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习俗史·远古暨三代习俗史（6）

中国习俗史·远古暨三代习俗史（6）

 

　　（三）手工业

　　手工业简言之便是手工制作业。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手工业亦应区分为“广义手工业”和“狭义手工业”。前者包括人类所有用手工制作器物的生产劳动，后者则指已经出现社会分工、手工生产劳动并成专业的生产部门的手工生产业。“广义手工业”源远流长，它贯穿在人类发展史的全过程中，从人类制造第一件石器开始，广义手工业便宣告诞生，广义手工业的诞生也同时成为人类诞生的标志。中国广义手工业的发生迄今可追溯到距今约200万年的元谋人时期。“狭义手工业”是现代学者流行的概念，通常是将石器制作业排除在外，专指陶、木、竹、铜、玉、骨、纺织等行业。本书使用的手工业概念均指“广义手工业”。从远古至夏商周三代的“广义手工业”内容大约包含石、木、陶、玉、骨角、牙、介壳、铜、铁器等制作业和纺织业，从习俗学的角度而言，这些手工业事实上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生产习俗。

　　1．石器制作

　　在云南元谋人和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发现的打制石器，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中所见的最早的石器，其标志了中国打制石器习俗的发生迄今至少可上溯到距今 100万年至200万年。

　　打制石器习俗是石器生产习俗中发生最早的习俗，中国打制石器习俗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而这种习俗的最昌盛、最流行时代则是整个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后，尽管磨制石器习俗已非常流行，但打制石器工艺和习俗仍未间断，所不同的是，此时期的打制石器工艺与习俗已成为磨制石器习俗的一个过程或附庸。到了夏商周时期，标准的打制石器已难觅踪迹。

　　中国磨制石器的习俗，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已有近1万年的历史。从早期到晚期的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是磨制石器习俗由初兴向渐盛和风靡至极发展传播的时代。夏商周三代，虽然铜器制作工艺和习俗获得了迅速空前的传播发展，但传统的更具实效的磨制石器习俗在手工业生产中仍然占有不可取代的魅力。

　　中国的细石器生产习俗，大约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万年左右至 15000年左右的山西朔县峙峪、阳原虎头梁、沁水下川等遗址首开细石器生产习俗的先河。到了距今14000年而后至1万年左右的中石器时代，细石器的生产工艺开始走向成熟，细石器这种特殊的生产习俗也随之成为中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以陕西大荔沙苑、河南许昌灵井、山东临沂凤凰岭等为代表的中石器时代遗存，便是流行细石器生产习俗的典型代表。到了新石器时代，这种生产习俗仍然可见到在全国许多遗址流行延续的踪迹，在夏商时期中也偶尔能见到这种习俗的孑遗。

　　２．木（漆）器

　　非洲的坦葛尼湖南端卡兰博瀑布附近，曾发现一批保存完好的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经加工成单尖或双尖的木棒和短木锥，英国的克拉克当和萨克郡的来灵根也各发现一件旧石器时代的木矛头。这些出土现象表明，在世界史上，制造和使用木器工具的历史十分古老。木器工具的前身是未经人类加工的原木棒（树干、枝等），腊玛古猿，南方古猿时期的猿类，大约已凭本能学会了利用和使用原木棒，当最早的石器制作促使猿变为人后，利用石器加工制作木器和使用木器生产工具的习俗也随之应运而生，故生产木器和利用木器进行生产的出现时间可能仅次于打制石器习俗的发生。

　　中国目前尚未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木器实物，这大致与木器的不易保存原因有关。但没有这种实物例子的发现，并不等于中国旧石器时代就不存在生产木器和使用木器的习俗。从实验考古学的角度看，旧石器时代的木器工具主要是利用打制的石片或刮削器加工而成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所有遗址发现的打制石片或刮削器都十分大量，这种现象说明，从早期至晚期的整个中国旧石器时代，是存在生产和使用简单的木器工具的习俗的。这种简单的木器工具，具体而言，便是适应当时采集和狩猎经济的经用石器加工削尖一端的木棍、棒。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从考古现状来看，也大体上是继承和持续着这种制造和使用木器的传统习俗。

　　到了距今6000多年至4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浙江余姚河姆渡、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余杭反山、瑶山、庙前、宁波慈湖、江苏常州圩墩、吴江梅堰、溧阳洋渚、吴县澄湖古井、台湾台北芝山岩、山西襄汾陶寺等遗址均发掘出土有数量不一的确凿的木器实物，木器实物的种类除了各种不同的生产工具外，尚有各种不同的生活器类。这些木器实物的出土，无疑为我们认识洞察新石器时代的制作和使用木器习俗的具体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发掘出土的绝大部分石制生产工具，尤其是那些带穿孔的工具，据民族学资料所示，大多要与木柄结合加固方能应用于劳动生产中，故该时代除了存在木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器外，事实上也存在大量的经加工的木质器柄或器把。此外，河姆渡遗址曾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其外表残存薄薄的朱红色涂料层，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涂料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它说明中国在木器上髹漆的工艺习俗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长江流域下游地区便已发生。

　　《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本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类似的传说亦见于《世本·作篇》、《白虎通》、《拾遗记》等书。将这些传说验之考古学资料，不难看出，这显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木器制作业的具体写照。考古学与文献记载的相吻，进一步说明木器制作和使用的习俗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曾十分盛行。

　　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木耒痕迹、漆觚、鼓、缽等用器和木棺葬具等，明确表明夏王朝时期也是盛行制作、使用木漆器习俗的。《韩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史记·夏本纪》说禹治洪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音jú）”，《庄子·天下》说：“禹亲自操橐（tuó）耜”，禹所乘的车、船、橇、檋和操持的耒臿耜，均是木制品，《韩非子·十过》：“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指的则是木漆器。禹为夏启之父亲，禹时的木（漆）器制作和使用都已到达这个水平，那么，夏启立国和整个夏王朝时期，盛行木（漆）器生产和应用习俗的详情就不言而喻了。

　　商和西周王朝的木漆器生产和应用习俗，除了继续体现在制作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器之外，其更重要的还在于体现在制作交通工具（马车、牛车、船等）和棺、槨葬具上。

　　3．陶器制作

　　陶器制作是人类社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发明和进步，烧造陶器习俗的最初出现通常又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陶器在考古学的断代和文化对比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作用，故其又被考古工作者誉为考古学（尤其是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标兵。

　　中国陶器制作技术或习俗的起源，迄今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发现的陶片，是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陶器制品，距今大约已有8000至1万年左右的历史，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烧造陶器的习俗史至迟在距今 1 万年前后便已在华南地区发生。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目前所知最早的使用陶器的遗址是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它们说明该地区的制陶历史至少也有近8000年之久。长江中下游地区据湖南澧县彭头山、石门皂市、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情况看，其制陶的习俗也在距今6000—9000年时期出现。

　　中国古文献记载的一些陶器发明事宜，实际上应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制陶习俗出现的早期阶段的一个描写。如《周书》：“神农耕而作陶”、《世本·作篇》：“昆吾作陶”、《吕氏春秋》：“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周礼·考工记》：“有虞氏上陶”等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制陶业主要盛行制作泥质和夹砂的红（砖红色）陶器。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制陶的技术迅速提高，制陶的习俗更是在全国各地普遍传播发展开来，使陶器的制作逐渐成为新石器时代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和最呈专业化的手工生产业。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制作主要流行泥质和夹砂的器表施饰红、黑或白彩的“彩陶”，晚期则主要流行泥质和夹砂的灰陶、黑陶和蛋壳陶等。

　　从夏代始，中国社会进入了文明国家阶段，据相当于此时期的二里头类型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尽管手工业中已出现了青铜制造业，但制陶的习俗仍然左右着夏朝手工业的潮流，流行陶器主要是夹砂和泥质的灰陶。

　　同样，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制铜业虽已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但仍不可能取代或阻挠制陶业的存在与发展，制陶的生产习俗仍旧在全社会中普遍风行。据考古资料，商周制陶业除继承以往的制陶传统外，还出现了白陶和釉陶的生产工艺，制作白陶器的习俗主要见于商朝，制作釉陶的习俗则在商代与西周均有所流行，釉陶又被称为原始瓷，它为后来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白陶与釉陶的生产习俗，可视作是商代、西周时期制陶习俗内容的一个新的重要的发展和进步。

　　4．玉器制作

　　许慎《说文解字》说：“玉，石之美有五德者。”现代地质学知识告诉我们，玉分硬、软两种，硬玉即矿物中辉石的一种，主要成份是硅酸钠和硅酸铝，硬度在7以上、比重3.3，如翡翠等；软玉是矿物中角闪石的一种，主要成份是硅酸钙，硬度在6—6.5，比重2.9—3.1，如碧玉或青玉、白玉等。古人所称的玉，基本上是属软玉。考古发掘出土西周及前此时代的玉器，都属软玉范畴。

　　中国制玉工艺和习俗的发生，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玉璜、玦、管、珠等遗物，标志了中国制玉工艺和习俗的兴起迄今至少可上溯到距今7000多年前。自此而后，黄河流域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华南地区的石峡文化都明显盛行着制玉的工艺和习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制玉、用玉风气的发生与发展，为夏商周三代玉作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有关夏朝制玉工艺和习俗的流行，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已有所反映。

　　《帝王世纪》：“（禹）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

　　《史记·殷本纪》：“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

　　《淮南子·说山训》：“咼（和）氏之壁，夏后氏之璜。”

　　《淮南子·精神训》：“夫夏后氏之璜者，匣匮而藏之，宝之至也。”

　　禹时“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述已足以表明，夏朝玉器制作业相当发达，制玉的习俗十分流行和普及，玉器更是成为财富、礼品和信物的象征物之一。“夏后氏之璜”的记述则表明，夏朝不仅盛行制玉，而且所制的玉璜遐迩闻名，堪与其后时代的“和氏壁”相提并论，是先秦时期人们梦寐以求的宝玉之一。

　　在二里头文化遗址经考古发掘出土的较大量、较精美的玉饰品，进一步证实了夏朝崇尚流行玉器生产和应用习俗的文献传说。

　　商朝的制玉行业的发达程度和习俗流行的程度可以说比夏朝有过之无不及。玉器是商朝奴隶主贵族十分珍视的贵重礼器和装饰品之一。以郑州二里岗、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迄今已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玉器实物，充分说明了商朝玉作业的发达和尚玉习俗的流行。商朝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除了生前佩带玉器以显示权力、财富和华美外，还流行将玉器作为祭祀品和殉葬品的习俗，仅殷墟妇好墓一墓就殉葬有玉器755件，以此足见商代殉玉在贵族阶层中之重要作用。殷墟发掘的数以千计的平民墓，殉玉的墓也为数不少，说明殉玉的风气在殷代全社会中都是风行的。商代的制玉工艺水平，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殷墟文化时期，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妇好墓中出土的各种人形、动物形线雕、浮雕和圆雕作品，刻划细腻、雕琢适度、比例匀称、构思巧妙、刀法娴熟流畅，给人一种玲珑华贵、栩栩如生、美不胜收的观感，堪称商朝制玉的杰出代表。《尚书·盘庚》：“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周书·世俘》：“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此两则记述从文献学的角度证实了商朝制玉和用玉习俗的流行盛况。

　　西周时期制玉的风气也十分盛行，考古发掘的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曾发现玉器数百件，陕西宝鸡茹家庄墓地也发现大量的西周玉器，据统计，仅茹家庄一、二号墓出土的玉石器就达1300多件，加上其它地区历年发掘发现的玉器，其数便可谓数不胜数。如此大量的西周玉器出土，表明了当时制玉业的发达和普及。据文献记载，西周的制玉、用玉已形成一定的礼俗制度，《大戴礼·保傅篇》：“下车以佩玉为度，上有双衡，下有双璜衡牙，玭珠以纳其间，琚瑀以杂之，”《诗·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束之，杂佩以赠之”、《诗·小雅·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这些都是表示成套佩玉的记载。《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这则是介绍以玉区别身份地位的记述。《尚书·金滕》：“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这是说周公用玉璧、圭祭祀周先公先王的事。由此可知，周代的玉器制作习俗已出现渗透到属意识形态的礼仪制度中的趋向。

　　5．骨、角、牙器制作

　　骨、角、牙器制作之俗发生时间很早，流行时间也相当长。骨是利用动物的身躯骨架、角是利用有角动物的角、牙是利用个别动物的牙等来制作器物。

　　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曾发现了一件步氏真梳鹿的头盖骨，上面保存了左右两段鹿角，其中左角的一段上，有明显的切割痕迹，切痕的横断面呈“Ｖ”形，可能是制作角工具而留下的痕迹，从而开创了中国远古人类制作骨角器的先河，表明中国的制作骨、角器习俗可能渊源于距今约10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猿人遗址曾出土有尖形或刀形的骨器工具，另见骨砧、角锤和用鹿头盖骨加工而成的“水瓢”，这是迄今最早的骨角器实物，距今至少已有30—70万年左有的历史。中国早期制作骨、角器习俗的实例尚有如次几个：山西侯马南梁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发现骨角器28件，其中16件是骨器，包括锥状器1件、尖状器14件、刮削器1件，南梁遗址属丁村文化类型；同一时期的北京新洞人遗存，发现磨制骨片两件，是中国迄今最早的磨制骨器；宁夏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磨制骨锥一件；同时期的山西朔县峙峪发现打制骨尖状器和骨片，河北阳原虎头梁发现鸟骨制成的珠饰、辽宁营口金牛山上层出土亚腰形穿孔骨器和经打琢粗磨的骨锥各一件，湖南桂阳木墟溶洞发现磨制刻纹骨锥一件，四川资阳人遗址出土刮制的三棱形骨锥一件，吉林榆树人遗址也报道发现有骨器，北京山顶洞人发现的骨角牙器有骨针、磨光鹿角和下颚骨、穿孔青鱼眼骨饰、刻纹鸟骨管和穿孔兽牙。以上骨、角、牙器的发现情况说明，从旧石器中期始到晚期，中国制骨、角、牙器的习俗不仅业已发生，而且已逐渐普及流行，并发展出打制、琢磨、刮削、磨制、刻雕、穿孔等多种加工习俗，为新石器时代以后这种生产习俗的大发展、大普及奠定了基础。

　　北京“东胡林人”墓葬中发现的骨镯，距今已有约1万年左右的历史。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山东沿海地区、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都毫不例外地发现骨、角、牙器制品，说明骨、角、牙器的生产习俗在当时已相当流行。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窑文化、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石峡文化、卡若文化、昙石山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为代表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均普遍流行生产骨、角、牙器的习俗。尤其是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大量骨、角、牙器的出现和制作工艺的复杂、精湛，如圆雕工艺的出现，说明了新石器时代骨、角、牙制作业的兴盛，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角、牙器的工艺的最高水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骨、角、牙制品，除了大量的生产工具外，还有种类繁多的装饰用品和早期的卜骨生产。此外，大汶口文化发现的象牙筒、梳，河姆渡文化发现的象牙器，标志了中国象牙器的生产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象牙器的生产习俗发生恐怕可上溯到更早的时期。中新石器时代的象牙生产业，无疑为夏、商、周时期象牙制作工艺的发展、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考古发掘，在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除发现大量的骨器、角器外，尚发现大量的骨器半成品、骨料以及卜骨和象牙器。这种情况说明，夏王朝纪年时期内的骨、角、牙制作业是相当发达的。骨、角、牙器的生产习俗对夏代的社会生产经济的发展予以重要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说：“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从此则记述看，夏禹时已存在用骨节制作车饰的习俗，与考古材料显示的夏代制骨习俗基本吻合。

　　商朝的制骨、角、牙器的生产习俗在考古发掘中表现得更为突出。郑州紫荆山、殷墟北辛庄、大司空村等地制骨作坊的发现，郑州二里岗、殷墟文化时期的诸遗址、墓葬中发现的大量骨、角、牙器制品和半成品、废料等，殷墟十几万片有字卜骨和其它难以统计的无字卜骨的发现，充分说明商代这种手工行业的发达、兴盛是前此时代无法比拟的。仅以安阳殷墟发掘的几个例子，便足以表明商代骨、角、牙器制作业的洋洋大观。如1958—1961年在安阳殷墟苗圃北地、梅园庄、北辛庄、小屯西地、白家坟等遗址，发掘出土骨器1439件、角器27件、牙器5件；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随葬骨器564件、象牙器3件。其中妇好墓出土的两件象牙杯，为以往出土所罕见，其器形设计的巧妙新颖，雕工的精细流畅，代表了商代象牙器制作的最高水平。联系郑州二里岗墓葬出土的象牙觚的现象看，商朝的牙器生产亦开辟了容器制作的新工艺、新途径，创行了象牙容器制作的新习俗。

　　西周时期骨、角、牙器制作习俗的流行，在考古发掘中有很强烈的反映。陕西歧山凤雏（即周原）西周建筑基址1977年发现300多件卜骨（包括带字的）；扶风云塘、沣西张家坡、曹家寨等处均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制骨作坊遗址，出土大量的骨料、半成品和成品；其它西周时期遗址、骨器出土的记录屡见不鲜；尤其是在西周墓葬，随葬骨、角、牙器已成为一种时髦。这种种迹象说明，西周时期的骨、角、牙器制作习俗是相当盛行的，制作的工艺水平也达到一定的高度。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发现的象牙雕刻片饰，表明这种工艺生产习俗在西周时期尚在持续发展。辛村墓出土的觽（角制的佩饰），《周礼·考工记·弓人》记载的以角制作弓的事宜，《诗·小雅·角弓》“骍骍角弓，翩其反矣”的记述，则表明西周时期角制工艺和习俗的巧用其材和独出心裁的发展。

　　6．介壳器制作

　　介壳器是指蚌蛤壳、龟甲、蛋壳类制成的器物。

　　山西新绛县三家店发现的一件“蚌制品”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介壳制品，其时代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五万年以前。宁夏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曾发现用鸵鸟蛋皮磨制而成的圆形穿孔饰片，皮片并染成红色；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发现穿孔蛤壳，鸵鸟蛋皮扁珠；北京山顶洞人遗址发现有海蚶壳（亦写成蚌壳）饰。这些发现表明，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介壳器的生产制作已逐渐蔚然成风。

　　北京“东胡林人”墓中发现的蚌饰，是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最早的介壳器制品之一，与其时代差不多的华南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如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翁源青塘等遗址均发现了诸如蚌刀之类的蚌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长江流域地区的新石器早期文化目前尚未见到介壳器制品。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至晚期，象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黄河、长江流域的绝大多数遗址，都不同程度地流行有介壳器制作的习俗。广东、广西、福建等沿海地区的遗址，尤其是贝丘遗址，更可视作是盛行介壳器制作习俗的突出代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介壳器制作，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上。

　　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和西周时期的考古遗址与墓葬，除毫不例外地发现较大量的生产工具、装饰品等介壳器外，尚以发现较大量用于占卜的龟甲片而区别于前此时期。这些现象说明，夏商周三代介壳器的制作、利用习俗不仅十分流行，而且发展出新的内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