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来源，长江流域的文明，良渚文化奠定了我们的文明起源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它存在三个主要的文化区城,其文化和文明因素,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川江平原,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由于四川盆地四周都是高山峻岭,交通极为不便,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与中原阻隔,故古文献中对四川曾经存在过的古国记载极少。除了商代的甲骨文多次提到“蜀”国,可能是指四川的古国外,《尚书》中也记载了周武王伐封的八个盟国之中有蜀国。

三星堆文化遗址

1986年夏,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两个距今3000多年的“祭祀坑”。坑内出土大量象牙、铜器、金器和玉器,其中仅青铜人面具就大大小小达几十个,最大的一个高近1米。出土的青铜人像有的还戴着金面罩。尤其是2号祭祀坑内出土的一尊青铜人立像,身着左袄长袍,头戴冠,人像高1,72米,连座高达2.62米,是我国古代背铜艺术的杰作。祭祀坑中还出土一支金杖,空心,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有一圆形人面图形,头戴五角冠;上部四面各有一只水鸟,两两相青长喙向下衔着一条鱼,使人不由得想到鱼凫国王的传说。距金杖头端约20厘米处,出土一个龙头形铜饰件,应是金杖杖首。铜人像铜面具、龙头金杖以及玉琮、玉璋,无疑均与王权和祭祀有关。说明这里曾经存在以往鲜为人所知的发达的青铜文明是毫无疑义的。根据这一青铜文明独特的文化面貌及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这应当是古蜀国的遗存。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

长江流出三峡之后,即进入了湖北省境。在这里,长江与其最大的支流汉江汇合,冲积成江汉原。江汉地区的文明形成时间比中原等地区稍晚,而且与中原华夏文明的影响有关。但是,江汉地区古代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商晚期时在这一带建立的楚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非高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秦的天下有一半是楚统一的。

河姆渡文化遗址

长江下游的太湖,古称震泽、具区。人类很早就开发了太湖流域(包括宁绍平原)。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的先民们就在这里劳动生息,他们用骨耜种植水稻,建造干栏式房星,烧造夹炭黑陶器并且有用象牙和玉雕制的装饰品。差不多同时,另一支文化一一马家滨文化在河姆渡文化的北方发展起来,并很快扩散到太湖南北东三面。最迟到距今6000年前,马家滨文化已有籼稻和粳稻两种水稻,约6000年前,已有用野生葛织成的纬线起花罗纹布,有玉制装饰品块,环等。

马家滨文化遗址

马家滨文化的继承者是崧泽文化。崧泽文化时期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的进展,耕地已应用了石犁,虽然还不普遍。玉器璜、马家滨文化的继承者是崧泽文化。崧泽文化时期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的进展,耕地已应用了石犁,虽然还不普遍。玉器璜玦、环、㻿等数量显著增多,经检测,玉质多为阳起石一一透闪石系统的软玉,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陶器多用轮制,器形更加规整。根据已出现男女合葬的现象,人们推测崧泽文化已进人父系氏族社会。在距今约5300年前,良渚文化在崧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延续了约1000年。良渚文化是1936年在浙江省余杭县良渚乡发现的。在中国文明起源时期诸考古文化中,它是最发达的文化之一。农业是良渚文化得以存在的基础。良渚文化的先民们在大田中种植籼稻和粳稻,在园圃中种植葫芦、甜瓜、蚕豆以及桑树、苎麻等菜蔬果本。考古发现的大量石犁、石耘田器以及钱山漾出土的千蔀,说明当时已广泛采用了犁耕技术,并利用耘田器进行中耕,利用千蔀罱河泥作为肥料。大量的水井和早在马家滨文化晚期已发明的小型水渠,可以对农田进行灌溉,是当时的水利工程。这些先进技术大大提高了农田的产量,一个人生产的粮食,已超过维持自身的需要。

上海古崧泽文化遗址纪念馆

根据调査情况,良渚文化遗址的分布密集度大大超过早期的崧泽文化和马家滨文化。在浙北地区,良渚文化遗址常常是几个、几十个集中在一起,仅浙江余杭县的良渚、安溪、长命、北湖4个乡的一部分范围内,就发现了良渚文化遗址40-50处,成串成片,形成遗址群的现象。这样数量较多而且密集的人口,当然要依赖农业提供的粮食才能存活。他们之中还有一定数量的人是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生产的,包括显贵、中上层至觋和手工业者。良渚文化的手工业存在相当多的门类,主要有石器制造、制陶、纺织、竹木器制造、玉器制造等。有些手工业已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手工业。

陶器制造业是手工业重要生产部门。良渚文化的陶器以泥质黑皮陶最具特色,日常用具主要是灰陶。已普遍采用快轮生产,器形规整,器壁均匀,主要器种有鼎、豆、壶、盆、盘、觯、尊、簋、杯等。

良渚文化出土的黑陶

纺织物主要是绢和麻布。绢片经纬线每平方厘米各为42根左右,采用先缫后织的家蚕丝织成。麻布为平纹苎麻布,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为24根,有的经线30根,纬线20根,其细密程度与今天的细麻布相似。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苎麻织物。石、骨、竹、木器的制造在这一地区也有悠久的传统。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和木、骨器。生活用具除陶器外,大量的是竹编器物和木、骨器。仅钱山漾一个遗址,出土竹编器就达200多件,有篓、篮、箩、簸箕、席等,还有捕鱼用的“倒梢”。

在诸种手工业中,以玉器制造业最为发达。从发现的大量玉器来看,良渚玉工技术极为精湛,采用了锯、割、凿、磨、钻、雕、刻等多种工艺手段,并且可能已利用了碾玉砣。玉料以阳起石一一透闪石系统的软玉为主,种类主要有琮、钺、壁、璜、珮、锥形器、D形器等,以玉琮和玉钺的制作最为精致。

从制陶、制玉等手工业来看,良渚文化的部分手工业与农业已完成了分工。

以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已出现了文明的因素。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

良渚文化时期,阶级已经确立,良渚文化中晚期的墓葬证实了这一点。已发现的良渚大墓大都建在人工堆筑的土山顶上,排列有序,形成专门的墓地。如反山、瑶山、福泉山、张陵山、东山、西山等都是人工堆筑而成,其中反山的土方量现存达2万立方米,福泉山达13000立方米。福泉山顶发现有由一尺见方的红烧土砖块垒砌的台地,面积约100多平方米,四周是良渚大墓,很可能是当时人们祭祀用的台地。瑶山也发现有高台存在,良渚大墓建在台上,而且越近台中心的墓葬随葬品越丰富。这些大墓都随葬大量玉器和陶器。福泉山的一座墓葬随葬品为170件,其中玉器达140件,其他30件也都是精美的陶器。反山14号墓随葬品多达260件(组),

系基本上是玉器。这些大基大都随葬代表神权的玉琮,代表杀伐之权的玉钺以及大量的玉壁。墓内葬具有木棺,有的可能还有木椁,反山11座大墓塘底都有土台作为棺床。张陵山等地良渚大墓中还发现有殉人、殉狗的现象。

与大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小墓。良渚文化中后期的小墓没有任何葬具,有的随葬一两件日用陶器和石制工具,有的一无所有。这些小墓面积仅可容身,散布在居住区内外,没有任何规律,个别的两两并列,可见已不存在氏族墓地。从这点来看,可能当时血缘关系的纽带已经松弛,地缘关系已代替或部分代替了血缘关系。

良渚文化出土的兽面纹玉器

良渚文化的先民有着相同的宗教,这一点可以从玉琮的情况清楚地反映出来。一般认为,琮是一种用于宗教活动的法器或礼器,是人与鬼神交通的工具,是良渚文化数量众多,最具特色的典型器物。琮有一节与多节之分,每节必定刻精粗不等的兽石纹,这些兽石纹无论怎样变化,基本结构却都完全一样,即上面两只圆圆作为眼睛,下面一道横凸带作为嘴巴。这种兽石纹是良渚文化的特有纹饰,除玉琮上的之外,在玉锥形器、玉璜、玉D形器、玉带钩以及个别陶器上也有。

当太湖流域3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良渚文化的先民们,都以相同形状的玉琮作为法器或礼器,并且在所有的玉琮上都刻着构图相同的神秘的兽石纹时,他们的宗教思想当然不会两样。这种宗教思想基本上与良渚文化相始终,延续了大约1000年之久。

良渚文化时期,已存在一个专门与神打交道的阶层,即巫觋阶层。他们有主持宗教活动、与神交通、传达神意等权力。正是由于他们的师承授受,才得以使良渚宗教,包括宗教法器玉琮和琮上的兽石纹流传千年之久,并在以后对商周文明产生影响。还应该提到的是,良渚文化可能已有简单的文字。迄今已发现刻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7个,这些文字符号已超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结构笔画都很接近甲骨文。其中一例是4个不同个体刻在一件陶器上,可能已能表达一定的意思。到目前为止,在良渚文化遗址中还没有发现金属的迹象。但也有人认为,良渚玉器上直径仅2~4毫米的小圆圈(兽面纹的眼睛)可能是用金属管蘸解玉砂钻磨成的。

良渚文化葬坑

由于良渚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之一,它的影响几乎及于半个中国。在山东大口文化、山西陶寺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广东石峡文化中都可以看到良渚文化因素的存在。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距今约4200年前,正当中原夏王朝的初期,良渚文化忽然衰亡了。在太湖流域取代良渚文化的马桥四层文化,很少继承良渚文化的传统。良渚文化最具特色的玉器,基本上在太湖流域消失了。

良渚文化虽然意外地衰亡了,但它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影距响和作用,却是除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东夷文化以外,其任何地区的古代文化无法比拟的。中国最早的3个奴隶制王朝夏商、周都吸收继承了这一文化的许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