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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庆军 洪峰、马原、余华，这些曾经震烁中国文坛的名字，沉寂多年后，重新被人们关注，不是因为这些先锋派作家又写出了什么惊世之作，而是因为一场斗殴事件——洪峰被村民殴打。今年春节，在云南某村定居的作家洪峰因租地等事与定居所在村的村长家族发生冲突，被打断三根肋骨，住院治疗。期间，同为先锋派作家的马原、余华等人先后去云南看望洪峰，由此形成一个话题，引起各路记者纷纷探访，重新引发人们对文学与时代、作家与社会、生命与土地等关系的思考。 文学这道曾经光彩夺目的文化景观，日渐衰微，按照马原的说法，“已经失落二十年”。但是事实上，中国的文学生产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成千上百的作家忙着采风，各类文学评奖活动接二连三，每年光长篇小说就出版3000多部，各种文学期刊发表的文学作品也车载斗量。起码在表面看来，还是热热闹闹的，文学怎么“失落”了呢？ 起码，对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而言，文学确实进入了社会边缘。对于马原来说，他这20年，是沉寂的20年，他反复说，小说是“博物馆物品”，已经不合时宜。但是，他在今年初，又推出了长篇小说《牛鬼蛇神》，但再也没有往日的轰动，甚至涟漪不兴。小说家是个善于撒谎和撒娇的群体，他们面对纷繁的世界，除了做梦，便是呓语。 其实，这正是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症候。 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关注的不是深度、历史感和思想性，而是奇观、惊悚与喧哗本身，符号价值远远大于实用价值。所以，洪峰的先锋小说无人问津，但洪峰乞讨、被打却不胫而走；马原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价值如何没有多少人关心，但他游走海南、去西藏、赴云南的举动却成为新闻眼。人们消费的不是作品的思想意义乃至艺术价值，消费的却是作家的乖张、戾气、风流韵事和不合时宜。“围观”是消费主义时代一个重要场景，所以作家不能躲进书斋，而是要制造事件，满足人们的围观和偷窥的嗜好，即满足人们的消费习惯。因此，韩寒永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作家”。 但是，文学总是需要有人来为她守夜。 迟子建和季宇便是这一类作家。他们默默在文学领域悄然耕耘，虽不太显眼，但步伐稳健，不失从容和恬淡。他们虽然意识到了体制的束缚，但在强大的时代逻辑面前，显得些许无力和无奈。 本期选择了马原作为时代的文学样本，来深度解读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症候，进而梳理二三十年来文学变迁和历史演进的轨迹。欲了解中国文学走向，不得不看这篇写马原的文章。青年记者刘炎迅几次采访马原，深入文学现场，探寻欣悦而苦恼的灵魂，文章活脱跳达，叙述灵活，十分抓人。而写迟子建和季宇的文章虽然带有学院派的扎实稳重，但由于作者对这两位作协主席文品和人品熟稔，叙述自然可信，评中带传，评传一体，也是值得一读的传记作品。 （原刊载《传记文学》2012年第6期，系我我为本“专题”写的导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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