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洲有23个独立国家和十几个地区，其中肉牛业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为代表。肉牛对北美来说是外来品种。16世纪初哥伦布把肉牛从西班牙带到了当今的墨西哥和美国南部，它的后代就是现在的德克萨斯长角牛。此后，英国、法国等国的牛种也相继传入美国和加拿大。 进入北美洲的第一个现代牛种是达拉谟短角牛，该牛种1793年进入美国，1825年进入加拿大（AHA，2012），通常认为该牛种是“新大陆”上的第一个改良品种。1817年海福特牛从英国进入美国，1860年进入加拿大。安格斯进入加拿大和美国的时间分别是1860年和1873年。美国婆罗门牛的祖先是亚洲瘤牛，大部分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中期间从巴西进入美国南部。 内战后北美肉牛业得到迅速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种植业的生产效率迅速提升，解决了肉牛产业饲料短缺的问题，同时农业的机械化也为肉牛的固定饲养提供了条件，营养均衡的青贮饲料在肉牛养殖中的大规模应用彻底改变了原先游牧生产，重新构建了草原放牧生产体系，这也标志着北美肉牛业进入了现代肉牛业生产阶段。 经过长期的发展，北美的肉牛业在肉牛品种、生产方式、服务体系、产品质量等方面均已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建立了一个完整且运行规范的生产体系，各单元之间通过共同利益链接在一起，形成了稳定的生产联盟，极大地提高了北美肉牛业的生产效率。 南美洲的肉牛最早是由16世纪拉丁语系殖民者入侵带入的，而肉牛业则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畜牧产业，其对农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南美洲肉牛业发展相对较晚，南美大陆各国肉牛业的发展历程颇为相似，同时因历史、自然、经济状况等差异导致其发展轨迹有所不同。 巴西作为南美洲第一大国，其肉牛业发展较早，上世纪60年代初期肉牛存栏量便达到了5570万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巴西肉牛数量经历了两次大幅度的增长，分别是1961-1971年间牛群数量增长45.6%使存栏量达到了8110万头，随后十年牛群数量以历史最快增速46.4%涨至1981年的1.5亿头，之后群体数量依然以较慢速度稳步上涨，2010年突破2亿头，2014年肉牛存栏量在2.08亿头左右((Pereira et al. 2012；USDA, 2011)。从1961到2011年，巴西肉牛年屠宰量从720万头增长到4140万头（Torres Jnr and Neto，2012），2014年屠宰量超过了4200万；与此同时，胴体重和牛肉产量增长超过5倍，牛肉产量从1961年的137万吨涨到2014年的990万吨。从2003年起，巴西便拥有了世界最大的商业肉牛群，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牛肉出口国(USDA, 2011)。1961年，巴西牛肉出口仅占其牛肉总产量的2.6%，之后出口比例不断上涨，2002年为13.4%，2007年达到历史最高的28.2%，随后因为疫病等原因从2008年起巴西牛肉出口比例开始下降，2012年降至17% (Torres Jnr and Neto，2012)，2014年又回升到20.5%。随着大豆等作物生产膨胀，土地价格上涨，巴西肉牛业在过去几十年逐渐由东南部向中西部、北部地区迁移。 阿根廷有很长的肉牛生产历史，牛羊生产在16世纪随西班牙殖民者入侵而带入潘帕斯地区，之后不断繁衍扩散，是拉丁美洲中仅次于巴西的牛肉生产国家(Arelovich et al. 2011; Scholtz et al. 2011)。为了提高肉牛生产效率，阿根廷在1823年从英国引进了一批短角牛，19世纪末又引进了大量的安格斯牛和海福特牛（Scholtz et al. 2011)，20世纪初又相继引进一些其它肉牛品种（如夏洛莱、利木赞等）(Arelovich et al. 2011) 以进行本国牛种的杂交改良。一直以来阿根廷的肉牛都是在天然草场上放牧的，直到20世纪初由于经济作物生产的竞争导致土地大量转移，此时集约化育肥产业应势而生，产生了专业化肉牛育肥场(Joseph 2011; Steiger 2006)，但这种集约化生产模式发展一直很缓慢，到2010年肉牛育肥场存栏量只有160万头，仅占总存栏量的3.27%。1961年，阿根廷肉牛存栏量大约4252万头，随后10年增长到5000万头，之后存栏量基本都维持在这个水平以上，2010年由于干旱和价格的原因导致肉牛存栏大幅下降，2011年降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4800万头，阿根廷政府2010年末实行补贴政策以增加育肥场肉牛数量，之后肉牛存栏缓慢上涨，2014年肉牛存栏量达到5154.5万头，牛肉产量282万吨。 乌拉圭畜牧业以牛羊生产为主，是世界重要的畜产品出口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冷鲜肉和羊毛。乌拉圭一向重视畜牧业科技进步，政府每年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良种引进、草地改良、疫病防治及畜产品品质提高，旨在打造国际 “全生态”、“无污染”牛羊肉品牌。2008年乌拉圭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直接导致2009年的犊牛数量减少，进而对后两年的畜群结构造成很大影响。历史上，乌拉圭曾出现过牛犊供应不足的现象。1961年，乌拉圭肉牛存栏数将近880万头，之后在发展中波动较大并缓慢增长，到2004年存栏达到历史最高的1260万头，随后有所下降， 2007-2014年间存栏量都未达到1200万头。 在1788年和1814年，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入侵，牛群第一次被引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是直到19世纪后半叶，随着澳大利亚淘金热和冷藏运输的出现，大洋洲的牛群数量开始迅速增长。到了1900年，澳大利亚牛群数量为860万头，并且牛群在澳大利亚的中部和北部扩充，而此时，新西兰的肉牛产业发展较为缓慢，并且其肉羊的数量超过了肉牛。 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极端炎热的气候环境、季节性短缺的饲料和热带地区特有的蜱感染等因素的影响，北部澳大利亚的生产率出现下降。而这种情况自20世纪50年代引入了耐热抗虫的瘤牛而得到改善，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又引入大体格的欧洲品种，如利木赞、夏洛莱和西门塔尔，并与英国品种杂交，得到体格大、育肥效果的更好的后代。从20世纪开始，澳大利亚的牛肉开始出口至南非、英国和菲律宾；1922年，政府开始介入，对出口活牛或冷冻牛肉的厂商给予补贴；从1969年到1974年，在世界牛肉需求量增加的刺激下，活牛价格增加了40%，此时，澳大利亚的肉牛产业进入繁盛时代，在1976年牛群数量共达2980万头；随后，由于世界生产过剩，牛肉价格短暂暴跌，在1978年情况改善，韩国、西欧和苏联的市场也逐渐发展；90年代，北澳大利亚的发展得益于活畜出口贸易，而南部牛肉产业却不景气，所以南部改变了其生产模式，由生产草饲肉牛改成生产谷饲肉牛；21世纪开始，干旱影响了南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直到2009年，气候情况才得到改善，并进行了牛群重建，到2013年，牛群达到了近30年来的最大规模2990万头。 历史上，欧盟是主要的牛肉出口国。然而，20世纪政府的许多补贴和激励政策的减少，使得牛肉产量下降促使期成为牛肉净进口国。然而，疯牛病在英国的爆发（在1986年）随后剩下的欧洲各国（1989）也相继爆发，导致消费需求和信心受挫。 从1986年至今，共有18万例肉牛感染疯牛病，而余下欧洲等地，有超过5000例感染。牛肉消费需求降低从而导致牛肉价格下降，也导致一段时间内牛肉产量下降欧盟国家的牛肉消费者对牛群是如何管理，产品如何加工持有强烈地兴趣。今天欧盟国家的牛肉消费者对任何进入欧盟市场的牛肉都强制要求他的动物营养与饲养，牛肉卫生和安全以及环境控制方面的信息。在许多方面，传达出生产商要在欧盟政策和财政的激励下规范化牛肉生产。 欧盟2013年的牛群总存栏量是8833万头。肉牛集中在4个欧盟成员国中：法国（占34%），西班牙（16%），爱尔兰（14%）以及英国（13%）。 在专门化肉牛场，依据地域来划分。西欧的牛肉生产主要是放牧体系，而中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主要是cropping system。放牧体系的特点是使用专门化的肉牛品种和奶公犊，它们缓慢生长到可以屠宰的重量，并带有很重的牛肉味。谷物cereal-based体系使用肉牛品种和杂交品种以及奶犊牛更集中的生产体重较轻的动物和较轻的风味。牛肉生产者根据市场的需求来选择农场类型以及生产能力。 韩国牛在朝鲜半岛至少已经存在了2000年左右，由于朝鲜半岛的地理隔离的特殊性，逐渐形成并维持了独特的韩牛血统。19世纪60年代之前，韩牛主要用作役用动物和有机肥的供应者，并没有形成产业化。随着1960年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韩牛的使役功能逐渐下降，而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使韩牛逐渐成为牛肉的主要来源，肉牛产业化才逐渐形成。 1962年韩国政府颁布了一个旨在发展农业动物的五年计划，此时韩牛的数量为125.4万头，而肉牛养殖户则有109.2万户，人均牛肉消费量仅为0.6kg。基于这项计划，韩国成立了肉牛改良委员会，讨论韩牛改良的方向和具体计划，并成立了家畜人工授精中心，这是韩国肉牛业发展的基础。韩牛最初的改良方向是基于纯种繁育基础上的役肉兼用，杂交繁育只允许在特定的地区进行。 1969年韩国举办了第一届韩牛展，并于次年开始韩牛注册计划以收集基本数据。1970年登记在册的韩牛只有379头，到了1998年这个数目达到了100843头（韩国动物改良协会，1999）。1972年Koryungji实验站进行了韩牛第一次生产性能测试，并逐步形成了目前的生产性能测定和后裔测定标准（HPPT）。 1966年，韩国从美国进口了52头安格斯牛和5头圣格鲁迪牛，分别在济州岛和南部地区进行杂交繁育。但是由于杂交后代的体型不适于役用，且农民不喜欢杂交品种的被毛颜色，同时由于人工授精技术的普遍应用，安格斯及其杂交后代很快就在韩国消失。1969年实施江华岛肉牛计划时从美国引进了5头夏洛莱牛并培育了一个新的拥有3/8韩牛血统和5/8夏洛莱牛血统的新杂交品种。 1975年后随着韩国经济的腾飞，牛肉需求量迅速上涨，进口牛肉开始进入韩国市场。70年代末萌生了将韩牛仅作为肉用牛培育的思想，1979年韩国农业部发起了HGD育种计划，但由于养殖户记录数据的意识淡薄且培训机会少，该计划并没有完成预定目标。同时政府指定了8个区域用于生产纯种韩牛和与国外品种的杂交牛，后由于种种原因，国外品种及杂交后代逐渐消亡，因此韩牛大部分保留了其本身的血统。1999年，韩国启动了一个新的名为HGN的肉牛育种计划，与HGD集中于某个特定的区域进行育种不同，HGN的育种重点是单个饲养场，使育种工作更为精细有效。 由于政府的支持，随后的一些年中韩牛的数量持续增加，平均饲养规模也不断增大。1985年有104.7万户农民饲养了255.3万头牛，到2000年养殖户数量和总存栏量有所下降，但饲养规模却有所增加；到2014年6月，韩国畜牧厂总数为11.4128万个，肉牛存栏量达到了327万头。平均饲养规模1990年为2.6头/户，1997年为5.6头/户，到目前达到28.7头/户。期间由于经济危机或者其他原因，如1998年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等，养殖数量和规模可能有所波动，但总体趋势一直向着产业化方向发展。 牛在印尼历史上以役用为主，同时以财产储蓄的形式存在以满足应急所需。但是随着农业机械化和经济的发展，牛开始由役用向肉用转变。据印尼家畜和动物卫生局（DGLAHS）的统计资料显示，1979年印尼全国只有600万头牛。80年代后，由于国际工程项目（IFAD和ADB）的启动，印尼引进了国外专门化的肉牛品种（如婆罗门牛和夏洛莱牛），通过引种和改良极大地提高了肉牛的繁殖效率和生产性能，是80年代肉牛存栏量稳步增长（Hadi等2002）。同时，到了90年代中期，肉牛进口市场的开放使进口肉牛的数量大大增加，至1997年达到了424000头的进口顶峰。1997年后，亚洲金融危机和印尼货币贬值造成肉牛进口市场崩溃，但是本国养殖户仍然可以通过饲养和出售活牛来获取利润，印尼肉牛产业仍在缓慢发展。 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复苏，印尼肉牛产业又开始蓬勃发展，存栏量和生产率都有所提高。此外，从2004年开始，活牛进口量也开始上升，至2009年达到了一个进口峰值（78.1万头），进口量达到活牛总量的6%，屠宰量的38%。随后由于进口受限，进口量逐渐下降，到2011年下降了一半左右。据2011年印尼农业部和中央统计局的活牛普查结果显示，印尼活牛的总数已达到了1480万头。 统计资料表明，印尼活牛数量在19世纪80年代（1980s）、90年代（1990s）和20世纪前十年（2000s）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3%、0.4%和2.3%；屠宰量在1980s、1990s和2000s分别年均提高4.3%、3.3%和1.7%，但屠宰率却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同时，随着屠宰量的升高，年均牛肉产量也不断升高（1980s为1.4%，1990s为2.9%，2000s为2.4%）。有关活牛胴体重目前尚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 日本肉牛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普遍作为役用牛的时期，此时的日本牛是矮小、有角且晚熟的，颜色包括褐色、黑色和黑白花色等，黑色牛仔牧场中更为常见。1868年明治维新后，在1900-1908年间，日本政府从国外进口了一批优秀的肉牛品种，如西门塔尔、瑞士褐牛、德文牛、短角牛和阿伯丁安格斯等，许多地方政府使用这些牛与本土牛进行杂交以改良地方品种牛的遗传特性。但杂种牛虽然生长发育性能优良、尾部宽而深且产奶性能好，但是使役性能和肉质较差。因此，1918年间每个县均组织了牛等级体系以进行牛的选育和改良。而在1948-1957年间，各县又根据各自饲养的牛的表型加以分类。直至1955年，日本牛的数量均逐年增加。 自19世纪50年代始，日本肉牛产业逐渐发生重大变化。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农业生产活动机械化进程加快，至60年代中期初步完成，期间日本牛不再用于使役，肉牛数量显著下降。1967年以后，随着人民对牛肉消费需求的增加，肉牛数量逐渐回升，至70年代早期，肉牛选育的重点放在了对本土品种的改良之上。另一方面，至70年代中期，由于奶牛产业迅速发展，奶牛甚至成为日本牛肉生产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在19世纪70年代，随着中等规模的育肥场逐渐开始运作、区域性的包装厂建立以及人均牛肉消费量的增加，日本肉牛产业结构变化进程加快（Simpson，1985）；而经济因素导致另一个重要变化，即散养农户逐渐放弃饲养肉牛，相应的平均饲养规模迅速增加。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90年，肉牛养殖户的数量由140万迅速降低到了23.2万，产业化速度加快。肉牛产业，尤其是肉牛带犊母牛饲养场，在日本已经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一大批日本农民和雇员提供了工作和收入来源（Simpson 1985；sasaki，2001）。 1991年日本开放了牛肉进口市场，由于从美国和澳大利亚进口牛肉数量的显著增加（1991年35.3万吨，2000年73.8万吨），奶牛来源的牛肉产量下降。但是进口牛肉只是开拓了新的市场份额，并未侵占日本国内肉牛市场份额，2012年几乎所有的（72%）出口至日本的澳大利亚草饲和谷饲牛肉均在日本食物供应市场的新的份额中。而19世纪90年代，由于杂交和牛的交易价格更高，纯种奶牛来源的牛肉开始向奶牛与和牛的杂交一代（F1）及F1与奶牛的杂交牛来源转变。包括杂交犊牛在内的交易量从1991年的10000头增加至2000年的80000头（ALIC，2012a）。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消费者喜食和牛肉，肉种和牛尤其是日本黑牛的数量在1991-2011年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ALIC，2012a）。 自2000年开始，日本肉牛产业发生显著变化。牛肉进口量下降且更依赖于澳大利亚市场而非美国市场。产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1）2000年和2010年日本爆发了手足口病（FMD）（2）日本和美国分别在2001年和2003年发现疯牛病案例（3）2007、2008、2011、2012年饲料原料进口价格猛增（4）2008年后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萧条（5）消费者健康意识的变化和牛肉需求多样性的增加（5）2011年东北行省地震和海啸及福岛核电站事故。 手足口病的爆发对日本牛肉产量和进口量产生了不利影响。例如2000-2001年牛肉产量和进口量分别从365kt、738kt剧烈下降到了329kt和608kt（MAFF2012a，2011）。同时，肉犊牛和育肥牛的交易价格在2000-2001年也有所下降，例如2000年日本黑牛犊牛的价格为388000日元，而在2001年售价为334000日元（ALIC 2012a）。家庭牛肉消费量在同期也剧烈下降，年人均牛肉消费量从3.1kg下降至2.3kg。2008年后更是雪上加霜，养殖肉牛的农民又要面对由于饲料原料价格剧增导致的财政赤字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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