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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的话语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独白，一种是对话。独白是一个人说，对话是两个人说。其实说一个人说话，只是将人等同作身体的时候才可能。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发出声音或者写出文字。比如我现在在写这本书，是我自己在写，没有别人（身体）的参与。但是没有身体参与并不是说就没有别人存在。一个人说的时候，会有一个想象中的听者。当然说话的人未必有意识地去想那个人。可以说，所有的话语统统都具有对话的性质，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对话，而且是个人和本土文化的对话，和民族文化的对话，在目前通讯发达的数字化时代，还是和世界文化的对话。 指出这一点，对叙事治疗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认为意义很大。至少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咨询师的故事必定要与来访者个人的故事对话，不能自说自话，也不能让来访者自说自话；第二，作为咨询师一定要知道来访者自己的故事并非真的是他们自己创作的，而是模仿本土文化，进而模仿民族文化，进而模仿世界文化的结果，他们只是故事的角色或者主人公；第三，咨询师要主动地参与到新的替代故事的创作中去。通过这种自觉地对话，两者都可以明了自己的故事是如何形成的。如此一来，主人公和作者才能够合二为一。 传统的做法恰恰相反，不是让来访者生活故事的作者和主人公合二为一，而是尽量让他们泾渭分明。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DSM（美国精神失常分类诊断手册）。它把来访者看作是被客观观察的对象。认为来访者和咨询师是无知者和专家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让咨询师“代表”主流文化的故事做来访者的生活故事的作者。当然很多人早就意识到这个做法的问题。 1988年的春天，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家庭治疗系就曾经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要求他们以DSM-III作为诊断标准，来为那些到这里来咨询的孩子做情感障碍和行为障碍的诊断。要求把这种诊断作为收治的依据。当事该系的主任是卡尔·汤姆，他反对这种强迫使用DSM的做法。为此他提出了几条理由，其中比较基本的原因是：DSM有很强的标签作用（其他的理由后文详细讲述，参阅传统的评价部分）。精神病类的诊断具有非常强的社会印刻效应。一个标签，可能会让人终生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不仅不利于康复，而且会遭遇许多歧视和排斥。他认为，随着社会工作界和心理咨询界接受精神病标签的人数的增多，它的社会印刻效应也在逐渐增强。最终可能成为孩子自我认同中内化了一部分。他不愿意接受一种背离治疗目标的诊断手段。但同时，对于使用DSM的要求，有一点还是要认真对待的。就是说DSM涉及到社会责任问题，究竟哪些家庭应该接受治疗服务，哪些家庭应该获得社会福利基金的支持。那些要求他们运用DSM的人的逻辑就是，如果家庭成员能够被诊断为某种心理障碍，那么就可以合情合理地为他们提供公共的治疗服务和资金支持。当时汤姆博士的立场是：在系统了解心理问题的规律的基础上，家庭治疗领域可以提出一种更有利于治疗的方法帮助社会服务部门来做区分。尽管提出这种新的方法可能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但是他愿意牵头来做这件事情。有关机构接受了他的这个想法。于是他开始组织一些心理治疗师和家庭治疗师一起合作，着手研究一个新的精神病评价方法。 他们把这个新方法称为“HIPs和PIPs”。其中HIPs是Healing Interpersonal Patterns的缩写，中文的意思是“具有愈合作用的人际交往模式”；PIPs则是Pathologizing Interpersonal Patterns的缩写，中文意思是“能够导致心理疾病的人际交往模式”。他们的基本假设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会对他们的体验和心理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有的交往模式可以对人产生“造成心理疾病”的效果，有的会给人产生“愈合的”或者“健康的（Well）”作用。究竟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交往中使用了哪些行为，和交往中的人给这些行为赋予了什么意义。一旦一种交往模式被建立起来，其他的人很容以被“吸收”进来，从而加强它的作用。换句话说，特定交往模式的心理效果不是重复的或者循环的，它可能是可以累积的，有时候甚至成指数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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