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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品序》在诗体论方面，钟嵘抛弃了传统的四言正宗论，而是以五言诗为评论对象，他是第一个奠定五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宗主地位的评论家。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云：“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此来”。相对于这些说法，钟嵘似乎更能从诗体本身的特点出发，从审美来说明五言取代四言的内在原因，更具有说服力。 纵观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主要历经了从二言到四言，到骚体楚辞，到五言七言已经及杂言，到前格律诗，到最终形成的格律诗。（包括古白话诗，以及词，散曲，和新诗，本文不作深究）这十一种主要形式。 中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的河流里追本溯源，诗歌恐怕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如果从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派的原始诗歌开始算起，那么，诗歌的历史也就几乎等同于人类语言的历史。流传至今的《弹歌》就是远古时候最美的诗歌。 《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相传黄帝所作的《弹歌》就是典型的二言诗，短短八个字概括了从制作工具到猎取动物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二言古谣，也可称为原始歌谣，远古歌谣，太古歌谣或上古歌谣等等。《礼记》和《易经》等古籍中也有类似的作品。这类诗歌的基本形式就是歌谣，它产生与先民的集体生活密切相关，他们通过歌谣来传授生产技能，协调劳动节奏，表达内心感受，娱乐群体生活等等。清代沈德潜选编的《古诗源》收录了许多远古和上古时代的歌谣，如： 《尧戒》：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而发达的文化。这个时期的诗歌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 如《大学》中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但流传下来极少，部分保存在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上。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大战中取得完全胜利，建立了新的奴隶制王朝。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史称西周。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周文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周王朝建立了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时期，四言诗已经十分成熟，作诗言诗蔚然成风，举凡庙堂祭祀、外交应对、亲朋酬答，都离不开诗歌的创作和应用。中国文化进入了第一个繁盛期。经过孔子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它是最初一部以诗的艺术形式独树一帜的，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从音韵学上说它仍然属于上古歌谣，但是它与二言古谣有明显的不同点，赋比兴三大手法的运用已经相当成熟。感情充沛，和现代作品几乎没有隔阂。如爱情诗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共收入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此后才称《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隶制的转变时期。由于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儒、墨道、法、兵等各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宣传政治主张，并互相辩论，形成了学术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春秋末期，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相继传入楚国，巫风盛行的这个地方，诗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屈原的创作使诗歌有了飞跃，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楚辞”，诗歌获得了饱满的生命力，把先秦文学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西汉刘向把屈原及其宋玉等人的作品汇编而成《楚辞》，它是继《诗经》之后的第二部诗歌总集。与《诗经》相比，《楚辞》砌词以托意，词藻华丽，想象力丰富，开创了浪漫主义先河。 《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为屈原的作品。 其间荀子还著有篇幅相当长的杂言体的《成相篇》，以七言句为主。“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诗中已经出现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这种形式节奏明快，音韵顺口，便于流传。近年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在战国后期曾经很流行，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萌芽。 秦王朝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西汉开国君臣多为楚人，所以楚辞和楚歌兴盛一时。楚辞孕育了汉赋，楚歌孕育了五言诗的雏形。辞赋如司马相如和《子虚赋》、《上林赋》这样典型的汉代大赋。但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其语言整饬华丽、注重铺陈的特点也贯穿始终。新兴的乐府诗开始显示出生命力，五言诗正在登上文学舞台，七言诗也开始萌芽。“乐府”收集整理的民歌就叫乐府民歌，多同民间的音乐舞蹈相结合。如《江南》、《铙歌十八曲》、《十五从军征》等。 最早的五言诗是虞姬的《和项王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李延年的《佳人歌》“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齐绔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西汉后期，五言诗形式在民间已经普遍流行。不过，五言诗在西汉始终没有成为通行的主流的诗歌形式，直到东汉以后才逐步兴盛起来。 与五言诗一样，七言古体诗起源也较早，七言诗在旧体诗中，是形式最活泼，体裁最多样，句法和韵脚处理最自由，而且抒情叙事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种形式。在《楚辞》中已经有不少的七言句子。在战国时期已经很常见。《文选》注引刘向的《七言》诗尚有六句，是完整的七言诗歌， “朅来归耕永自疏”、“结构野草起屋庐”、“宴处从容观诗书”、“山鸟群鸣我心怀”。 较早的如曹丕的《燕歌行》，句句押韵，即所谓的“柏梁体”，如《柏梁台诗》、《四愁诗》等等。最具有代表性的宋代诗人鲍照，他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写七言的诗人，其《行路难》十八首其中就有著名的纯七言诗，与此同时的还有谢惠连和谢庄，自此时起，七言这种形式就已经奠定了基础。七言诗在南北朝发展缓慢，入唐以后，一支律化，成为格律诗的主要形式。另一支被称为“歌形体”。这些诗很多地方不讲究平仄，仍旧只能算是古体。 五言古体诗产生以后，成为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的主要诗体。曹丕、曹植、王粲等人诗歌追求修辞华美，普遍运用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等表现手段，增强了诗歌艺术性，使文学语言更富于表现力，以后愈来愈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普遍风气。 随着佛教的影响，中国人逐渐开始自觉地研究起声调来，相传最早的专著魏.李登的《声类》，但本书已经失传，齐武帝永明年间沈约和周颙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古代诗歌自此开始走向格律化。根据口音把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四类，提出了“四声说”，并提倡在诗中应用。形成了“永明体”。但“永明体”的格律要求尚不成熟，如律句模式以及粘未定，故称为前格律诗。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最著名的“竟陵八友”等人的诗歌。 隋唐时期建立并完善了科举制度，尤其是唐朝进士科重视诗赋考试，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的繁荣。诗歌创作的高度繁荣使唐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中国真正成为“诗的国度”。初唐以后，涌现了一批对诗歌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陈子昂，孟浩然，王维，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岑参，韩愈，李贺，元稹，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人，诗人数以千计，作品数以万计，形成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面。由于唐代诗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许多诗人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对社会各方面情况有更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自身的经历也往往更为曲折丰富，因而，唐诗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诗歌的题材与内容来说，咏史怀古、饮酒赋诗、壮丽河山、农家田园、边塞战争、塞外风光、友谊爱情、琴棋书画、音乐舞蹈、参禅礼佛等，都在唐诗中得到具体而生动的反映。唐诗中各种传统诗体兼备，无论古体诗，还是近体诗，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格律诗——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排律进一步成熟并定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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