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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涿鹿之战探索_韩建业
20中原文物 2002年第4期 涿鹿之战探索 韩建业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北京 100083) Abstract:IntheearlyperiodofFiveEmperorsperiod,YanEmperortribesinBanpotypeandChiyoutribesinHougangtypefoughtnearZhuoluandChiyoutribeswonvictory.LaterHuangEm-perortribesinMiaodigoutypeextendedtheirpowerandfoughtnearZhuoluwithChiyoutribesagain.Chiyoutribeswasdefeatedandforcedtomigratetothesouth. Keywords:Zhuolu;HuangEmperor;YanEmperor;Chiyou;Yangshaoculture 摘要:五帝时代前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所代表的炎帝族系自西而东、后岗类型所代表的蚩尤族系自东而西分别扩张,终于在涿鹿附近相遇而发生激烈冲突,蚩尤族系暂时居于优势。但后来继半坡类型而兴起的庙底沟类型所代表的黄帝族系势力大长,与蚩尤在涿鹿一带再次交锋,终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失败的蚩尤族系被迫向南迁徙。 关键词:涿鹿;黄帝;炎帝;蚩尤;仰韶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731(2002)04-0020-08 “涿鹿之战”是五帝时代前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往主要从文献本身进行探讨,难有定论。希望本文结合考古学文化来进行的探索,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一 “涿鹿之战”以《逸周书·尝麦》篇所记最为详明①: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③。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 收稿日期:2001-08-16 ② 正五帝之官,故命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所谓赤帝即炎帝,而“二后”当指炎帝和蚩尤④。我们从该段中至少可归纳出:(1)炎帝、黄帝、蚩尤、少昊至少有一段时间共存;(2)先是炎帝和蚩尤发生冲突,炎帝处于劣势;其后黄帝和蚩尤争战,蚩尤遭到擒杀⑤;(3)炎帝和黄帝关系密切,曾先后对付共同的敌人蚩尤;(4)蚩尤居于少昊之地,似乎二者亲近,但此后蚩尤被杀而少昊安好,又说明他们之间有重要区别⑥。至于涿鹿的地望,一般以为就是今冀西北涿鹿一带,但也有其他说法。 与涿鹿之战相联系的还有所谓“阪泉之战”。据《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此战的一方为黄帝。据《逸周书·史记解》: ⑦ ⑧ 作者简介:韩建业(1967.12),男,甘肃省通渭县人,史学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人文系副教授。 涿鹿之战探索21 32 尤故地大概就主要在此范围 。又《帝王世纪》42说杀蚩尤于“凶黎之丘(或谷)” ,又上引《逸 “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畔之⑨,阪泉以亡。”知阪泉氏亡于独鹿。独鹿应即涿鹿,阪泉与涿鹿实为一地,阪泉之战当即 1 涿鹿之战 。《史记·五帝本纪》以阪泉之战的双方为黄帝和炎帝,与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相区别,所据只有《大戴礼记·五帝德》,恐不足21信 。 对涿鹿之战涉及到的炎帝、黄帝、蚩尤的居地、时代及相互关系,众说纷纭,但也未尝没有共通之处。 《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是关于炎帝和黄帝本源的最重要的记载。由此可知二者由同一源头分化而来。姜水的地望是判断炎帝故地的关键,徐旭生据《水经注·渭水》条“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等说法,结合实地考察,论证炎帝发祥地在以宝鸡为中心的渭河上游一 31带 。另据《水经注·渭水》条引《帝王世纪》: ⑩ 周书·史记解》中的“阪泉氏”指蚩尤,显然有以阪泉(涿鹿)为蚩尤之地的意思。然则蚩尤 族系的主要分布地域还当延伸到河北西北部。至于上引《逸周书·尝麦》蚩尤“于宇少昊”一句,以及汉代鲁西地区流行蚩尤传说的情况,最多说明蚩尤临近属东夷集团的少昊故地山东,与上 72 述推论并不相悖 。但据《战国策·魏策》等记 62 52 载,作为蚩尤(九黎)后裔的三苗的中心居地却在江汉一带,显然与黄河以北有相当大的距 92 离。这只有用南迁说才能有完满的解释 。如此看来,蚩尤属于苗蛮集团或黎苗族系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将以上论述联系起来,就可以大致看出涿鹿之战的前因后果。五帝时代前期,在黄河流域就存在相互发生关系的三大集团。他们是西部以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中部以蚩尤为代表的黎苗集团和东部以少昊为代表的东夷集团。开始的时候,大概以炎帝和蚩尤族系最为兴盛。炎帝自西而东、蚩尤自东而西分别扩张,终于在涿鹿附近相遇而发生激烈冲突,蚩尤暂居于优势。但后来继炎帝而兴起的黄帝族系势力大长,与蚩尤在涿鹿一带再次交锋,终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失败的黎苗集团被迫离开故园,渡河越岭向南迁徙。而与黎苗集团若即若离的东夷集团也只好暂时服从于华夏集团。黄河、长江流域的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 还有一个黄帝与冀州关系的问题需要讨论。《禹贡》所谓“冀州”之域,包括黄河以北太行 03 山两侧的山西、河北、豫北和辽宁南部地区 。 82 “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 生炎帝,长于姜水”,知炎帝的中心地域或许还当包括华阳,即秦岭以南的汉水上游汉中附 41近 。姬水的地望虽不清楚,但从其他方面来 看,姬姓的本源地大约在汾河下游的晋西南附近。首先,晋西南是姬姓中后世最著名的姬周的 5161 起源地 ;其次,姬周常以夏人自居 ,而晋西71南曾为“夏墟” ;再次,晋西南有不少姬姓小 国应早在西周以前就已存在。看来,黄帝的中心地域非晋西南莫属。要之,炎黄二族系本源一致,故地相邻,共同构成早期华夏集团的主体。但需要注意的是,炎帝和黄帝大约并非完全同时,至少其兴盛期是炎帝在前而黄帝居 02后 。91 81 而这一地区正是黄帝的主要活动区域。涿鹿之战 的结果是黄帝杀蚩尤于“中冀”,显见涿鹿属于“中冀”,即位于中土(即中国)的“冀州”。黄帝曾都涿鹿之说,大约是从涿鹿之战衍化而来。又《礼记·乐记》有“封黄帝之后于蓟” 23 的记载 ,姬姓的燕国可能早在西周以前就已存在,北京及附近地区也可能是黄帝族系的分布范围。而最重要的是,黄帝的中心居地晋西南地 43 区,恰好也是冀州的原始地境 。那么就可以推测,冀州或许正是随着黄帝族系的扩张,尤其是涿鹿之战以后,并入了原蚩尤居地后才扩大了其范围的。此外黄帝的主要居地大约还包括河南 63 中西部地区 。这就意味着黄帝的主要地域其实《的“53 3 13 《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这里的蚩尤和苗民实际上是同一对象。又据《国语·楚语下》“三苗复九黎之德”一句,知苗民(三苗)源于九黎。《国语·周语下》更有“黎苗之王”的提法。因此,汉郑玄 12以为“苗民即九黎之后” ,高诱等人说蚩尤是 九黎的君长,应当是可信的。据徐旭生考证,作为古地名的“黎”,从晋东南一直延伸到河北、,2 22研究与探索 州”北境。而在《淮南子》中这些都属于“冀 73 州”范围 。 庙底沟类型(仰韶二期);老虎山文化之前则一分为二:在内蒙古中南部为阿善三期类型(庙底沟二期)※海生不浪类型(仰韶三期)※白泥窑子类型(仰韶二期),在晋中为白燕类型(庙底 沟二期)※义井类型(仰韶三期)※白泥窑子类 64 型(仰韶二期)。那么与黄帝联系的有可能为 当然黄帝的传说和姬姓的分布并不局限于冀州和豫州北境,但其他地方大约是涿鹿之战后其 影响所及之处,并非其主要居地。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的武力不但西抵甘肃,东至于海,南到江、湘,着意向周围施加影响,而且还尝试 83 着对此广大范围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 。这与此前炎帝兴盛时期的情况有很大区别。黄帝族系似乎已成为整个黄河、长江流域的“霸主”。这大约就是《史记》将黄帝作为“五帝”之首标志一 93 个新时代的原因吧 。 二 古代族系与考古学文化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已被夏商周考古学的卓越研究成果所证实。而由已经证实的族系和考古学文化分别前溯,就有可能弄清涿鹿之战这样一个传说时期重大事件的真实原委,并进而极大地丰富其内涵。这里我们首先从对黄帝、炎帝、蚩尤、少昊所大致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的推测开始。应当说明的是,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本文采用 04 严文明先生的划分方案 。 其中的哪种(些)类型呢?仰韶三期时的西王类 型、义井类型和海生不浪类型地方特征明显,实在难分轩轾,对外影响有限,这与关于黄帝的记载相差甚大;而仰韶二期时虽也分为庙底沟类型和白泥窑子类型,但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向北扩张的结果,彼此面貌差别不大,正与黄帝时以晋西南为中心和冀州以山西为根本的情况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晋西南隔河相望的河南灵宝铸鼎塬一带,发现了北阳平等面积近百万平方米的大 74 型聚落 ,与当时的黄河、长江流域一般聚落为 几万平方米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这为黄帝以晋西南(及其附近)为中心的说法增添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当时地区间发展水平已有明显的高下 84 之别,聚落间地位的差异也日益显著 。然则庙 底沟类型为黄帝族系的主要文化遗存,几乎可成 94 定论 。 炎帝的兴盛时代早于黄帝,则其早期阶段的文化自然就应早于庙底沟类型;而炎帝的中心地域渭河(包括汉水)上游宝鸡一带,恰好是属仰 05 韶文化一期的半坡类型的发源地 ,则炎帝与半 15坡类型就应存在对应关系 。半坡类型已进入新 探讨黄帝的文化,需以对夏文化的认定作为基础。以豫西为分布中心的二里头文化总体上属 14 夏文化无疑 ,具体当属少康中兴之后的晚期文化;此前的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为早期夏文化。由此前溯,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及其前身谷水河类型就属于先夏文化的范畴。又因为谷水河类型主要 24 是庙底沟二期类型东向推移的结果 ,故以晋西南(包括黄河南岸的灵宝、陕县一带)为中心的庙底沟二期类型应当是最早的先夏文化,而黄帝文化就只能在此以前,这是其一;但在龙山时代前夕(公元前2600年左右),临汾盆地的庙底沟二期类型末期遗存,却被包含大量大汶口文化等东方因素的陶寺类型代替;龙山前后期之交(公元前2200年左右),陶寺类型又被包含大量老虎 34山文化因素的陶寺晚期类型代替 。前后两次大 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聚落内部结构井然有序,反映了社会管理功能的 加强,给个人发挥其才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 25 台,但贫富分化尚不十分明显 。 蚩尤文化可从两条途径探索。由于蚩尤与炎帝同时,因此,分布在河北一带所谓蚩尤故地的与半坡类型同时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自然就可能是蚩尤族系的文化遗存,这是其一;据俞伟超先生推测,以江汉平原为分布中心的屈家岭—石 35 家河文化为三苗的文化 ,而通过“禹征三苗”在考古学上的明显反映,又可进一步证明此点。屈家岭文化最初由分布于江汉东部地区的 5 油子岭一期一类遗存发展而来大概不成问题 。而后者实际上是在钟祥边畈早期一类遗存的基础 65上,融合了大量大溪文化因素而形成 。非常有45 的变动,与发生在晋西南的“唐伐西夏”和“稷 4 放丹朱”事件应分别有对应关系 。那么分布在晋中、冀西北、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这一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就可能是后稷所代表的最早的姬周文化,晋西南的陶寺晚期类型是稍晚的姬周文54化 ,这是其二。由上述两点再向前追溯渊源,趣的是,与边畈早期一类遗存最近似的遗存竟是 75 仰韶文化的后岗类型 ,故前者极可能是后岗类 涿鹿之战探索23 迁的传说相吻合,这是其二。和半坡类型一样,后岗类型虽未出现显著的贫富分化,但与宗教等相联系的个人地位的差别已开始明显表现出来。 少昊的文化也可从两条途径探索。由于少昊与蚩尤大致同时,因此,分布在山东一带所谓少昊故地的与后岗类型同时的北辛文化,至少就应当是少昊族系的文化遗存,这是其一;严文明先生从周代山东半岛的东夷遗迹,经商代珍珠门文化、夏代岳石文化,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认为“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的整个 95 时期,都应属于东夷远古文化的系统” 。王迅对此有更为详备的论述,并进而推测少昊族系属于大汶口文化。但大汶口文化与少昊并不一定是完全对应的关系。我们曾通过对先商文化的探 16 源,推测帝喾为大汶口文化末期的首领 ;又依 06 85 其余因都以陶罐、陶钵、陶壶为主要器类而属于一个大的整体,实际上即是一般所谓仰韶文化的前身,我们甚至可以将其作为仰韶文化的最早期看待。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从临潼以东直至山东 半岛的广大区域,却因崇尚素面而联系在一起,尤其河北和山东地区因共有陶釜而显得颇为亲近。这或许就是“蚩尤于宇少昊”的背景。总体上当时各类型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到公元前4800年左右,半坡类型、后岗类型正式形成。文化局势虽未大变,但局部开始活跃起来。最明显的是半坡类型开始逐渐扩展到陕 9607 西大部 乃至于鄂尔多斯地区西南部 ,并进而朝人烟稀少的东北方向继续拓展,后岗类型同时也向西发展。二者在内蒙古中南部、晋中乃至于冀西北一带碰撞并融合,形成仰韶文化鲁家坡类 17型 。若从细部来说,鲁家坡类型中后岗类型的27因素似乎要更强烈一些 。这大概就是炎帝和蚩 据“绝地天通”所反映的社会大变革以及东夷集团的振兴与扩张,推测颛顼时当为大汶口文化前 26 后期之交(约公元前3500年)。然则少昊的时代就不能晚于大汶口文化前期。再向前溯,大汶口文化的主体是从当地的北辛文化发展而来。因此北辛文化就可能也属于少昊族系。这是其二。北辛文化固然尚处于和后岗类型相似的发展阶段,但与庙底沟类型同时的大汶口文化前期却已出现较明显的贫富文化,聚落间差别很是显46著 。 三 黄帝等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大致如上所述。将这些考古学文化联系起来,从大的文化局势的变动再来观察文化间的关系,就可能真正弄清涿鹿之战的来龙去脉。 据研究,从大约公元前5000年开始,黄河、长江流域的气候进入温暖湿润的所谓全新世大暖 56 期“鼎盛阶段” ,这给人类提供了一次极好的 36 尤冲突并以蚩尤略占上风的真实反映。 公元前4200年左右,气候环境变得最为适宜,而文化局势也开始发生较大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庙底沟类型的前身———东庄类型在晋西南 37 的形成和崛起。以芮城东庄村仰韶遗存和翼城 47 北橄一期至三期为代表的东庄类型 ,时代介于57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之间 ,实际上是半坡类 型东进并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果,也可谓 7 是半坡类型的关东变体 。如此正可解释炎黄同源且其兴盛期早晚有别的说法。东庄类型一经形成,就显示出其旺盛的创新、进取和开拓精神,首先向文化相对薄弱、空白地带多的晋中、内蒙古中南部挺进,形成与东庄类型相似的白泥窑子 87 类型,大大扩充了东庄类型的实力 。然后再向 67 周围强烈施加影响,向西使原半坡类型的发展方 97 向发生变化,使其进入晚期阶段 ,考虑到炎黄同源,则这种影响也许是较为平和的;向东南使豫中、豫西南地区遗存也带上了浓厚的东庄类型色彩;向东北使原属后岗类型的冀西北和晋北 18 区文化演变为地方特征浓厚的马家小村类型 ,表明黄帝族系的触角虽已伸至涿鹿一带,但蚩尤的势力还尚未退出;向东影响最小,显然与后岗 28 类型的顽强抵制有关 。这时太行山两侧遗存表面上的和平共处,或许正是黄帝和蚩尤双方经多次较量后而暂时势均力敌的表现。 公元前4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正式形成之后,其与后岗类型的对峙局面终于宣告结束。这08 发展机遇。考古学上反映出此时正是新石器时代 6 中期向晚期过渡之时 。当时,作为半坡类型前身的流行绳纹陶罐的北首岭下层一类遗存局限于渭河和汉水上游,盛行陶釜的北辛文化早期主要分布在山东地区,而河北大部分地区为素面陶罐和陶釜兼有的镇江营一期—石北口早期一类遗存 76 ———也即后岗类型的前身 。仅从分布范围来 看,半坡类型明显要弱于其余二者。另外,晋南、陕西东部和河南大部分地区此时为流行素面 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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