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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明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时代，中原和长江下游地区地理环境、聚落分布规律和规模、生业经济、特别资源的掌控以及信仰系统的不同，导致了两地文明化进程不同的轨迹和道路，长江下游地区社会结构稳定，影响深远但没有扩张的欲望，与中原地区社会组织内部充满了张力形成鲜明的对比，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和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形成对峙之势，而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明则被彻底击垮。 关键词：地理环境 聚落分布 生业经济 特别资源 信仰系统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模式，张光直、苏秉琦、严文明等诸位先生有着精辟的见解，如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苏秉琦“满天星斗”和“三部曲与三模式”、严文明“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 。距今四五千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的重要时间段，中原、海岱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并驾齐驱，但是结局却不尽相同，对于具体于各文化区的文明化进程走向，尤其是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发展趋势，研究者也提出了各种假设。其中代表性的有赵辉1996年提出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是大量的非生产性社会劳动支出和享乐型社会生活等 。李伯谦就红山、良渚、仰韶随葬玉器的情况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直言只有走王权才能演进为文明，红山和良渚古国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势必走的是不同的模式和不同的前途。 虽然，文明化道路的终点已经结论，但是过程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实际上，中原地区与长江下游的互动交流主要集中在距今5500年前后，也就是中原的庙底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阶段，到了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这一互动交流实际上中断了，转而东方沿海地区的互动，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晚期之间的融会和交流达到了高潮，不但出现反映观念意识形态的玉器铭刻符号和大口缸图符的互见现象，而且良渚文化的因素远远抵达到了苏北鲁南地区。没有证据表明，这一阶段的以环太湖为中心分布的良渚文化向心于中原地区。新近些年，作为良渚文化中心的良渚遗址群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考古发现，“良渚古城”重要发现的收获之一就是良渚文化晚期良渚遗址群“仍然是一个繁荣发达的文化中心” 。当然在良渚遗址群及周边地区，如良渚遗址群的卞家山、临平玉架山和茅山，再次发现和确认了良渚文化晚期发生的大洪水。这样，比对于中原地区的文明化演进，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这一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做另外的思考和观察呢？笔者拟从以下五方面讨论这一文明时代的中原地区和环太湖地区在文明化演进的不同轨迹和道路的背景。 一 地理环境的不同——通道和阻隔 几字形的黄河在陕西、晋南豫北形成特别的地理环境，一方面关中盆地与运城盆地形成一个被黄河阻断了的近似东西向的狭长形河谷，另一方面，隔着中条山黄河又另行形成了向东的狭长形河谷平原。自灵宝和三门峡向东之后，在北靠太行山，南倚嵩山的伊洛河盆地，这一区域就如同一个张开的喇叭，也如同一个花朵形的吸盘。与长江下游地区不同，关中平原的渭河、嵩山地区的洛河和伊河，它们汇入了奔向大海的华北平原，这样的地理环境无法形成的文化交流和融会方面的封闭性。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区域就被一些研究者阐述为“仰韶文化群”，包括了所谓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 。笔者理解的一些学者提出的“嵩山文化圈”大体也就是这个范围。
相对于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到伊洛河盆地的嵩山地区，长江下游的地理环境就显得特别了。长江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隔着淮河流域，长江下游自湖口以下，几乎没有什么大江大河汇入，但是长江中下游的沿江平原，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自始至终繁荣昌盛，长江成为一条线性的考古学文化走廊和通道，无论是中游大溪文化白陶和八角星纹的交流和传播，还是下游薛家岗文化、凌家滩-北阴阳营文化和下游崧泽文化的交融，都是这方面的体现。虽然下游的江南形成了以太湖为中心的环太湖流域，但是长江南部的地理环境呈现的却是分割的局面，以浙江地区为例，钱塘江、椒江和瓯江和相关的山地丘陵把浙江分成了多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些流域各自流向大海，它们就好比一条条小的长江，它们所在的独立地理单元形成了个性鲜明、传统文化沉淀积习较深的特点。如主要分布于钱塘江流域姚江平原的河姆渡文化，自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姆渡文化一期到距今四五千年的河姆渡文化四期和晚于的河姆渡文化名山后类型，自始至终保持着炊器的绳纹圜底釜。又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好川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但是，以台形和S形玉片的镶玉漆器精神观念的信仰物，可能以圆底扁腹釜、断面方正扁侧足的鼎、宽扁形高足的三足盘、盘体带垂棱的高把豆、带嘴的圈足盉、夹砂圈足或圜底的印纹罐和长条形袋足的鬶为典型器 的好川文化，它们分布的地域目前可以基本界定在瓯江流域，部分影响到金衢盆地。
距今五六千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沿江平原的交融具有历史的大背景，最近些年，已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崧泽文化圈” 。这个时间段也是凌家滩文化琢玉工艺发达并扩张交流的阶段，凌家滩文化不但与良渚文化早期交流频繁，而且显然还影响到了中原地区的腹地，灵宝西坡出土的玉石钺明显带有凌家滩文化琢玉工艺的特点，大口缸则是东部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阶段的特别陶器 。这个交流大背景也有着历史的原因，早年提出的青莲岗文化就是这方面的反映 。但是自良渚文化以后，或许各自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内容和形式变得单调，交流逐渐变得闭塞起来。 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相对要落后一些，地理环境的制约可能是主要的因素，如研究者认为在旧石器时代，福建沿海地区以脉石英、水晶和燧石加工而成的中下石器系统，与内陆地区以砾石为主的大石器系统，就有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福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布特点与浙江地区非常接近，主要分布区的闽江流域与晋江流域之间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就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长江下游南部的这些同样流向大海的为不同山地丘陵所阻隔的江河流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多样性。 二 聚落分布规律和规模的不同——集中和散居 根据伊洛河流域的考古学调查，这一地区的聚落分布基本在河谷的两岸，“从伊洛河河床由北向南递升的多级台地和黄河南岸巨厚的黄土堆积，形成该地区独特的地貌特征” 。遗址分布密集，单个遗址的分布区域面积大，在这样的自然环条件下，随着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不但聚落之间的等级容易分化，也很容易形成规模庞大的聚落群。遗址数量逐渐减少，但是遗址规模增大，是中原地区聚落分布的一个基本规律。如登封王城岗遗址，遗址面积从仰韶文化时期的2万平方米剧增到龙山文化时期的35-40万平方米，先后小城之东城，再有小城之西城，最后大城，大城东西向城墙复原长600米，南北向城墙复原长580米，城址面积复原为34.8万平方米，是颍河中上游地区重要的中心聚落 。城址面积那么大，估计王城岗龙山文化时期的面积应该远远大于40万平方米。郑州大河村遗址范围南北长700、东西宽600米，总面积40多万平方米，虽然不能明确仰韶、龙山各阶段的堆积面积，但是Ⅱ区南部、Ⅳ区中部，Ⅰ、Ⅲ、Ⅴ区“都含有仰韶文化层”，这样明确的整体遗址，面积相对于环太湖地区，就不算小了。
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聚落分布规律和规模就完全不同了。如果说坐拥簸箕形地理优势的良渚遗址群的自然环境较为特殊外，苏南和沪嘉地区主要以小河流、沼泽为主要特征，在这种以沼泽湿地为主要的环境下，对于水的利用疏导和治理成为聚落分布和规模的制约，人工营建堆筑高台，聚落分布零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聚落分布的主要特征，哪怕是良渚文化中心址的良渚遗址群的良渚古城所在，据主持人刘斌介绍，古城周围有相当大的沼泽面积，并且没有稻作遗存的发现。 除了可以确认的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遗址群，苏南沪嘉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尚不能完全确认中心遗址与周边遗址之间的关系。如以临平山为中心的“临平遗址群” ，实际上目前还仅是一个遗址分布的地理单元，代表性的横山、玉架山和茅山遗址，它们之间的关系还不能完全确认。在嘉兴地区，西起海宁周王庙和桐乡崇福、东至平湖林埭、北抵嘉兴秀洲的这一区域，良渚文化古遗址分布最为密集，近三十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有多处高等级聚落群的存在，海宁荷叶地、海宁佘墩庙、桐乡普安桥、桐乡新地里、海盐龙潭港、海盐仙坛庙、平湖戴墓墩、平湖庄桥坟等遗址就是其中的代表。但是，这一区域是否形成了或者存在过某一中心遗址，目前还难以得知。关于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分布，早年黄宣佩就曾经提到，“遗址往往包括若干个彼此相邻的居住点，各点面积都较小，一般仅数百平方米” 。嘉兴地区良渚文化单一遗址的面积和规模，还可以桐乡普安桥为例，普安桥遗址在发掘前保存完好，遗址位于水田之中的凸字形土墩上，原先为三个品字形的土墩，后来植桑培土连为一体，文化层堆积仅限于北侧的土墩上，经过调查发掘，确认遗址东西宽约65米，南北大约60米，遗址北缘和东西缘轮廓清晰，南缘为慢坡 。遗址土墩的主体面积也就不足4000平方米。当然，普安桥遗址周边的遗址分布密集，隔不远就有井令头等类似的土墩形遗址分布。
三 生业经济的不同——稻作农业的特殊性 中原和环太湖地区生业经济的不同自然受到了自然条件的制约。根据最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的总结，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作物主要是粟、黍、稻谷、大豆和小麦，长江中下游地区只见稻谷，没有发现其他农作物。研究者进而认为北方地区的农作物种类明显比南方地区丰富。从家畜种类看，西辽河地区、黄河流域的家养动物包括狗、猪、牛和羊，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只见狗和猪。研究者又认为当时的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比南方地区发达。 事实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一不同生业经济背后所蕴含的生活和社会背景，单一的经济模式虽然缺乏经济增长点，但是社会稳定性很高，稻作农业有别于旱地的粟黍作业，需要复杂的灌溉系统和多种类的农具，对自然的要求也明显高于旱地作业，劳作时间也长，无疑会促进聚落小集群内部的稳定性，而工具的复杂化也会促进社会分工。如，良渚文化时期，与稻作农业有关的石制工具就有石犁（或石犁形器）、“破土器”（或耨刀）、部分用于收割的“耘田器”（石刀）、少量的石铲（除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早期的骨耜之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缺乏大型的石质耜或铲类，不排除木质农具的可能）等。
中原地区则简单的多，以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第四期遗存为例，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主要就石铲和是石刀两种，而且还有骨、蚌等不同的材质。
相对于中原地区的生业经济而言，长江下游的单一经济模式显得脆弱，禁不起自然环境的变迁，在突发性的自然灾害面前不堪一击。这也为距今5300年前后发生在环太湖流域大范围内的大洪水的后果埋下了伏笔。 四 特别资源的控制——玉材资源 新石器时代的任何一处聚落遗址，都会依赖它所处的环境和资源，除了适合的农业用地，还有制陶的陶土以及石器的石矿。这些资源都与生活生产紧密相连，但是还有一种资源，就是只体现观念形态和精神价值的特别资源——玉。 中原地区的装饰品出现很早，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就有相当数量的绿松石材质的饰件出土，但是自仰韶文化开始，琢玉技术就很不发达，这也是研究者认为中原地区务实的表现，从而走向文明化进程的缘由。 在长江下游地区，玉资源的掌控直接影响到考古学文化的变迁。约当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早期的凌家滩文化是分布巢湖流域的一支用玉水平超乎寻常的地域性考古学文化，透闪石软玉的比例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与同时期或稍晚阶段的良渚遗址群瑶山相比较，凌家滩相关墓葬随葬玉器中的石英和玛瑙材质还是有相当的数量。以凌家滩87M15为例，该墓共出土玉器94件（组），有冠饰、璜、玦、双连环、管、耳珰、镯和圆环柄形饰等，其中璜30件，有7件为玛瑙、石英、玉髓等非透闪石软玉材质，耳珰1件为水晶材质，49件管中有4件为玉髓 。凌家滩显贵墓葬中玉石的比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的玉资源也并非俯首皆是，虽然这一阶段也确实反映了玉石的分化，但是更多说明了玉资源的有限。瑶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以同样出土尖突形冠雕琢的瑶山M11为例，瑶山M11出土玉器87件（组），均透闪石软玉，只有2件绿松石半球形隧孔珠 。良渚遗址群对于玉资源的控制非常有优势，与瑶山墓地大体共时的江阴高城墩和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早期显贵墓葬，不但随葬的玉器数量和种类明显为少，还有非透闪石软玉的玉器。这也使得在聚落规模和聚落内部的集团有序分布上，良渚遗址群牢牢把住了中心址的地位。 虽然目前已知良渚文化晚期的自然灾变可能是良渚文化发展轨迹突然中断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也早就注意到了良渚文化晚期玉材资源的枯竭现象。良渚遗址群良渚文化晚期后杨村遗址虽然不是一处最顶级的显贵墓地，但是出土的玉器还是反映了这一阶段玉资源的所面临的窘迫，透闪石软玉材质酥松，说明品质远不如以前，还出土了一些非透闪石材质的玉器如带钩等 。武进寺墩M3是一座良渚文化晚期显贵大墓，随葬玉璧24件、玉琮33件，虽然没有具体的材质鉴定，但是从复杂的色泽判断，当时的玉资料确实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了，如M3的24件玉璧中，就有灰白、灰褐、墨绿、红褐、黄褐、青灰、黑褐等十六种颜色，M3的32件琮颜色统计中，也有灰白、黛青、青灰、褐黑等近二十中颜色，尤其是灰白色琮比例甚高。寺墩M3出土玉器的材质和品相与反山、瑶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中原地区对特别资源的依赖性一直到了商代因为制约于铜矿的资源才有，同时期的中原地区没有这样的情况。 五 精神信仰系统——兽面像的一统和彩陶主题的多样 玉文化是良渚文化的主要特征，玉器的种类、数量和品质是聚落等级和规模的一个重要标识，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标识。主宰良渚文化玉器的是神人兽面像，良渚文化的重器玉琮自始至终贯穿了神人兽面像主题。神人兽面像以良渚遗址群为标准，神人兽面像和雕琢神人兽面像图案的琮分布于近4万平方公里的环太湖地区，神人兽面像从良渚文化早期就已经成熟，如瑶山M9和M10等良渚文化早期单元出土的玉器，新近些年，良渚文化晚期显贵大墓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尤其是青浦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地点M207在象牙权杖上发现了多幅神人兽面像， M207是吴家场墓地中的显贵大墓，室内考古清理发现和复原了2件保存相对完整的象牙权杖，M207：61器物表面装饰有精美繁缛的细刻纹饰，以转折处为中轴线，用浅浮雕的方式细致地表现出“神像兽面纹”的主题，共有10组，镦部呈椭圆形，主题纹饰为两组鸟形象和兽面像 。吴家场M207属于良渚文化晚期，是神人兽面像贯穿良渚文化始终的明证。
这样一个不算很小的区域，在近一千年中保持了观念信仰系统中的图像一成不变，说明这个区域内部有着强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社会稳定性的程度相当高。 我们反观中原地区这一阶段有关观念和精神领域反映的美术品，就会发现很大的不同，彩陶纹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半坡文化彩陶以鱼纹为主题，庙底沟文化则以鸟纹为主体，而以大河村为代表的大河村文化彩陶中，有关天象的主题占据了绝对的地位 。虽然学界对于庙底沟文化彩陶纹样的谱系类型还有争议，但是，把彩陶纹样视为当时集群精神领域上的系统反映应大体无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地区在信仰价值观不甚统一的情况下，加之有利的可以方便流动的地理环境，集群之间的纷争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1978年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陶缸，严文明就解读为白鹳氏族同鲢鱼氏族进行战斗的记录 ，同样赵春青在关于仰韶文化鱼鸟彩陶图案分析中，也提出过那些同绘于一件器物上的鱼鸟纹主题反映了仰韶文化不同支系之间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 ，这种关系自然是战争和融合的关系，而不是和谐的关系，和谐不会引发社会组织结构的重组。这些研究虽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是对于统一和中心的认识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统一和中心往往不是因为凝聚，而是集团内部稳定性缺乏，希望做大做强，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小结 中原和环太湖地区各有千秋，两者本来就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是内部稳定型的，它虽然影响极远，但没有扩张的欲望；另一个是内部充满了张力，周边互动的压力没有一刻消停。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到龙山时代，中原和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形成对峙之势，而在环太湖流域，随着特别资源的消耗 ，再加上距今4300年的大洪水，彻底击垮了璀璨的良渚文明，直至山地丘陵地带的以印纹硬陶为代表的马桥文化掀起，才终于又揭开了吴越文化繁荣的序幕。（作者：方向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5.9.7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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