诸侯称霸的重要条件。《公羊传》日：“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另一方面，诸子百家又形成了夷夏一体观念，认为夷夏虽然有别，但共同组成“天下”。《公羊传》日：“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在这段文字中，邦国、诸夏、夷狄尽管有内外之别、远近之别，但同在“王者”所要统一主宰的“天下”范畴中。五服制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上古时代的天下政治秩序和地理方位的想象，其中也蕴含了夷夏一体观念。《国语·周语上》日：“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在想象的天下秩序中，“蛮、夷、戎、狄”也被纳入“五服”的范畴，归入“要服”、“荒服”之列，虽然政治地位较低，但是仍然被包括在“天下”秩序中，与“诸夏”属于同一个政治整体。 西汉“大一统”政治格局为各民族的互动、交融与认同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夷夏一体观念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大一统”政治格局影响下，夷夏一体观念得到深入、生动、形象的表述。特别是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及社会精英，强烈地认识到“四夷”、“百蛮”是“大一统”政治蓝图中不可缺少的成员，“中国”与“四夷”即夷夏各族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通过官方活动或个人著述，从政治、学术、民族源流等多种角度，表达夷夏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 贾谊是较早表达夷夏一体观念的汉代士人。他在讨论西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时，把天子与蛮夷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首”与“足”的关系。贾谊日：“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首”、“足”之喻，意为天子与“蛮夷”犹如身体的首、足两个部分，二者既有尊卑之别，又是一个整体，共同组成不可分割的“身体”。这一论述从侧面反映了贾谊的夷夏一体观念。 汉武帝时期，夷夏一体观念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当时的官方活动中，出现了大量关于四夷臣服、万邦来朝的颂扬之词，体现了人们对于夷夏一体、天下一家的肯定和追求。例如汉武帝通过伐大宛获得汗血宝马后，命乐官作歌日：“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时，在泰山刻石记功，碑文中也有大力颂扬“四夷”来朝的文字，其文日：“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亲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 透过这些歌功颂德之词可知，在西汉王朝君臣的政治观念中，“四夷”臣服、万邦来朝是帝王功成业就、实现“大一统”理想的重要标志，“四夷”是“大一统”王朝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夷夏一体观念在汉武帝时期的著述中广泛存在，其中以司马迁、董仲舒、司马相如尤为典型。司马迁在《史记》中叙述说，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四夷”则是因为“有罪”而被流放到边疆地区的黄帝后裔，至尧时，“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记》认为匈奴也是黄帝后裔，与华夏民族同源共祖：“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司马迁认为夷夏各族同源共祖，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血肉相连的整体。《史记》关于夷夏共祖的血缘想象并不是凭空臆想，而是在充分整理和运用先秦至西汉时期的各种典籍文献、民间歌谣并加以全国范围内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既有先秦学术文化的影响因素，又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反映了夷夏一体、天下一家观念在西汉社会的主流地位。 董仲舒在经学著述《春秋繁露》中，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政治主张。董仲舒日：“是以知明先，以仁厚远。远而愈贤、近而愈不肖者，爱也，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可见，董仲舒从儒家的仁爱思想出发，强调各个层级的统治者都应实行仁政，“四夷”也是“王者”应当施予仁爱的对象。“王者爱及四夷”的观点，蕴含了“四夷”也是天子臣民的观念，反映了“四夷”在儒家学者心目中所占据的分量。 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也是汉武帝开疆拓土、追求“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坚定支持者。在司马相如的文章中，有大量歌颂或者倡导“大一统”政治局面下天下一统、“四夷”臣服的文字。例如在《告巴蜀太守书》一文中，司马相如大力颂扬远人归附、“四夷”臣服的“大一统”盛况，其文日：“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南夷之君，西焚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在《难蜀中父老》一文中，司马相如认为应当坚持对西南夷的经略，以达到“遐迩一体，中外提福”的美好政治愿景。“遐迩”、“中外”意为中原与边疆、华夏与“四夷”，这里泛指夷夏各族或日天下万民。在司马相如致汉武帝的临终遗书中，也有歌颂汉武帝“大一统”的文字，其中包含四夷朝贡的内容，如“诸夏乐贡，百蛮执贽”等。司马相如的文字反映了在“大一统”政治局面下夷夏一体观念的加强。特别是“遐迩一体，中外提福”的表述，既是对“大一统”思想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夷夏一体、天下一家政治图景的浪漫想象与憧憬。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的主流社会对四夷臣服、万邦来朝抱有极大的政治热情，人们普遍认为，“四夷”是“大一统”王朝中不可缺少的成员，夷夏各族同源共祖，血肉相连，密不可分。这种观念在西汉主流社会的广泛存在，反映了西汉时期夷夏一体观念得到发展并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夷夏一体观念在汉武帝、汉宣帝统治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集中体现了“大一统”政治局面对夷夏一体观念形成、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其中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达的夷夏各族同源共祖的观念，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政治信念、历史记忆和祖先认同，推动了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四、结 语 纵观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西汉时期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西汉“大一统”政治与多民族交融认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其一，西汉时期，“大一统”思想广泛传播并逐渐成为中原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大一统”政治理想成为中国数千年坚持不懈的政治原则与政治追求，成为历代中原王朝的不二选择，在统治者心目中具有不可撼动的神圣地位，凡是与“大一统”理想政治模式相违背的言行，都受到主流社会的普遍谴责。这种政治价值取向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二，西汉时期形成了多民族互动、交融与认同的局面，促进了西汉王朝的繁荣和稳固，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意义。西汉时期各民族通过结约、和亲、互市、通使乃至战争等形式，建立了紧密的政治关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文化交流互动，互相增加了了解，增进了感情，增强了认同。在密切的交融与认同中，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奏响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发展、融合、共同进步为主旋律的华彩乐章。各民族的密切互动、交融与认同是西汉“大一统”格局下衍生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促进和巩固了西汉时期的“大一统”局面。这是西汉王朝留下的宝贵的历史经验。 总之，西汉“大一统”政治与多民族交融认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政治性格和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引导功能。“大一统”思想塑造了中华民族崇尚统一、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这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赖以形成发展的政治心理基础和历史文化根基，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不断战胜困难、生生不息、绵延存续数千年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精神动力源泉，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篇幅原因，注释从略。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 编辑： 毕跃光 吴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 付启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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