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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诗经》还善于借助有形的事物来表达抽象的内涵，尤其善于借助一些客观物象来表现人物内心微妙的情感。如《卫风·伯兮》中的思妇把思念丈夫的心情比喻成炎炎烈日中盼望下雨，但“其雨其雨，杲杲日出”，这就把内心的那种企盼与失望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在《诗经》的三种常用手法中，最不受重视的是赋。其实赋非常重要，这不仅因为《诗经》时代，叙事文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诗经》中就有许多用赋写成的诗章，如《七月》便是运用赋的手法，交代了一年四季农夫的生活，有条理，有章法。而且在《诗经》的整个表达体系中，赋往往起到铺垫的作用，没有赋的参与，《诗经》中的比兴便无以立足。我们仍以《伯兮》为例。诗中少妇之所以思念她的“伯”，是因为她的“伯”外出打仗去了，“为王前驱”，而且“伯”英勇善战，是“邦之桀”。这些内容的交代全用赋法，没有这些交代，思妇内心的自豪以及思念便无法表达出来。 在《诗经》中，赋、比、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朱熹在《诗经集传》中曾归纳出“兴而比”、“赋而比”等情形，虽受人诟病，却也表明《诗经》对赋、比、兴运用的灵活性和多变性。综合运用赋、比、兴，使得《诗经》在表意和造境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秦风·蒹葭》。《蒹葭》首先运用兴的手法，借助苍苍蒹葭，如霜白露，渲染了一种凄迷冷寂的氛围，以境界的阔大彰显人物的渺小。然后又用赋的手法，移步换景，表现诗中人上下追寻的急迫和无助。而最后的“宛在”二字尤为点睛之笔，仿佛中的仙山楼阁写尽了诗中人那种难以言说的惆怅。整首诗致力于渲染一种渺远苍茫的氛围，充满水乡泽国的艺术情调，真不愧为爱情的千古绝唱。 四、从《诗经》到嵇康的四言诗 《诗》作为先王典籍被编定之后，便一直对此后的诗歌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就四言诗创作而言，尽管“《诗》亡”了，但四言诗仍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诗歌创作的主体形式。目前我们看到的先秦典籍中记载的诗歌创作，或是出土文献中新发现的诗歌材料，比如石鼓文、楚简逸诗《交交鸣》、《多薪》等，大多是四言的形式。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明显受到了《诗》，尤其是雅诗的影响。 到了汉代，由于儒学的发展并且取得独尊的地位，《诗经》被奉为儒家经典之一，在儒家经生的诠释下，《诗经》被图解为政治教科书，并形成一套儒家诗教体系，人们治《诗》、说《诗》都不得越过诗教的樊篱。正由于《诗经》的缘故，四言体在两汉文坛的地位很高，朝廷用于祭祀大典的乐歌，如汉初《安世房中歌》十九首中有十三首四言体、三首三言体、一首杂言体；汉武帝时的《郊祀歌》十九首中有八首四言体、七首三言体、四首杂言体。东汉明帝时东平王刘苍所献用于祭祀光武帝的庙歌《武德舞歌诗》也是用四言体写成。此外，还涌现出一批文人四言诗和乐府、歌谣四言诗。在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集有两汉四言诗一百余首，完整的文人四言诗有七十七首。其中署名的四言诗有三十首，未署名的四言诗(主要是郊庙歌)有二十一首，完整的四言歌谣有二十六首，这当中也不乏四言名篇。尽管四言诗在汉代从整体上来说已是强弩之末，已难再现《诗经》四言诗的辉煌，但在汉代经学昌盛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两汉诗坛仍奉《诗经》为圭臬，创作了一大批四言诗。四言诗仍是两汉诗歌创作的主要形式之一。 今天，完整的汉代四言诗保留下来的不多，也许和传播有关系。可以想象，汉代的四言诗，无论是在形制、内容还是在艺术成就方面都难以与同时代的五言诗、乐府诗相比，受到后世文人的冷落也是很自然的事，保存状况也就不会太好。但我们仍然可以见到韦孟《讽谏诗》、傅毅《迪志诗》以及乐府古辞《善哉行》之类的完整篇什，管中窥豹，可见其一斑。 建安时期五言腾跃，四言诗并没有因此而退出文坛，仍然占据诗坛重要一席。统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可知，魏晋时期共有四言诗作者102人，作品432篇，这其中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尤为出色。曹操的乐府诗有“古直悲凉之气”，人称“沉雄如幽燕老将”（宋·敖陶孙）。他的四言诗也是如此，如著名的《短歌行》、《龟虽寿》都是气韵沉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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