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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父亲和我 魏青每当人们谈论抗战的时候，我总会想起爷爷。 我的老家在沂蒙山深处，爷爷是个壮实的猎户。他为八路军送过情报，有时还帮八路军筹些粮食。 爷爷的死和送粮有关。附近的部队连续十几天没粮吃了，有的伤员饿得晕了过去。爷爷和乡亲们凑了几袋粮食想趁天黑送过去，被巡山的鬼子发现，爷爷被乱枪打中。 那年是1941年，那年他才30岁。 可能是受爷爷的影响，父亲后来也当了兵。所以我家的大门口一直都挂着“军属光荣”的牌子。 对于七十年前那场战争，作为军人出身的父亲，作为为抗战而死的爷爷的儿子，当然比我们有更多的信仰。 每年的9月3日，父亲都会默默地到后山爷爷的坟头洒些白酒烧些黄纸，然后端坐良久——他把这一天当作了爷爷的祭日。按他的理解，爷爷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猎户，但也是一个属于抗战的人。在那个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岁月，在3500万死难同胞中，他就是其中普通的一个，做了那时最应该最需要做的事。他可能没想过他会那样离去，甚至没盘算过如果他死了妻儿老小该如何度日，但抗战的胜利是靠像爷爷一样的四万万中国人用生命的抗争、用八年的坚韧不屈换来的。 倒下的人没有等到胜利到来的那一天，作为后人，活着的人，作为爷爷的儿子，没有什么理由不勤俭持家，让儿女们吃穿不愁；没有什么理由不克己奉公，让社会不断进步。父亲用本分纪念着爷爷，用喜讯告慰着爷爷。 因为爷爷在抗战中的死，抗战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宏大事件离我们家是这样的近又是这样的真实，它将历史与草根家庭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将平民的卑微与无上的崇高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将对亲人永久的祭奠与对胜利永久的纪念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至少在我父亲那里，是这样的。 爷爷、父亲和我，三代人三个时代，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时空，演绎了不同的人生故事。沧海桑田，当战争的硝烟早已退去的时候，我们怎能有过多的交集呢。再过百年，当子孙又像我追念爷爷一样追念我的时候，他们还能找寻到属于民族的集体记忆吗，历史和现实能实现无缝对接吗？我不能回答。 又一个9月3日，天安门前，红旗猎猎，雄狮激昂，我仿佛看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落后就要挨打”的标语在高高的蓝天下是那样醒目！ 【《大众日报》8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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