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皇五帝到夏商（转帖连载11）

要服以外五百里成为荒服：内三百里安置蛮族，所以蛮族不同于四夷，我们经常把“蛮夷”混为一谈其实是错误的，“蛮”在“夷”之外。3000年后辽国称宋国为“南蛮”实在搞笑，他们自己才是“北蛮”呢，他们学了宋朝文化及政府体制，反过来嘲笑宋人为“蛮”，没文化冒充有文化是要闹笑话的，还是“国际笑话”。荒服外二百里是流刑犯的归宿，这与“蔡刑”犯矛盾。候服“三百里诸侯”也是错的，连累苏东坡也犯错。
　　《禹贡》作者和汉儒的治学能力差不多，文字很好，但缺乏逻辑修养。《禹贡》是《尚书》里的一篇，而且很有名，但它也许是战国时期的伪作（就像《洪范》一样），作者强行把它塞入《尚书》，古怪的是，它被后来的儒家们热烈欢迎，因为有了它，大禹便可以和尧舜一起流芳千古，成为“圣人”们手里的筹码和王牌。儒家动辄“圣人曰”，可那些“圣”们本来就是他们编出来的，然后他们把编出来的东西作为规则四处吆喝，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啦啦队也是自带的，这么玩有劲吗？“书生误国”，十有八九指的就是儒生。
　　《尚书》是儒学经典之一，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史书，但是它自身的历史很可疑。“尚书”最早被称为“书“，这个名字是墨子亲笔题词的，他说：“故尚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王充顺着墨子的思路发挥，在《论衡》里说：“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说的完全是废话，史书当然事关帝王，帝王的事当然由下面的史官所记，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帝王是历史学家。关键在于《尚书》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我知道那是关于上古的书，我现在不也在写上古的事吗？
　　东汉儒者马融说： “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有虞氏”指舜，舜的时代有文字吗？如果有文字皋陶干嘛把“五刑”画在树皮上，而不是“写”在陶片上？舜自己就是制陶大师，想当年在河滨（黄河边）时愣是凭一己之力，把劣质陶器打造成出口部落的优质产品，那时若有文字，舜一定会在壶底印上“姚重华监制”。人家苏美尔人就是把文字写在泥版上流传下来的！圣人们，大师们，我们听你们讲的道理已经太多了，你们能给我们一个实物证据吗？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3.3）
颁奖人确定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块奖牌玄圭本身。圭是一种玉器，上圆下方，这一点没有疑问，作为重要的礼器之一，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玄”通常是指黑色，于是飞过简狄头顶的玄鸟被“唯物”化成黑色的燕子；郭老进一步“唯物”，就成了一只飞翔的男根。玄圭，还偏偏就不是黑色的玉，而是天色的，想想也是，哪个奖牌是黑咕隆咚的呀？“天色”也符合天帝的身份，至于“天色”到底是什么颜色，我说不上来，没有雾霾的日子里，“你要好好珍惜你自己”，抬头好好欣赏头顶的蓝天吧，看看后周的最后一位皇帝柴荣是怎么说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柴荣是为“柴窑”定色调，可我们现在谁也看不见柴窑，和柴窑最接近的汝窑都成了稀世珍品，汝窑不是天青色，而是香灰色。玄圭到底是什么颜色，且让我们把它留在想象里。
　　《夏本纪》哩，大禹完成授勋仪式之后，司马迁突然来了个“镜头闪回”，皋陶、大禹和舜的座谈会内容披露了。场景很是突兀，好像没有彩排好，就把《禹贡》里的台词塞进来。
　　三方会谈乏善可陈，基本是一些空话、套话、废话，一如现在的大多数大会和小会，但大禹的言辞很犀利。
　　皋陶一上来就说，我们要以德服人，提出聪明的谋略，为天子分忧（“信道其德，谋明辅和”）。大禹附议，表示皋陶说得很对，问他如何做到，皋陶几乎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一般，说我们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目光要放远些，团结各族人民，提拔一些能干的人，知人善任。
大禹揪住皋陶的最后一句话，把尧舜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翻出来并予以抨击，说知人善任谈何容易，否则何必担心讙兜这样的家伙？又有什么必要放逐三苗？又怎会害怕巧言令色的坏蛋？（“何忧乎讙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大禹没有提自己的父亲鲧，也没有提举荐鲧的四岳，他的做法体现了“以德服人”的风范，因为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尊者讳”。
　　皋陶再次把道德升级，搞出一个令人头昏眼花的“九德”概念：“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恭），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我懒得翻译了，翻出来也不知所云，因为其中重叠处甚多，比如宽、柔、扰（通柔，不是捣乱的意思）、愿、温、恭、敬几乎就是同义词，还有栗、毅、直、刚等也是，这个莫名其妙的“九德”纯粹就是战国那帮书生硬凑出来的，华而不实，百无一用，难怪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如果你在在电脑里运行这段“程序码”，电脑可能把你当成“来自星星的你”。
　　皋陶自己在脑子里运行了一下“程序码”，结果证明“九德”功能强大，每天做到任意“三德”就可以持家；每天做到任意“六德”就足以立国。听起来“九德”类似“大力丸”，日服三粒可治尿频，日服六粒就成玄鸟了，服九粒可能就直接升天。皋陶最后总结说，必须要让有九德的在位才行，没有九德的人混上去，一旦查出来就五刑伺候。他其实又绕回到原点：怎样才能知人善任？就算真的有具备“九德“的神人，难道“九德”是刻在脸上吗？在脸上刻字那是墨刑。搞笑的是，皋陶一本正经地问大禹他的话是否可行（“吾言厎可行乎？”）？
　　大禹就像宰我被孔子绕晕了一样，脑子严重缺氧，不假思索地说皋陶的话完全可以贯彻执行（“汝言致可绩行”）。皋陶先生谦虚地说他才疏学浅，只不过是想为帝业添砖加瓦而已。（“余未有知，思赞道哉”）。
　舜一直插不上嘴，趁皋陶这个话痨喝水润嗓子的空档，赶紧问大禹还有什么什么话要说。大禹的发言完全一幅美国总统竞选人的派头，毫不谦虚，声情并茂地表扬自己当年治水的辛劳、成效，以及他调粮赈灾的英明决策才让社会安定下来，虽然他说的倒是实情，不过这么往死里自我表扬的圣人他是唯一的。皋陶咽了口唾沫，使劲鼓掌说：是啊是啊，你说得太好了！（“然，此而美也。”）
　　大禹接下来的话就让人目瞪口呆了，他就像教训一个不成器的下属似地对舜说：”你在帝位上要小心啊！应该做你力所能及的，不要轻举妄动。要以身作则以德服人，天下才会响应你的教化。要时刻保持清醒，安心等候上帝的命令，如此你的命运才会美好。”（“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
　　这番话把舜刺激得语无伦次，连声说：“吁！臣哉！臣哉！”，这话照字面翻译出来就是：哎，你！你这个大臣啊！我们气急时，好像也是如此口气，你！你！你这个……！
　　舜吃了9粒“速效救心丸”，喘了口气说，你们做臣子的应该是我的手足耳目才是。他没底气往下说，再说下去他可能马上就得起身去苍梧。
　　舜话风一转，不疼不痒地就服饰和音律扯了几句，接下来他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说：“我有不当之处请指正，不要当我面赞扬我，背地里说我坏话。”（“予即辟，汝匡拂予。汝无面谀，退而谤予。”）
　　舜又把已经淡出我们视野的丹朱拎出来做反面教材，狂扁一顿说丹朱光知道享乐，水路不通也要行船，在家里召集狐朋狗友吸白粉、搞多P淫乱，结果身败名裂，断子绝孙。希望大禹引以为戒。（“维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绝其世。予不能顺是。”）
《五帝本纪》结尾时说“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这才多久丹朱就“用绝其世”了？舜说这番话时尚在帝位，那么丹朱最多拥有封地三十来年，不仅“疆土”没了，连香火都断了，尧地下有知当不瞑目也！
　　丹朱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有多么意懒心灰，估计他围棋也懒得下了，父亲当初教他围棋不是为了让他在棋盘上驰骋，而是为了让他驰骋天下。天下没了，要棋盘干什么？棋盘只会让他伤感、失落，生命于丹朱，除了挥霍还有别的意义吗？不清楚丹朱到底是怎么死的，如果是非正常死亡，那么舜实在太狠了，丹朱毕竟是他的小舅子啊！后世的亡国之君比如陈叔宝还在杨坚的隋朝得个善终呢，李煜要不是写了那首“小楼昨夜又东风”招致赵匡义猜忌的词，他也不至于死。在丹朱的罪状里，有一点匪夷所思：“毋水行舟”，他脑子进水了吗？在水路不通的河里划船？那时候到处都是水，他偏偏要找一个水浅的地儿泛舟？他是不是“顺便”在齐腰深的水里淹死了？丹朱应该有孩子吧？他的孩子不能继承封地吗？怎么就绝了呢？是赶尽杀绝吗？我很想知道商均的结局是什么，可是找不到相关资料，有时候，没消息就是坏消息，祝商均好运吧。
　　大禹对丹朱不屑一顾，痛说起革命家史来，说他和涂山氏成婚后蜜月都没过，就奔赴抗洪救灾现场，儿子出生了他没顾上剪脐带，上幼儿园了他也没时间陪他练打击乐，上小学了，也没时间辅导儿子功课，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他这个父亲始终缺席。说完家史，接着又开始给自己打广告，说他全力以赴搞定洪水，完成五服大业 ，疆域达五千里，九州内每州设十二师，还有“五长”，除了三苗，所有部落都听话。
　　“九州”、“五服”之外又冒出“十二师”、“五长”，大禹的花样实在太多了。何谓“师”？据郑玄说，师是辅佐州长的，相当于副州长，每州有十二个副州长是不是太多了点儿？敢情“人浮于事”是从大禹开始的？《周礼?大司马法》里倒是提到“师”，每师2500人，不过那是治水时的编制，治水功成之后，还要保持每州三万人的抗洪队伍吗？成本太高了！这和军队不一样，军队随时准备战斗，如果真的每州有12师的配备，那就说明大禹治水并没有完全成功，12师像军队一样随时可能奔赴灾难现场。
我赞同《尚书大传》的看法，师是地方行政编制，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五里为邑，十邑为都，十都为师。里、邑、都的编制沿用了很久，民国时还有里长。每州12师意味着有40多万户，每户按三口计，当时九州人口逾千万，比2300年后的三国时代的人口还多！
　　至于“五长”，简直就不知所云。郑玄说“五国立长”，说了等于没说，哪五国？不是九州同了吗，从什么地方冒出五国？伪《孔传》里说：“五国立贤者一人为方伯，是为五长”，这比郑玄的注释还要糟糕，又带出新问题：五国的最高长官爵位才是伯爵？！
　　《尚书覈诘》（那个笔画很多的字，通核）说：“疑此五长，即为五爵”，同样说不通，五爵是公、侯、伯、子、男，最高等和最低等的爵位差异之大就像奥运冠军和县级冠军之间的区别。如此封赏五国之长，简直就是刻意制造矛盾，大禹有这么傻吗？
　　笔者认为，所谓“五国之长”也许就是“五服之长”。 一服又叫一方，国不是可以称为“方国”吗？五爵用于五服就说得通了，甸服最靠近帝都，他的最高长官爵位自然高，武王的叔叔、弟弟和儿子都在甸服，全是公侯；五服最外面的荒服住的都是蛮族和犯人，有那个公侯身份的人愿意和此等人物为伍？它的长官爵位最低可以理解。有个诸侯国叫骊戎，戎就是蛮族，它的君主叫“骊戎男”，和“凤凰男”不是一个意思。还有楚国旁边的许国也是男爵身份，其君主称为“许男”。
　　楚国是标准的蛮夷之地，他们蛮横到强行称王，和周天子平起平坐，周夷王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自己玩自己的，自己当王不算，还一口气把三个儿子都封了王。楚国国土面积很大，可是官方爵位只是子爵，周王拒绝了他们进爵的要求之后，他们这才四处闹事，并最终干脆称王。周王是个坚持原则的人，按照祖先礼制，夷族在第四服“要服“，只能封子爵，否则就乱了名分。名分是顶顶重要的，司马光的鸿篇巨制《资治通鉴》的主题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谈谈名分。”
　　其实蛮夷的祖先并不是蛮夷，他们和非蛮夷有着共同的“高大上”祖先：黄帝。《山海经》载：“有北狄之国。黃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北狄是后来乱华的“五胡”之一鲜卑人的祖先。楚国人的祖先也是黄帝的孙子，屈原《离骚》的头一句就表明楚人的根正苗红：“帝高阳之苗裔兮”，苗裔意为子孙后代，高阳是五帝之一颛顼。颛顼到舜不过百来年而已，他的后人就成“夷”了，真是人走茶凉、世态炎凉啊。
　　以上关于“五服”对应“五国”和“五爵”的说法，纯属个人意见，没有根据，但自认比郑玄之流靠谱些。
　　大禹终于在舜面前把自己的丰功伟绩表白完毕，舜憨憨地说：“这全是你的功劳啊！”（“乃汝功序之也”）
　　大禹和舜的角色完全错位了。看他们的对话，大禹虽然以臣子的身份说话，舜虽然是帝，可他听上去没什么话语权，只剩下附议，大禹说啥是啥，他的处境和当年的尧一模一样，只是他的结局连尧都不如。
　　那时，舜眼睁睁地看着大禹登上权力的巅峰，他只能再次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连皋陶都不把他放在眼里。
　　舜不知什么时候把自己搞丢了，“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
　　（第三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