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陈设计叙事趋势、原因与反思

内容提要：近年来，“了解故事”代替“欣赏珍宝”成为博物馆观众最主要的参观目的。当代博物馆展陈设计亦呈现四种叙事趋势：主题展代替珍品展、语境阐释逻辑代替符号分类逻辑、动态故事代替静态描述以及多元媒介组合代替单一媒介组合。推动展陈“走向”叙事的原因有西方博物馆展陈经验的影响、博物馆“泛艺术化”困境的阻挠和文物身份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当下，博物馆人应兼顾“具有中国风格的叙事结构”“以人为焦点的叙事视角”和“规范化展览叙事机制”，努力呈现具有科学阐释逻辑、较高传播效率和理想认知规模的展览。

关键词：博物馆 展陈设计 叙事 历史 文物 艺术

一、引言

2019年至今，笔者在“博物馆观众心理认知实验项目”中完成了近两千个样本的结果分析，其中，在回答“您想在博物馆看到什么展示内容”这一问题时，“历史故事”以38.1%的比重成为观众最想了解的展览讯息，超过“历史文物”（30.7%）、“考古知识”（30.1%）等选项。可见当代博物馆观众最主要的参观目的正由“欣赏珍宝”逐步转向“了解故事”。进入2021年，文化热度持续走高，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博物馆肩负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责任。面对历史阐释、传播与认知的三重机遇与挑战，博物馆从业者或学科研究者急需寻找到“讲故事”的最佳方式，让文物“活”起来。

展览叙事在博物馆学既往研究中并非新视角，研究者在历史学、哲学、文学、传播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交叉领域中研究展厅空间叙事、展览内容阐释和展览叙述流程等问题，已经作了不少理论与实践工作，但学者们的关注点似集中于展览内容与设计案例的微观领域，很少在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的宏观社会语境中审视展览的叙事性。此外，叙事展览已成为研究者笔下的一种展览类型，许多策展人亦使用“叙事”概述展览的性质与结构，是否还应思考：博物馆能讲故事吗？讲什么故事？谁来讲故事？怎么讲故事？在叙事展确切成为一种博物馆展览类型之前，“叙事”实为博物馆展陈设计的发展趋势，是一场全方位的公共文化转向。因此，笔者拟对我国博物馆展陈与故事的关系、展陈设计的叙事倾向、展陈设计的叙事推动力、展览叙事发展困境之反思等方面展开讨论。

二、场域：展陈设计的“故事”和“话语”

提及“讲故事”，不得不与叙事相联系。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看来，“'讲故事’是通俗意义上的'叙事’，是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1］。在人文社会学科纷纷参与“叙事”的大环境下，博物馆人开始思考展陈设计与“讲故事”的关联问题。

博物馆能讲故事吗？能。讲故事是博物馆展览的内在诉求。故事绝不仅存于小说和电影之中，它“包围”着人类的行为，渗透于人类生存与生活的方方面面［2］，因此其必然影响博物馆设计与参观行为。博物馆研究、展示和教育职能为叙事的参与提供了可能性，叙事的符号意义也为展览故事的讲述奠定了“话语”基础。传统博物馆重点关注陈列的“物”，而当代博物馆则强调设计行为，重视展览题旨的传播、历史故事的阐释、文物语境的安排和观众的认知效度，形成一种具有信息传递意义的“展览话语”。展陈设计不再是针对文物艺术的单纯描述，而是一个以此为基础，综合文字、图片、景观、影像等多感官综合媒介对展览主题或故事情节进行传播的过程。因此，展览本身就是一个叙事文本，展陈设计就是以文化表意为目标的一种叙事行为。

博物馆讲什么故事？中国源远流长、包罗万象的历史文化决定历史类展览是中国博物馆分类系统中最重要的类别。历史类展览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族人民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阐释对象，以历史故事、考古文物等作为主要展示内容，旨在让观众认知中华文明之意义蕴涵。因此展览故事包括中国历史与考古研究的关键问题、地方历史与文物的独有特色、历史人物与文物背后的生动情节等，例如人类起源和早期社会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等问题，考古出土物承载的社会认同、生计模式、家庭关系、丧葬仪轨等文化信息。

谁来讲故事？当代展览的故事讲述分为策展人叙述机制和“策展人—观众”叙述机制。让文物“活”起来，并非指文物可以自己“说话”，而是在策展人的特意策划下，独具“人格”的文物以特定的话语形式与观众“对话”。此外，当代展览的体验性特征愈发明显，观众需要“互动参与”才能理解相关知识，此时的策展人与观众共同参与叙事。可见展览策划阶段的故事叙述者是实际的策展人，展览开放阶段的故事叙述者是观众推测的策展人形象和参与互动的观众本人，且二者缺一不可。

三、转向：展陈设计的叙事趋势

当代博物馆展陈设计已具有明显的叙事倾向，呈现四个“代替”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代替”并非全盘接管，而是主导地位的转变。

（一）主题展代替珍品展的性质趋势

珍品展以“审美欣赏”为目标，展现文物古、多、精、美的艺术符号特征。主题展则在意象设定的基础上围绕展览中心思想讲述相关历史故事或展示特定语境中相关文物的实用符号特征。主题引导策展人进行历史事件的选择和故事的编排，而文物则配合叙事情节以史实物证、语境元素或互动模型的角色出现，具有整体性与统一性特点。

传统博物馆以“展示精美文物”为通用规约，出现大量“文物精品展”“文物集萃展”，强调文物的形态表征。当代博物馆则主题展增多，文物艺术与历史故事逐渐结合，共同作用于题旨意义的阐释和传播。如陕西历史博物馆“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以汉代瓦当吉语“与天久长”为主题意象，象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精神，在讲述“多元融汇”“天衢盛世”等历史故事时传递国运昌隆、文明延续的美好寓意；首都博物馆“1420：从南京到北京”展览以帝王视角讲述“大明迁都”的主题故事，解读“靖难之役”前后都城变迁的政治原因与及时有效的边防治理措施，展现大航海时代的绝代风华。

（二）语境阐释逻辑代替符号分类逻辑的结构趋势

展览结构离不开叙事逻辑，叙事逻辑决定展览主线的发展方向。当代博物馆展览拥有三条“逻辑线”：一是时空发展逻辑，即以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为线索，体现新旧时代的更替和文化空间的变迁，简称“时空线”；二是符号分类逻辑，即以考古类型学研究为基础，将文物按照艺术符号或使用符号差异进行分类（质地、器型、功用等），简称“文物线”；三是语境阐释逻辑，即策展人基于展示内容的科学性，从文物实用符号意义出发，在主题语境下开展主观思维活动，通过演绎、归纳、类比等逻辑推理实现对叙事理念、故事主旨和文物内涵的解读，简称“情节线”。

20 世纪中期，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以“时空线+文物线”的逻辑组合形式策划展览，推出不同“朝代”的考古出土物陈列，再按照文物质地分类展示馆藏文物［3］，此举在一定时期内对各地博物馆展陈设计产生了极大影响。当代博物馆展览叙事逻辑发生改变，“情节线”逐渐占有重要地位：如海南省博物馆常设展览以不同历史时期海南岛与朝廷的归属关系作为叙事对象，透过历史文物讲述海南从先秦时期孤悬海外的骆越之地到正式列入国家版图的“归宗”故事；广东省博物馆“沉银重现——四川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以张献忠“沉银传说”为叙事切入口，解读考古出土“西王赏功币”“大顺通宝钱”等文物背后有关大西政权、江口鏖战等历史故事，从而证明三百多年前的传说故事确为史实。二者均为“时空线+情节线+文物线”的叙事逻辑组合。

（三）动态故事代替静态描述的话语趋势

当代博物馆展陈设计以文物“活化”为目标，一改传统展览对历史事件和文物形态的文字描述形式，在“环境体验”的叙事语境中呈现动态化、故事化特点。例如江苏苏州博物馆“吴塔国宝：佛教文物展”结合佛经记载讲述地藏菩萨托胎新罗国王子，并出家到安徽九华山苦行修炼的故事；四川泸州博物馆常设展览以动画片形式解读东汉巫术画像石棺和东汉“东海太守良中李少君”画像石棺，为观众演绎一个以昆仑、天门、西王母为中心的升天信仰体系，这是对早期道教思想的情节化展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镜里千秋”展以馆藏《千秋绝艳图》为蓝本制作“古典人物主题墙”视频，让画中人与画中情都生动起来；河南开封市博物馆“八朝古都，千载京华”展览设置画卷式长屏展示《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汴京繁华景象，以“纪录片”形式留下汴河桥上繁忙的生活影像。

（四）多元媒介组合代替单一媒介组合的传播趋势

博物馆展品和辅助展品皆为媒介（表一），不论是文献记载的史料还是考古出土的文物，不论是文字说明还是动画演绎，不论是艺术造景还是场景复原，均是展览叙事进程中的话语表达。传统博物馆展览多以“文字+图片+文物”的单一媒介组合展示古代历史文化，虽具有绝对的史证权威，但缺少参与度、体验感和故事性。当代展陈设计在此基础上增加虚拟型模仿演示类和虚拟型参与演示类媒介，让展览传播形式走向多样化。

表一// 博物馆展览之媒介分类

上海博物馆“赶上春——江南文化数字专题展”对诗画作品作图文解读时，设置“与古人共画江南”AR作画展项，让观众选择喜欢的春日图景进行临摹，并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体验中进入“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之意境，这是“虚拟型记录类媒介+虚拟型参与演示类媒介”的组合；河北承德博物馆“'和合承德’：清盛世民族团结展”让观众在“朝堂”构景中通过人机交互系统成为与雍正皇帝“对话”的“大臣”，在互动中了解“谱团结之曲奏盛世华章”的执政观念，是对“虚拟型模仿演示类媒介+虚拟型参与演示类媒介”的综合运用。

四、动力：叙事趋势之原因分析

由以上四个“代替”可见，叙事性已成为当代博物馆展览的鲜明特征，它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是传承中国文化、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介质。“有果必有因”，如此倾向的推动力是什么？

第一，博物馆在中国几乎是“舶来品”，西方博物馆的展陈设计理念对中国博物馆有启蒙式影响。美国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阿瑟·帕克（ArthurC. Parker）曾说，“历史博物馆不应像一座坟墓一样仅仅储藏文物的'枯骨’——相反，历史博物馆应当如同一座发电站，提供源源不断的'电力’”［4］。可见文物“活化”在西方博物馆展陈设计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20世纪的欧美博物馆受后现代学术思潮影响，如认知叙事学对“社会心理表征”的关注刺激了展陈设计思维的发展，博物馆开始关注历史叙事的情节化展示模式，“借此传达历史观，让观众了解不同时期的人类历史与文化”［5］。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中西博物馆在协同策展、学术讲座等合作中实现全方位、不间断的沟通与交流，此间欧美学界对展览叙事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经验逐渐影响了中国策展人的设计理念。二十多年来，中国博物馆展陈设计的叙事化进程持续向前，虽未及世界前列之位，但已实现“从文物艺术到历史故事”的“大跨步”。

第二，科技信息时代对视觉审美的权威地位造成巨大冲击，当代社会呈现“泛艺术化”现象，博物馆展陈设计似在这场“艺术运动”中“迷失方向”，“叙事”成为“指南针”。当下一些展览在公共视觉阐释语境中走向极端：展陈形式超越内容而存在，展陈目标由“展示艺术品”跳跃成“将展览变为艺术品”。例如湖北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的亮点展示内容是“铁链幕布”“漩涡空间”“不锈钢弧形隔断”“镜面展墙”等艺术装置，而非“张之洞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重要贡献”等重大史实；成都博物馆进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室内快闪活动，突然上演的迪斯科怀旧舞蹈一时间吸引所有观众的目光，而以“改革开放带给成都人民的巨大变化”为主题的展览内容却因此受到“冷落”。如此夺目的形式设计的确能在最短时间内探出“艺术之高水位”，但随着“泛艺术化”现象的加速扩散，展陈形式的“艺术标出性”压力会越来越大，“艺术界终究会疲惫地放弃这种努力，让艺术消失于实用符号之中”［6］。博物馆展览若要走出“泛艺术化”困境，需要策展人返回中国历史文化之本身，将主题提炼和内容策划视为展陈设计工作之核心，并于特定叙事语境中讲述历史与文物的故事。

第三，故事讲述有助于博物馆藏品摆脱狭隘的“宝物”身份，成为文化发展的“先驱者”。在新博物馆学运动中，“物”从至高无上的“神坛”跌落，成为博物馆与观众交流的介质，但很快被历史叙事理论解构。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R. Ankersmit）吸收恩斯特·贡布里西（Ernst H. Gombrich）和阿瑟·丹图（Arthur Danto）的“将艺术品视作历史实在中某一部分的替代品”［7］观点，提出叙事实体就是“物”，是历史叙事过程中学者建构历史图景不可缺少的部分，于是“物”重回博物馆研究、教育与展陈的基础性地位，是博物馆区别于其他公共文化教育机构的鲜明特点。展览中的“物”曾长期被定义为经济或审美价值下的单一身份——“珍品”或“古董”，进入展览叙事结构后，“物”的文化价值被不断发掘，具有了历史见证者、故事讲述者、信息沟通者、情节演绎者、环境营造者等多元化身份。此时的历史文物以叙事之形式“亲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公共教育领域驱动国家文化发展，助力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突显文物“活化”的根本意义。

五、反思：叙事趋势之问题与对策

当代博物馆需要讲故事、讲对的故事和讲好的故事，为实现这一目标，展览在不断叙事化。当下，虽然一部分展览得到了公众喜爱、社会青睐与国家认可，但存在的若干问题仍值得思考。近年来，笔者在一些策展项目中反思走出叙事困境的方法，并有幸将对策纳入实践范畴，是为抛砖引玉。

首先，我国博物馆展陈设计欠缺“中国风格”，策展理念大多受西方分析型思维模式影响，缺少以“文明连续性”和“历史整体观”为代表的东方综合型思维模式［8］，这在展览逻辑架构与文物表征符号的剖析行为中有所体现。例如，通史展的“编年体”叙述方法看似按连续的朝代进行单元内容的衔接，但每个单元实为一个小型专题展，单元与单元间缺乏信息链接点，难以实现主题意义的整体性传递；遗址类展览以考古类型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分类方式进行逻辑阐释，重点关注文物基础信息以突出精彩纷呈的物质文明，却容易忽略考古学研究所能“重现”的历史图景与人文精神，导致展览同质化严重，观众难以触及题旨内核。可见中国博物馆的长期借鉴之举虽促进发展，但也存在不少弊端，应该如何产出兼具原创性和本土化特点的展览？原创的根本在于内容的独有，中国地方博物馆展陈之“独”在于各地特殊的历史进程、考古学文化、民族精神与艺术造诣。

此外，展览内容的话语表达需要中西方思维模式的综合指导，既在世界文明或中国历史的宏观语境中理解文物符号的主题意义，又在文物自身语境中探索地方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脉络。四川资阳市博物馆将雁江区兰家坡出土的汉代铜车马定为资阳城市名片，是资阳历史文化之“独”——铜车马同时具有作为交通工具的使用符号、身份等级象征的实用符号以及制作精美、结构复杂的大型双辕轺车的艺术符号。在中国史宏观语境中，铜车马反映了秦汉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从文物细节的微观视角亦可解读汉代当地的养马场景，铜车的制作水平、金属原料来源和车主身份与地方威望等信息，还原资阳地区的社会生活面貌。

其次，展览叙事视角呈现流动且分散的特征，欠缺从始至终的阐释焦点，缺乏解读历史信息的整体性思路，未给予重点展项以合理的时空场域，对亮点内容间的题旨相关性把握不足，故观众难以在记忆感知的片刻联系“上下文”，何谈有效地认知策展人想要传达的主题意义？如此叙事视角既不能满足观众的文化需求，也不能触及历史文化之底蕴，展览叙事之聚焦点实不明确。由博物馆观众研究结论得知：观众对历史类展览的“认知期待”集中于历史人物故事与古代社会生活史两方面［9］。

因此，博物馆展览的叙事焦点是“人”，策展人应该把握地方历史中与“人”相关的三类关系［10］：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生态环境提供不同的文化滋养；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即有关血缘、地缘和信缘的“三缘”［11］故事，包括氏族与家族、土著民与外来移民、文化传统与文化交流、精神寄托与宗教信仰等内容；三是人与自己的关系，强调人物性格与行为所展现的内心世界与时代精神。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博物馆将展览叙事的聚焦点锁定于史前“卡若人”，讲述四千多年前卡若村民多吉一家在农业生产、渔猎活动、天灾侵袭等情节设定下发生的故事。卡若村特殊的高原耕种方式、高山狩猎对象、山脚洪涝与冰雪之灾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卡若村民在生产活动中的协同合作与争夺资源体现人与社会的关系；多吉父亲磨制骨笄为女儿庆生，女儿用蹩脚的厨艺制作肉汤予以报答，展现父女间的情感世界。

再次，尽管我国博物馆展陈已呈现叙事倾向，但有关展览叙事内部各元素的分布、作用与关系却缺少系统归纳，笔者基于前文的理论阐释，尝试优化展览叙事机制，并以四川德阳市博物馆展陈设计项目为例进一步解释。

展览叙事的第一步是设定展览题旨，策展人应思考展览的传播目标、题旨认知和阐释意义。在德阳市博物馆展陈设计项目中，策展团队首先收集、梳理与分析德阳历史资源，然后提出以“大德之道”为展览主题，寓意德阳历史的演进之路，表达古蜀文化、传统文化与工业文化相互交融与发展的中心思想。第二步是建构信息阐释双轴。展览叙事具备符号聚合轴和组合轴的双重模式［12］，博物馆根据所藏文物和在地历史资源构建丰富、完整且不断更新的信息聚合轴，为策展人提供“讲故事”的思维灵感和主题素材；而策展人基于不同文物及历史资源的符号意义将不同类别的信息进行主题化原创组合，选择合适的历史事件与历史文物建立信息组合轴。

德阳市博物馆在展陈中建构的首个信息双轴是“蜀道”，其聚合轴是关于中国古代蜀道的线路、途经城市、传说故事、历史人物、历史见证物等信息的综合，在“大德之道”主题要旨下的组合轴包含两点内容：一是古蜀人由岷江上游进入德阳境内的迁徙之路；二是隐喻新石器时代以来德阳先民不断拓展居住地，由最初的聚落发展到城市，再由城市发展为国家的前进之路。第三步是规划展览内容结构。展览叙事的主线进程不是“波澜不惊”而是“跌宕起伏”，故策展人需要准确把握叙述逻辑的转折点。德阳历史发展的关键点是三星堆古城、向阳公社和“三线”建设：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向距今5000年前，广汉向阳撤社建乡拉开中国农村改革之序幕，“三线”建设让农耕小镇转型为“重装之都”。第四步是“整合展览媒介资源”。

在展览叙事中，策展人有义务正确引导观众认知，为此设置科学的、合理的、有趣的传播媒介以有利于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实现。德阳市博物馆设置全息投影展项“点亮”工业城市的未来——观众在 AR 互动空间中看到一盏“电灯”，灯里演绎乡村农田、“三线”工地与“智造”实验室的动态场景，进而了解德阳城市发展的艰辛之路。第五步是开展观众认知实验。此实验需要在认知心理学的指导下进行，完善“前置评量”“形成评量”和“总结评量”［13］。三种评量工作共同作用于展览叙事的优化，努力建设一个具有科学阐释逻辑、高效传播效率和理想认知规模的展览。

六、结语

历史文物不仅要“火”起来，更要“活”起来。中国博物馆讲述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与文物的故事，既有时空语境也有逻辑规则，满足科学性、整体性和连贯性的基本原则。展览话语是沟通故事与观众的桥梁，具有传递主题意义的重要作用，在文字和非文字语言、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中，完成从编码到解码的阐释、传播和认知任务。

当代博物馆策展人需具备“道”与“技”的复合性设计思维，既要掌握蕴含文化与生命哲学的“叙事之道”，又要具备跨文化、跨学科领域的“叙事技巧”［14］，如此才能更高效地传递展览叙事的题旨意义。观众也不再仅以“第三人称”视角进入展览叙事场域，而是参与展览叙事进程中，成为历史故事中的一员，从“观看”历史到“体验”历史，其认知效率会得到明显提高。

当下，中国博物馆的发展目标是实事求是、不断深入地阐释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价值与意义，故提升故事讲述水平、完善展览叙事机制成为各大博物馆不断努力的方向，这是一条清晰而正确的道路，对民众科学地认识过去、把握现在、规划未来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略）

原标题：从文物艺术到历史故事：我国博物馆展陈设计的叙事趋势、原因与反思

作者：任 琳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