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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郁达夫在1939年底，曾自叹自己的时光大多费在读稿子上了。而战争让郁达夫拥有了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1941年12月13日，郁达夫领衔发表文章，号召各界华侨“向日本法西斯展开无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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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 图源网络 1933年春，在宋庆龄家举行的一次民权保障同盟的会议上，郁达夫对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说：I’m not a fighter，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我只是一个作家。）这或许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自我评价，在很多人眼中，郁达夫是一个颓废作家、堕落文人。“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达夫诗酒人生，也给别人提供了切实的佐证。1930年，他的创造社兄弟王独清咬牙切齿地说：“郁达夫这人老早是已经等于死去的，我们决不像鲁迅，在所谓左翼作家底会席上说他底颓废是可以原谅的。”（《创作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郁达夫好像也自甘“堕落”，当年11月他致函左联负责人，表示今后不能参加左联的会议和活动，恼羞成怒的左联，当月16日即开会做出“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的决定。 1939年初，在新加坡的郁达夫，再一次重复了这句话，并说：“我不敢自居于前辈，我也没有救孩子们的大力，我不过是一个文艺作者，只想站在自己的岗位专做点文章，并且也用点心思，细看看来稿。”（《我对你们却没有失望》）此时，他在新加坡，同时编辑《星洲日报》早版副刊《晨星》、晚版副刊《繁星》、星期刊的《文艺周刊》等三份副刊，后又兼编《星槟日报》的《文艺》双周刊，上述表态看着不甚积极，然而，“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何尝不是一种坚守和责任？更何况，郁达夫的行动早已超过了语言。 1939年底，郁达夫在总结这一年的劳绩时说：“一年以来，读稿子长短约有一万余篇……就是连在业余的闲暇，也多费在读稿子上了。”细算下来，每天要读稿三百篇，这是惊人的工作量！与他同住的儿子，郁飞在《郁达夫在星洲三年》中回忆：“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关楚璞辞职回香港。馆方让父亲暂代主笔。那几个月里，他除编副刊外还须写社论、看大样，每天都到后半夜才叫醒等在车座上打盹的印度籍司机开车送他回家。我每次被街上汽车声闹醒后就听到楼梯上脚步声和钥匙开门声，接着房门口出现他疲乏的身影，开灯搁下皮包后先去冲凉，然后入睡。”有这么兢兢业业的“颓废者”吗？ 战争让郁达夫拥有了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1941年12月13日，郁达夫领衔发表的《星华文艺工作者为保卫马来亚告侨胞书》，号召各界华侨“向日本法西斯展开无情的斗争”。同月，他担任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又任该团所属的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大队长。“这位发表过《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真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会（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一百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金炎律南侨师范学校、后港、梧槽大伯公和爱同学校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1940年，在重庆的一次聚会上，老友们合作一首诗寄给远在南洋的郁达夫：“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郭沫若），举杯祝远道（王昆仑），万里四行书（孙师毅）。”郭沫若附信说：“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郁达夫自己也认为，抗战将“自私的，执著于小我的哪一种情感”“一扫而光了”。这里传达的不仅是思念，还有对郁达夫的肯定和敬佩，与他并肩战斗的朋友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在所谓“新加坡防御战”的前夕，一次，我和郁达夫一起进防空壕，他近乎自言自语地说：“战争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然后问我：“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我兴奋地回答：“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张楚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 （文/周立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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