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修内司官窑考略》――李民举YS

 

南宋修内司官窑是古陶瓷研究的重要课题。宋代记载修内司官窑的史料仅叶寘《坦斋笔衡》：“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为精致，油色莹润，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一条。可知南宋官窑先后有二，一为修内司，一为郊坛下，后者已为考古发现证实，前者却因无法在窑址上取证，众说纷纭。早年有学者以“邵成章未到过临安”等史实，质疑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也有学者认为修内司窑是存在的，但将“置窑于修内司”理解为“修内司所辖的烧瓷活动”，窑址不一定在杭州城中，淡化其“官窑”性质。李民举先生考证邵成章为邵谔之误，邵成章未到过临安是事实，但南宋初邵局的存在亦是事实，不能据此否认“置窑于修内司” 的真实性（《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第8期）。笔者亦持此说，《坦斋笔衡》所记，为宋人记当代事，记载南宋官窑年代顺序明确，窑址地点具体，且郊坛官窑已获学界公认，修内司官窑当真实可信。李民举先生《宋官窑论稿》一文对《中兴礼书》的发现，是近年修内司官窑研究的重大突破。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中兴礼书》：“《中兴礼书》者，淳熙中所上也。绍兴间，太常少卿赵子昼采渡江以来所行，为《续因革礼》三十卷，其后礼官踵为之，然未上也”，（中华书局点校本，2000年版）知《中兴礼书》淳熙年间已成书，为南宋初礼官所撰当代“礼事”。建炎三年，高宗渡江，“新成礼器”散失殆尽。绍兴初明堂大礼，祭器“旧用铜玉者权以陶木代之”。据《中兴礼书》，绍兴元年（后文纪年无注年号者皆指“绍兴”），高宗幸越州，陶瓷、竹木祭器“俱数下越州制造”：四年，高宗幸临安，竹木祭器由临安府承担，陶瓷祭器仍 “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八年后，高宗都于临安，十三年陶瓷祭器烧造地点有变，“内陶器下平江府烧变”；十四年，礼器局成立，《中兴礼书》卷十《郊庙祭器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工部状，据辖兵器所申：……有陶器共二千二百三十八件，内有不堪四百六十件，难以添修，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伏乞朝廷指挥，一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十九年烧造陶瓷祭器地点在临安府，由“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判断，临安府烧造陶瓷祭器必早于绍兴十九年。《中兴礼书》中礼器局成立后的祭器烧造活动凡三见，时间分别在十五、十六、十九年，地点可能俱在临安府。以《中兴礼书》、《咸淳临安志》等为基础史料，可对修内司官窑作如下推断。 1、《中兴礼书》十五、十六、十九年三次烧造活动即修内司官窑的活动。据《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一》，十四年礼器局成立时，由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钺、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王晋锡负责。同书卷九载“（十五年十一月四日）诏令段拂、王钺一就讨论，同王晋锡制造。一，圆坛正配位，尊罄并系陶器……”； “（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其圆坛正配位尊罍并豆，并系陶器……。欲依制造礼器局所申事由施行，诏：依。”：同书卷十《郊庙祭器二》载“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工部状，据辖兵器所申：契勘见承指挥，添修太常寺景钟等 ……缘上件礼器系礼器局制造”。可知三次烧造活动辖于礼器局，具体造作有修内司参与（关于修内司参与瓷务事，详见后文），如前文所述其地点当在临安府。从表象上看来，“令临安府添修制造”口吻同于“下越州制造”、 “下平江府烧变”，与宋官窑“宫廷置场”的特点不符。其实不然，这需要联系南宋早期特殊的历史背景来作具体分析，绍兴八年，高宗驻跸临安府，但临安府并没有升格为京师，时人所谓的“京师”仍然指已经沦陷的汴京，临安府始终只是地方州府的名义，虽无京师之名，但具京师之实。“令临安府添修制造”表面上似乎等同于“下平江府烧变”，实则大不同， “令临安府添修制造”实际上就是“京师添修制造”，同时又有修内司参与具体制瓷事务，所以这三次烧造活动在生产性质上应属于官窑。尽管郊坛官窑创烧年代尚无定论，《咸淳临安志·卷十·内诸司》“御前内辖司”条下详列其职掌有“东库、南库、西库、北库、青器窑、八作司、教乐所”，知郊坛官窑（青器窑）在建制上统于御前内辖司，与南宋早期祭器烧造由礼器局所辖的特征不符。由此推论其当为修内司官窑所为。 2、修内司官窑有修内司参与瓷务。修内司官窑辖于礼器局，但从“同王晋锡制造”的事实分析，具体造作应有修内司参与。修内司，职掌在于“宫禁营缮”。南宋初朝廷躬履俭约，《咸淳临安志·卷一·选德殿》“皇帝践祚以来，宫室苑囿，一无所增”：同卷“大内条”：“（绍兴元年十一月），有旨不得华饰，仅避风雨足矣 ……时修内司乞造三百间，诏减二百”。又据《中兴礼书》卷十三《郊祀大乐二》：“（绍兴十六年六月十五日）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王晋锡劄子：奉圣旨指挥，太常寺将来大礼合用登歌、宫架、笙箫乐器等，依例令所属如法添修造作”观之，因为土木不兴，修内司职闲无事，曾广泛参与包括瓷务在内的宫廷诸作。《咸淳临安志·卷十·内诸司》“提举修内司”条，只记地点，下无任何统于其名下的机构，可能修内司所辖的只是若干住在修内司营、修内司纲兵营、雄武营中的兵士，所谓 “依例令所属如法添修造作”，一则说明其参与宫廷诸作是为常情，二则可能说明具体造作（一般性的辅助劳动）是由其“所属”的兵士完成的。修内司官窑之所以将窑建于修内司营附近，原因或在于此。 3、“置窑于修内司”只是地望概念。《坦斋笔衡》谓“郊坛下别立新窑”，“郊坛下”仅指地望，与郊坛本身无涉，其理甚明，“置窑于修内司”理当同此。考修内司相关地点，《咸淳临安志》载有以下几处：提举修内司，在孝仁坊内，清平山口；修内司营，在孝子坊内石头桥，万松岭，铁冶岭，榷货务东；修内司纲兵营，在平籴仓北，天水桥东。修内司纲兵营在今杭州市环城东路、环城北路交界一带，不具建窑条件。其余地点均在万松岭附近，尤其是修内司营所在，群山环绕，地理位置相对闭塞，出于防火考虑也以此处建窑最宜，可能性最大。又《乾道临安志·卷一·军营》：“修内司壮役等指挥，在万松岭下”，很可能修内司官窑即建于修内司所辖的军营里（万松岭、铁冶岭多有军营驻扎，另如“神卫”“右虎翼” 等，可参看《咸淳临安志·卷十四·内诸司并宫观等兵士》）。《宋官窑论稿》推测宋官窑生产关系具有“兵士供役”的特征，即由军人从事一般性的辅助劳动，极有见地，修内司官窑如此，郊坛官窑亦大体相类。《咸淳临安志》载“青器窑在雄武营山上，圆坛左右”，可能“别立的新窑”仍然设在雄武营中，由《宋会要辑稿·职官三0之一》：“提举修内司，领雄武兵士千人，供皇城内宫省垣宇缮修之事”判断，为郊坛官窑提供力役的可能仍然是修内司所辖的雄武兵士。如是，“置窑于修内司”似可理解为“置窑于修内司营”，从而说明“置窑于修内司”只是纯粹的地望概念，别无他意。 4、修内司官窑的产品特征。《坦斋笔衡》“澄泥为范，极为精致，油色莹润”云云，语较抽象，难以把握。由《中兴礼书》可知修内司官窑曾烧制“尊罍、牺尊、象尊” 等礼器，则其部分产品与普通民用瓷当有明确的文野之别。明·曹昭《格古要论·卷七·古窑器论》曰“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则知其部分产品有紫口铁足的外观特征。“紫口铁足”的成因与素烧、多次上釉、垫饼支烧等工艺密切相关。根据我们在浙江慈溪古银锭湖周围低岭头诸窑址的发掘、调查，在南宋初的地层中普遍发现一次上釉、多次上釉的乳浊釉产品与玻璃质釉刻划花产品共存的现象，据低岭头窑址发掘者沈岳明先生介绍“低岭头上层出土的多次上釉的官窑型瓷片，用肉眼即可分辨釉层层次，个别产品甚至呈现紫口铁足特征，附近的开刀山窑址也曾采集到黑胎的官窑型产品”。修内司官窑的部分产品呈现紫口铁足的外观特征，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时间顺序。就常理而言，修内司官窑目前可知的三次烧造活动应该会在杭州城中留有遗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杭州市考古所在杭州凤凰山支脉万松岭附近发掘的老虎洞窑址，地望与修内司营位置完全吻合，这为最终解决修内司官窑悬案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