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历史地位之我见
——从儒道两家的发展与影响角度看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类目录是这样的：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在看到这张目录后，我对这张目录里的类别排列顺序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当时的编纂者会这样地对它进行排列？这样的排列是否有它切切实实的根据？这样的排列是否包含了编者的意图看法？我想检索一下关于此种目录排列的说法，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难道当时的编者是随意而为的吗？当时的编者如戴震、翁方纲、王念孙、朱筠、邵晋涵、纪昀、陆锡熊等人均是诸子百家、各行各业研究的佼佼者，其治学之严谨自不必说，他们可能随意编排一张注定要流传的目录吗？很显然，不可能！我们看这张目录的顺序，前四的儒、兵、法、农四家均可以称得上是社会特看重的学说，并且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的基石学说，而后的几家学说排列也似根据社会的必然需要、倡导的意识形态和学说的影响力而列。所以我斗胆提出结论，这张四库目录反映了当时学界对于诸家学说的正式评价和官方定位。用一个我们现在所通用的词语来描绘这张目录，我以为它可以被称作是一份反映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学说排行榜”。在这张“学说排行榜”中，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正统主流意识代表的儒家学说无可厚非地被排在了首位，只是颇令人诧异的是，缘何作为中国本土哲学宗教【1】代表的道家学说却被排在了榜末，其地位甚至不如外流教派的释家学说？先前的关于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里仅仅是一闪而过，总觉得这只是一个个人意识的主观产物，根本没有怎么去留意，更没有去细细地想它求索它，后来随着阅读《论语》，阅读思想史方面书籍的进一步深入，这个想法就不停地闪过我的脑海：缘何同为中国本土哲学宗教源头的儒道两家学说在一张“学说排行榜”中的地位会呈现出如此不同的差异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非官方的吗？仅仅是因为一个是入世派的，一个是遁世派的吗？我想回答“是”，但绝不可以说“全是”!
这第一个原因是就其意识形态而言，“儒学”官方“道学”则“非官方”，这话本身都得打点折扣，说“儒”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不够准确，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从来都是“外儒内法型”，这儒家就好比是专制统治的一件“衣裳”，一碰到匕首它就得破，尽管它始终被穿在身上，甚而有最高统治者——皇帝直接宣称：“我大汉治国之道，外儒内法”【2】，可见如是；而说“道学”是“非官方”意识形态，那就更值得商榷，要知道现在的中国各地仍然遍布着不少道观、道教石窟，连外国学者中也有不少称道教为中国“国教”的。很显然，从“官方”与“非官方”的角度来解释儒道两家的排位影响，固然有其一定原因，例如科举制的长期推行、士官阶层的长期建筑，但要以此来完全地界定儒道两家的性质或是地位，显然缺乏说服力。
第二个原因是就其思想应用而言，说儒家是入世派的我承认，但要说道家是遁世派的，则我不敢苟同。我们以道家经典《老子》例，其书涉政治论的计35篇，涉方法论的计10篇，涉军事论的计5篇，涉人生论的计25篇，涉宇宙论的计11篇，涉本体论的计3篇，涉辩证观的计2篇，从中我们看到涉实用类政治军事方面的论调要超过涉宇宙论等抽象概念的描述。由此可知，说其是遁世派的是站不住脚的。而学者梁启超更是从老子生平性格、著书动机和思想概论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常人都说老子是厌世哲学。我读了一部《老子》，就没有看到一句厌世的语。他若是厌世，也不必著这五千言了。老子是一位最热心肠的人；说他厌世的，只看见'无为’两个字，而把底下的'无不为’三个字读漏了。”【3】所以说道家思想中含遁世思想是可以说的，但若说道家思想就是遁世派学说那就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了。
言及此处，我们已经明白地否定了上述两个原因对于所述问题的完全性的认定：从“官方”与“非官方”、“入世”与“遁世”的角度来说明道家学说与儒家学说的地位差异，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完全不够充分的。我们有必要来重新看待我们的问题：缘何同作为中国本土哲学宗教的儒道两家在一张比较权威严谨的“学说排行榜”中的地位会如此地迥然不同呢？我私以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既有文化的，也有世俗的。只有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多角度入手，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才能重新更好地理解道家思想，给予道家一个合理的历史定位。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中，我明显地感到了力有不逮，一方面自己本身知识和阅历的有限，另一方面自度尚未走出“可信”与“可爱”的思考怪圈，对中国所谓辉煌灿烂的传统思想文化尚未有一个系统的理性的认识。所以这里，我也只能仅就我目前所得粗略地谈谈我对此的思考。我是从儒道两家思想的发展与影响的角度看的。
先说政治的。儒家的政治主张是“自上而下”的，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在统治层内部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注意仅仅是话语权而已，中国古代社会的专制主义体制决定了儒家只能拥有话语权，而儒家本身又是极端地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也就是说儒家掌握了社会的舆论导向，取得了在政府内部的合法地位，这是十分有利的。他们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一个社会的秩序，他们所鼓敲的忠、信、仁、义、孝突出的是一个社会的风气，这些都是统治阶层维护他们统治的需要，所以他们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在自己的主张得到官方认可后，他们便借助官方的力量“从上而下”地传播开去，使得百姓的认可得到了一个外在的强制性的保障。同时，他们在“下”很好起到了顺导作用，他们没有如法家，强分等级，也没有如道家，“故弄玄虚”，他们是采取了一种妥协的而又能相当折中的办法，他们的思想核心从表面上看是一种“仁”的学说，“仁者，爱人”，他们虽然十分地注重百姓的利益，“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君”却是依然故在，他们不遗余力地维护君权，乃至于达到可以称上“愚忠”的地步。于是，矛盾就产生了，摆在这些个儒家政客面前的，一头是君，他们实现理想的他们认为的唯一的途径，一头是民，他们理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中间还有所谓“天下”的大道等着他们去实施。这倒是难为他们了，不过桥到船头自然直，历史绝不会亏待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士。他们注重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自先圣孔子起，就不断地以此为步力对自己的政治学说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补充、完善、厘正。他们最终寻找到的解决办法是：
儒家的社会政治哲学，可以说既是保守的，同时又是革命的。就其实质说，它的政治主张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就社会主张看，它维护当时社会中君子与小人的分野，但同时它又主张，君子与小人的分野，不按传统的，以家庭出身贵贱来划分，而以个人的德才来划分。如果按孔子的主张，有德有才的人方是高贵的，以此作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则君子小人之分并没有什么不对，倒是社会发展的需要。【4】
这是一种相当折中的办法，既考虑到了统治阶层的专权需要，也考虑到了普通民众的合理“欲望”，并且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即打破了传统的贵贱说法，采取的是相对较有弹性的德才标准，从而在满足专权者的绝对权利外，给了民众以很大的改变空间，使民众积极向上，并把吸收儒家学识作为为学的主要方向。从而上下一体，使得中国历史在一种主要指导学说的背景下得以发展延绵，而不至于断裂残损。我以为儒家政治哲学的精华与贡献即在于此。
而道家政治学说相对而言就显得较为极端，对上则抱以绝对的理想，对下则抱以绝对的维护，在“上”与“下”之间，道家学说未能如儒家那样寻找到支撑平衡点。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乱世盛老庄，治世兴孔孟，乱世初定将兴时盛道学，治世已久将乱时竭儒学，而治世承平久时则儒道并兴。这是为何？仅仅是因为道家学说比较“乌托邦”吗？不应当这么说，这还要归结到平衡点的问题。先说道家对待君王政府。在这一点上，道家与儒家有共通处,即他们都追求理想的政府，他们都认可理想的政府里需要有一个君王，也是“圣人”进行统治。但是他们对于“圣人”的期待与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儒家对待君王的态度是我绝对地维护你，你无法理解我的主张没有关系，我会努力让你理解的，你只要认可我就可以了，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路到底；而道家对待君王的态度则是你要的不是来认可我，你要的是如何使我的主张“无为”地推行出去，至于我个人之于这个世道，无所谓，“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主动权全在于我，而不是掌握权力中枢的你。儒家对于圣人的期待是圣人必须得以身作则，“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想治理好国家，虚怀若谷，事事亲为，是一个圣君当为之事，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很好地反映了儒家对帝王的期待与要求；而道家则不同，道家对帝王的要求是无为，就是说帝王不必做很多事情，全让底下的人去做，但是他又要求帝王无不为，也就是说道家要求帝王的“无为”是建立在“无不为”的，要求帝王“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这对于专制统治者的要求无疑是极高的，一方面要求统治者首现得在“做”与“不做”间做出正确的理解，对于实在政务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把握，另一方面又要求统治者对于自己的修为要有一个超然的境界，清新寡欲。这样的要求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它都要超过儒家的要求。这对于专制制度下的君王可以说是不可能达到的，更不要提让统治者去欣然地接受它。而对于“下”，道家虽然不缺少依合之说，如“民之饥者，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民之轻死者，以其上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很好地反映了老子对于百姓苦难的认识，批评了统治者的压迫。诚如张岱年所言“老子在理论上所提出的要求正是当时平民阶级实际生活上所有的要求”【5】，但不可忽略的是道家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明显的缺陷，他们倡导的是一种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排斥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这是社会的无论哪个阶层的民众所无法理解与接受的。所以我说，道家的社会政治主张就没有处理好“上”“下”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得到“上”与“下”任何一方的认可，更没有如儒家那样找到上下的平衡点，那么他们的学说影响力在政治这一层面上已经输了一大层。
再说经济的。在这一点上我想讲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为何影响力会出现如此大的不同。其根源在于道家是逆社会潮流和人性常态而行的，儒家则是顺社会潮流和人性常态而动的。
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就是理。我们拿经济事来说。儒道两家的学说整体都是轻利的，这在中国以后的发展中被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来了，重农轻商，这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态势。但是，'商’这个状态却是自始自终都存在着的，任哪种社会意识都无法取代它的位置。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前行，自然地带动了它的发展。并且它符合人的正常欲望与需求。但是儒家对待这一点与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十分相似，他们寻求的是一种较'中庸’的做法，他们一方面打制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又对工商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态度。以儒家学说的热衷统治者汉武帝而言他对工商业的政策实施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而且在源头上儒家对利的追求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只是反对不义牟利罢了。例【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很显然儒家并不十分地排斥利。'儒家有生产能力提高的倾向’【6】而道家就不同了，我觉得它带有十分明显的'禁欲主义’思想，即极端地排斥利，例如道家主张'不尚贤，使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他们主张绝圣弃智，在他们认为欲望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所在，'夫惟不争，故无尤’可见如是。他们主张'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小国经济，他们主张的仅仅是一种'利我’状态下的满足而已。【韩非子】称其'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孟子】称其'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7】，可见如是。
从上述论证中我们看到仿佛道家的学说真的就是那么地难以跟上儒家学说，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那么我就不解了，为何在诸多西方学者的眼里老子与孔子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呢、为何道家学说与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却能够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延绵而不至于像诸如名家学说那样销声匿迹了呢、为何直至我们今天都十分地缅怀道家学说呢，为何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依然看得到道家学说的影子呢，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文化传承的国度，我以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从文化角度来回答。
参考文献
【1】 关于儒道两家是中国本土哲学宗教的问题，见牟钟鉴《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 李孔怀《二十五史新编 汉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3】 《老子》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3年3月第1版
【4】 【7】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1月第1版
【5】 张岱年 《中国哲学史论文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 张岱年 程宜山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