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们对华夏文明的探究，都是沿着由远到近，由古及今的时间顺序的进行的。由于很多的史实不清，只好在几本古籍中引经据典，又因古史的互相矛盾，因此造成至今喋喋不休的争论状态。也许，换个角度换种思维就能将事物的本质看的更真切一些。这里，我们尝试用逆时的上溯寻根方式，来考查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
由于夏朝的考古及文字资料都很稀少，很多问题没有定论，所以只能把商代作为中华文明的里程碑。商是文明比较成熟的王朝，有城市，青铜，文字，集权统治等考古事实，是国际公认的文明标准。仔细考量商代这些文明要素，再和新石器末期的几种文化对比，很可能会找到文明起源的蛛丝马迹。
一，国家政治。商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采用的世袭的承递方式。权利高度集中，实行“亲贵合一”的宗法家族管理。商王常称自己为“一人”或“余一人”，足显其高贵至极。由于疆域空前广阔，在国家统治上采用了宗族式的内服和外服制度，内服是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外服是由邦伯所管辖的地区。可见，奴隶制高度垄断的权利和宗族等级森严的内外服统治，是商代国家政治的主要特点。
商代的这一特点和原始社会的酋邦制非常相似，在我国可考的历史上，与原始社会等级森严金字塔式的酋邦统治最贴近的文化，就是新石器时期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虽然没有文字可考，但从良渚的墓葬可以看出，当时已出现悬殊的贫富差距，等级制度非常明显。疆域管理也分为中心区和扩展区，甚至有外围地区.（详见良渚文化对新石器末其他文化影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3c15b501008ly3.html，石家河文化对新石器末其他文化影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3c15b501008nsf.html）。这里，一个国家的雏形隐越可见。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商继承了良渚文化的国家政治制度，但从现有的考古上看，新石器时期再没有如此完备强大接近国家的统治规模出现。
二，原始宗教。新石器时期，长江流域的原始宗教非常发达。不论是环洞庭鄱阳的石家河文化，环太湖的良渚文化还是环巢湖的凌家滩文化，出土了大量的祭祀用玉，对天地，时空，日月，神灵的崇拜登峰造极。仔细研究这些殉玉，发现它们有共同的特性，文化相互作用影响，连成一片，详见（良渚玉文化对石家河玉文化的影响）。虽然我国玉石的两大产地新疆和田与河南南洋离黄河流域最近，但类似的祭祀用玉在此地区却较少发现。在崇尚玉石的民族中，在石器和青铜相交，被学者称为玉器时代里，黄河流域这一现象，不能不另人遗憾。良渚出现了最早的人殉墓葬，而人殉制度的出现，往往标志着奴隶制的萌芽。
同样，商代的原始宗教也非常发达，国之大事，祀与戎。有上帝王帝之说，大量的甲骨文多是记载占卜之事，到了“遇事必卜，无事不卜”的地步。商曾一度盛行人殉，而新石器时期人殉制首推良渚，在其控制的齐家文化中也有所见，而在中原或东北地区尚未发现。商对玉器也崇爱倍至，几处商墓出土的大量玉器是最好的证明。古石家河人崇拜老虎，殷人同样崇拜猛虎。不但江西大洋洲商代遗址出土很多青铜虎，被称为商的虎方国。就连内服的殷墟同样出土很多玉和青铜虎。更为可贵的是，不论是中原殷墟还是四川盆地广汉三星堆，金沙遗址，乃至江南新干大洋洲商墓，都出土了良渚特有的玉器——玉琮。
最后，政教合一，王权和神权高度垄断，也是良渚文化和商统治的共同特点。因此，在原始宗教及崇拜方面，可以说商王朝更多地继承了新石器时期长江流域的特点。
三，农业。商代甲骨文中，有稻黍并贞的记载。稻是当地最普通普遍的口粮。四川盆地和江南就更不必说了。之所以这样，是因商时中原地区气候潮湿温暖，如同今天的江南，非常适合水稻生长。殷墟出土的水牛骨是黄牛骨的三倍，说明水田耕作当时盛行。而长江流域就是稻谷的故乡，最早的栽培稻出现在江南的河姆渡文化，最早的耕犁发掘于良渚遗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水稻生产，长江流域是殷人的祖先。殷统治者还崇尚丝绸，而最早养蚕织绢也出现在长江流域。浙江湖州的钱山漾遗址出土了我国最早的织绢。
四，青铜。青铜器不但是国际是公认的一种文明标志，也是商代的重器，它的使用尽显商贵族的等级制。等级最高为鼎。商鼎有两种，一方一圆，方鼎最贵，圆鼎次之。而方鼎的形制来源于长江流域的陶器，圆鼎形制源于黄河流域的陶鬲。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对此有过说明。可见，这样的等级选择，同样显示了长江文化对中原文化影响之重。
(青铜器摆放好后,正面与良渚玉器如出一辙)
另外，江西和云南是我国铜矿的主要产地，而我们找到最早的青铜器是在中原被一些学者称为夏朝的二里头遗址，而且是比较成熟的青铜器。从最初到比较成熟，其间一定会有过渡期，最有可能发现铜矿石可塑性的，应该就是生活在铜矿附近江南江北的古人。尽管，在制玉非常发达的古良渚与石家河没发现青铜踪迹，另人遗憾，但可以大胆地猜测，中国原始青铜应该就躲藏在附近。
五，文字及艺术。北大的严文明教授在考查良渚古城是也说起：良渚文化玉器和一些陶器上的云雷纹、兽面（饕餮）纹，是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主体花纹。不仅良渚如此，古石家河亦然。石家河文化的玉虎，玉凤，玉人头及獠牙玉面人，不仅直接影响了江西新干大洋州商文化，对三星堆和殷墟文化起着同样重要作用。更详细的论述请见（三星堆文化并不神秘，石家河古人可能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人的祖先。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3c15b501008jp2.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3c15b501008hlw.html）。
(有学者研究过良渚文字符号，上面为良渚文字符号,下面为甲骨文和金文)
如果说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就一定存在不成熟的文字。甲骨文保存下来是因为刻在兽骨和青铜器上；最初文字没能保存就一定刻写在其他器物上。也许，原始文字伴随着这些器物的氧化腐败早已消失，今人永远也看不到它们了。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中，找到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而且两者似乎存在关联。可惜数量太少，无法深入研究。但愿将来有更多的发现，早日为人类解读。
六，社会分工。从良渚与石家河发掘的墓葬上看，不管是墓的规模还是随葬品，等级分化十分明显，有神权王权一体的，也有巫师的，有随葬品的，也有几乎什么都没有的。至少说明阶级的雏型已经存在。另外，统治广阔的疆域，让人联想到专职的军队。当时玉器雕琢难度及耗时，丝绢的纺织及技能，更不可能没有专职分工。
虽然没有把正在进行考古挖掘，且有争议的良诸古城充当证据，但通过对文明的几项重要特性的分析对比，加之上一篇《我国新石器末期的政治形势》，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华夏更多的文明要素是在长江流域孕育而成 ,因此,长江才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其次对中华文明有重大影响的不是黄河，而是辽河流域，在商周文化里，留有很多红山文化的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