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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这起事件中没有赢家，而最大的输家就是我们念兹在兹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姜庶伟《法学家与法官为何不能像医学家与医生那样愉快聊天》，法官之家2015-8-9）。我倒觉得不然，虽然同用法律之器谋生，法界公务人员、专职律师、高校教师各群体，却各遵循各自的规则，职业体验也大不相同，几乎难称“共同体”。 大家经由同样的考试、学习几乎相同的教材，老师也是同一批人，解决的都是相似的问题，怎么会不是共同体呢？原因在于实务需要的知识和学校理论确有天壤之别。专职律师从一开始就是服务行业，参与各种交易模式，靠个人力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谙熟商业规则，彻底贯彻二八定律。检察官、法官则是公务员，毕业直接进入等级森严的机关，被要求服从听话，替政府解决各类问题，是庞大的政治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无政治智慧者不能出类拔萃。而法学教师，从读博士开始，穷尽各种先进的、悠久的国外法律理论，半官半学，少数人还能半商，虽为法律职业却可不涉实务，偶遇案件也绝不足以构成样本分析，大多数人对理论比对人性更了解，对外国比对中国更了解。 价值观因职业体验不同而迅速分化。知识产权的法官说新入院时被老法官要求先办三百个案件再说其他（前引姜庶伟文语），那可是我等民商事法官看来最讲究规则和规范、中国最像法官和法院的领域了。他们尚且如此，其他法官看来都不属于法院工作者了（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也确实比较像居委会大妈）。一年四百个案件，总有三百个案件当事人是只要利益不管规则的，法官便认识了理论的无力。诉讼律师去法院，难免被琐事缠身、心情不爽或者极力避免风险的法官唠叨或者嘲讽，但为了长远计不得不忍。几年下来，法官的几千个案件和律师的几万次跑腿，就变成了两厢不忿。教授在学校总是被学生尊重的，又是看西方五千年法理的荣光，最遇不得被法官怠慢，加之案件体验终归有限，于是就将实务看成一锅腥汤。 2013年我们民商法研究生同学聚会，给我党干部进行培训的某高校执教同学说“法官肯定腐败，说说收了多少钱吧”。论据就是他们培训的领导干部都自称干预过法官办案。我等在场的两位北、上法官立刻晕倒，个把案件人家领导靠权威就够了，法官奉命行事，何来腐败。同为法律职业，之间陌生至此，确实无法愉快的交流。 我办了四五千案件的体会就是，每个人无论怎样克服，都不可避免的会将自己的体验投射到评论对象身上；另一个体验则是没有人会被说服，绝大多数人都是坚持己见。所以，最好的辩论结果也只能是增加了解，却永远不会分出胜负。 此次论战并不是没有赢家，它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真相：第一，中国其实并没有什么法律职业共同体，只有职业体验相同或相似的人才能成为共同体；第二，在任何领域，公平都是靠程序正义保障的，如果孟教授的文章发表经得起程序正义评价，即使用词尖刻法界公务人员原本也会继续淡定；第三，新生代法界公务人员文采飞扬、爱憎分明，安于权威、低头干活的局面正在慢慢改变。信息能够传播，社会就是赢家。 当代中国，没有比“法律”、“法治”更让人亢奋的话语了，仿佛它们登场就能包打天下，而现状不公就是因为没有“法治”。可到底什么是“法治”，普通公众是一人一标准，论战让人看到专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士也没有好多少。职业体验的隔阂，阻隔了所有正常的交流。“法治”离中国的距离，像吴刚和嫦娥那么远。不知等到“法检小花”也走出法检大门时，等到我们辞职法官成为资深律师时，等到资深律师成为高校名师时，会不会近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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