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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海》，以色列人制作的一个官方视频，算是给敝战胜国的70周年大庆献上的一礼，只是这份礼太薄，不过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上，土地爷敬来的一株小人参而已。我们的历史与欧洲甚少交集，同基督教—犹太人两千年的恩怨基本无关，我们在乎日本人是不是道歉，真诚度有多少，鞠多深的躬，鞠躬的时候有没有涕泪涟涟，至于犹太人的感谢么，OK，东西放门口，你们可以回去了。 上海确实救了犹太人，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让20000名左右从欧洲辗转逃来的犹太人得到庇护。这是二战中，很少完全无争议的重大史实之一——要知道营救过犹太人的欧洲义士，就是辛德勒这样的，时至今日也出来不少修正主义的说法，比如说辛德勒思谋深远，“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云云，总之是不相信他完全出于良知；再如，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数据是估算出来的，彼此撕扯的政治力量会给它注入水分或过度抽干，幸存者亦无法为死者代言。然而，对上海人当初的举动，即便是某些图谋推翻大屠杀叙事的历史学家，也难以提出不令人反感的质疑。归根结蒂，上海距欧洲千里之遥，地处一个陌生的、因而也是清白的国度，承认它做了件大善事，何乐不为？ (资料图：位于上海虹口区舟山路的原犹太人隔离区住宅) 2002年出品的电影《上海隔都》，由一对洛杉矶犹太导演达娜·曼和阿米尔·曼夫妇制作，这是他们的电影处女作，上映后很受好评。《纽约观察家》和《新共和》等大媒都厚赞了此片。当年在美国有70万美元的票房，对于独立电影来说，这个数字相当不错了，何况它还是一部纪录片。片子的摄制手法很传统：五个在上海待过那两年的幸存者，半个世纪后重返故地，镜头跟踪他们，听他们讲以前在德国的生活、在上海的经历，辅以两位历史学家的点评、分析、背景铺陈。 没有疑问，1942—1943年间，上海的确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犹太人开放的大港市，不需要移民签证，他们就可以落地安家，众多拥有治外法权的租界的存在，与上海本土居民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另外，上海还有两个已经存在的犹太人社群，一个来自巴格达，另一个来自俄罗斯，可以为犹太难民提供援助。 但就像二战中，那些躲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害怕隆美尔在埃及的推进一样（“德国人要将我们撵到天涯海角吗？”），上海的犹太人听说珍珠港爆炸，也是噤若寒蝉。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有的。日本政府签署法令，要求所有于1937年后抵达上海的难民，都住在一个特定区域（即虹口区）——跟纳粹在欧洲搞的、将犹太人画地为牢的“隔都”性质相似。所以，难民生存最大的困境仍是精神，是对毁灭的预感，谁知道会不会哪一天，一列嘎嘎直响的火车就会来把他们运走——他们从欧洲亲朋那里听到了类似的风声。 “华人与狗禁止入内”，这句印证“万恶的旧社会”的著名标语，现在有些人发帖“澄清”说那是事出有因，盖华人大多衣冠不整，故受洋人排斥；但是影片里，有一个犹太难民也说，在他的德国家乡，“犹太人与狗禁止入内”的牌子是明明白白挂在那里的。1938年11月9日之后，难民们（当时都是小孩）的父母意识到必须离去了，可是莱茵河左岸的法国，犹太难民避难的首选之地，却已在三个月前宣布说，没有一个国家有义务给他们发放入境签证。也是历史机缘的安排，只有无政府状态的上海港没有这方面的禁令，这样，一群有着“狗记忆”的土著居民，与另一群有着同样记忆的欧洲移民，纯属巧合地相遇到了一起。 现在也有一种说法，是讲二战时期上海开埠已久，居民已有了跟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血管里流着亲近洋人的血，故而善待犹太人。此说或有一定道理。要知道欧洲犹太人，特别是德国犹太人，日子过得都是不错的，难民家庭都藏有奢侈品，他们要体面，宁可卖掉首饰和名贵红酒，也要搭乘上等的班轮去逃难。在上海码头，他们看到的是一群远比自己落后的东方人：衣衫褴褛的装卸工，擦鞋匠，乞丐，报馆的小报童，人力脚夫一溜小跑，脊梁骨从没直起来过。犹太难民的日子，比起在欧洲时一落千丈，可再怎样也比普通上海人强出一大截，何况还有早他们三十年就定居上海的犹太同胞给予经济扶助。 尽管如此，在“媚洋”（无贬义）的因素之外，同病相怜感依然不可忽视。这里，我们不妨放下人性恶的评判预设，记住犹太难民并非基于某种优越感才亲近（赏识？）上海的，事实是，他们的期望值不高，只要“免于恐惧”，从本地人这里感受不到任何反犹情绪，就心存感激了。倒是日本人觊觎他们的财富，按片中所说，日本人不像纳粹那样对犹太人下狠手，是指望战后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即便如此，有幸存者也说，他要感谢那些即使在日美交战之后依然来看望他们的日本人。 跟本土人一样，他们缺少洁净的水源，公共环境肮脏，特别是在进入虹口“隔都”之后，难民往往全家都得挤在很小的公寓房里；但犹太人也是很善于修复的：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会设法让生活回归正常。在上海他们很快盖起了学校，有了洁食餐馆，找到了教堂，在夜总会里跳起卡巴莱舞，到电影院里去看德语和意地绪语影片，甚至成立了业余棒球队。所需的资金都来自富裕的犹太家庭以及美国犹太人的慈善机构。 情形至此发生了一些吊诡：当你知道犹太难民在上海仍能维持一定水平的生活，再品他们的“感谢”，总有些怪怪的。它显得很形式，很外交辞令。那些难民回到上海来寻访故宅，与其说是因为对上海有感情，不如说是因为对故宅有感情，对个人记忆有感情。他们不说“上海是我的故乡”，而说“在上海有我的故乡”。联想到在欧洲被赶来赶去，犹太人的这种心理，绝对是一个主因。有太多老欧洲人嫌弃他们的寄生属性：明明借住在我们的地盘上，却信自己的宗教，小日子过得比我们还好，是可忍，孰不可忍。 上海同犹太人的这一层“救——被救”的关系，其实纯出偶然。上海人并非是出于多么强烈、多么有意识的人道主义，才和难民共处的。同病相怜，亲近洋文化，习惯性的宽容，朴实的善意，可能，再加上一点好撒马利亚人精神，构成了全部的解释。有多大的道德示范意义，它谈不上，而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适时地给了虹口故事一个happy ending，让它变成了“佳话”。幸存者们的感激绝对是真的，日本投降后，这两万人大多由上海前往美国（其中就包括后来在卡特政府任财政部长的米卡埃尔·布鲁门塔尔，他在上海时帮爹妈卖过面包来着），或前去巴勒斯坦，少数回到欧洲；但是，人性的水平，在哪里都是差不多的，有许多先例证明，一旦孤城日久，资源匮缺，孤立者内部往往生出裂痕，以至恶性迸发。所以，如果远东战事并非戛然而止，“上海隔都”又会发生些什么，我实不敢想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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