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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这个有名的论断，足以说明特定形式的话语实践所蕴含着的文化规范（cultural norms）的型塑作用（molding effect），但是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言说是必然的，也不能说明，为什么自明性的（transparent）言说是可能的。 概括地说，福柯的这个论断揭示了言说的文化相对性一面，却忽略了言说的本真性一面。言说的相对性显示了某种文化规范对话语生成和理解的制约作用；言说的本真性则显示了话语的原初性象征意义，显示了话语的根本神圣性。 现代主义的、实在论的、逻辑实证论的语言观，将语言降低到工具的水平，完全忽略甚至明确否认了语言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创造作用，将神圣性、诗意、价值、信仰的内涵从自己的语言理论中剔除净尽。其结果，则是造成人类文化实践（学校教育、政治论争、商业广告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中意义的肤浅化、机械化、虚拟化、虚无化。语言的堕落和僭越成为遮天盖地的洪流，真实的存在被遮蔽，文化的更新和自明已经是积重难返，步履维艰。全人类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如何恢复与自己的本然根据和来源的一体联系，重新找到失落的家园。 社会建构论者强调，言说的意义总是由某种文化假设所规定；但是这样的命题同时也就是对于言说的根据和标准的质疑：既然任何一种说法都可以，我们所说的是真还是假？是善还是恶？是雅还是俗？如果不存在任何根据和标准，文化规范本身还有什么权威性和合理性？ 历史主义者可能会告诉我们，一切标准都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不存在任何一种超越时空和历史境遇的普遍的真理、最高的权威、终极的标准。但是同时也有人告诉我们，历史本身就是一个让人随意装扮的小姑娘。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历史无非是用某种风格和视角展开的叙事，是某种与小说相类似的“故事”！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曾经谈到，自己年轻时选择专业，首先排除了自己中学时代曾经最喜欢的历史，因为他觉得，历史是最不容易弄得十分确凿的学科。他说，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上台之后都要重新改写历史。“成者王侯败者寇”，这个道理中国人大都懂得，见惯而不怪，而且似乎已经成为全 世界政治学的金科玉律。 相对主义者会声称，如果说一定有真理，那么绝对不是只有一个大写的真理，而是许多小写的真理。而许多个真理相互竞争，你方唱罢我登场，虽然热闹非凡，却也足以让老实人无所适从，让政治骗子左右逢源，大行其道。 我们实在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一个结论。谚语说：“你可以把马牵到河边，但是你不能强迫马喝水。”概念逻辑似乎不能让我们的心灵放弃它自己的情感逻辑，放弃它与宇宙万物的本然联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渴求摒弃干扰，实现理想的存在状态。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叙事的动因或者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量，是内发的，抑或是外在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有所言说的时候，我们是被社会文化的现成的规则框架所约束呢，还是遵循自己某种内在的根据呢？ 关于言说的内在根据，就是这同一个福柯，曾经富有诗意地做过这样的探究和描述： “我本该希望有种声音开始在我心底响起，在我说话之前告诉我将要说出的所有的话，我希望它说：我们还是得继续说话，只要还有话可以说，我们就得说话；我们必须说，直到它们发现我，言说我——一种很让人烦恼的努力，很让人烦恼的失败；我们不得不说话；这可能已经发生了，它们已经把我带到了我的故事的边缘，到了一个门口，已经在开启我的故事。”（Foucault，1991，p.9.） 尼采说，精神有三个变形：骆驼、狮子和婴儿。叙事心理治疗的思想渊源正是从这里开始，神话时代的精神是骆驼，承载着最重的负担；科学时代的精神是狮子，高举着“我要”二字与叫做“你应”的骆驼争斗；叙事时代的精神是婴儿——“小孩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之“三种变形”）语言表达的神圣性、原初性、创造性，在尼采的思想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存在主义的基本精神趋向即奠基于此。 福柯早期的著作深受尼采的影响，而叙事治疗的理论又深受福柯早期思想的影响。当然，英美澳加等英语国家的认知心理学属于学院派的主流，认识治疗家贝克（G.Beck）和艾利斯（A.ElLis） 在心理治疗领域也有广泛的影响。叙事治疗运动所接受的影响是多元的，今后的发展走向也存在各种可能性。这是我们研究叙事理论的时候需要特别留心的地方。 叙事治疗开启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但是前面的路并不平坦，而是布满了荆棘和陷阱。走出现代主义的传统模式以后，心理治疗要往哪里去？我们有很多问题要探索，而问题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传统心理学的边界，而进入哲学和社会学等研究领域。 现在我们回顾尼采的立场，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叙事心理治疗的一种艺术（不是美学！）的出路。从根本上说，叙事心理治疗乃是要人的精神回归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本身才是一切的本元，是新的开始，是一个大游戏，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大生命的显现。 人的生活不会是无言的生活，而恰恰是在意义表达方面无比丰富的生活。这个生活是如此瞬息万变、多姿多彩，以至于我们仅仅用日常交际的语言来表达它会显得力不从心，我们还需要美术、舞蹈、冥想、鼓琴、吟诗、书法、歌唱……来实现人的生活的丰富可能性。 所以，尽管人的确会被“话”所“说”，终究“人”还是要自己说“话”。 每个儿童学会说话，是一个大成就。每个成人重新学会说话，学会真的话，说“真人”的话，那就是一个更大的成就。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是无言之言。人沐浴在文化的水里，又要吐故纳新，生生不息，创造不已，日日更新，从而可以使我们身在其中的文化活水常流常新。 言说是行动（act），是作为（performance），是创造（creation）。我们为爱情立誓，为真理和崇高献身，为神圣性表示虔诚信仰，为原初性的艺术感动，这些言说的本真功能，区别于知识体系和逻辑命题的演绎功能，更区别于日常功利的操作与控制功能。可惜我们已经与这种言说功能久违了。“诗歌使大地适合人居住”。没有诗歌的地方只剩下精神的荒凉和贫瘠。 叙事，叙事，何种叙事？其有辨乎，其无辨乎？ 人籁、地籁、天籁，在言说论辩时，要分别对待；而一旦做到了言行通达、身心无碍，即可实现物我一体、同与大通的境界。这时难道还需要我们去人为地做什么分别对待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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