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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东方历史评论》推出“六本书”栏目，邀我推荐六个日本好小说。那时我老毛病发作，躺床上不能动弹。待能撑起，起来打字，没一会又坐不住了，又躺下。所以说得比较仓促，但作品确实是我脑子里熟虑过的。]
我想推荐六部日本小说：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川端康成的《睡美人》、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村上春树的《再袭面包店》和东野圭吾《彷徨之刃》。有人觉得我的写作受日本文学影响甚深，其实勿宁说是我的趣味遭遇了日本文学。
日本文学一直很受中国读者轻视。这里难说没有民族情绪。一是因为被日本人欺负了。但文学与道德无关，好人未必写得出好作品，而且情形往往相反。日本民族确实无法称为善类，俄罗斯民族也是，但是这两个民族却在文学艺术上异常璀璨。二是觉得“老子先前阔多了”，日本文化不外乎来源于中国。我曾经说过日本文学并非来源于中国，许多人受不了。但是正如伽利略顿着脚喊：“这地毕竟是在动的啊！”日本文学不是来源于中国，也是不以主观愿望为改变的。日本文学，特别是日本小说，一直比中国发达。就说历史，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是日本的《源氏物语》，它出现300年后，才有了《三国演义》。听起来很伤自尊心，但是无可奈何的事实。至少是中国小说，先前并不阔。
实际上，西方的《十日谈》的出现，也是在《源氏物语》300年之后的。西方文学也未必就能傲视日本文学，日本文学并没有在西方得到适合的评价。这里有“东方主义”的因素。日本文学虽然缺乏西方文学中的宏大叙事和形而上的观照，但它细腻、敏锐、奇崛、形而下，对“人性的幽暗国度”（村上春树语）有着惊艳的洞察。
芥川龙之介《竹林中》就是这样一个作品。它写的是一个强奸杀人案，当事人和旁证者的证言竟然无法合成一个客观事实。这不是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寻求的是真相，而《竹林中》却在告诉我们真相不可知。在这里，芥川提出了让整个人类窘迫的问题：人言不可信。这不可信不只是因为人类容易为自己的私利撒谎，还因为我们即使想表达真相，仍然不可能。这是更可怕的，也因此，根据这小说改编的电影《罗生门》当年在轰动了“二战”后的西方。在刚结束的战争灾难中，都说日德是非正义一方，但是正义的一方在哪里？
写出如此黑暗的人，命中注定不可活了。芥川龙之介终于被“模模糊糊的不安”所焦虑，自杀了。 值得一说的是，至今中国作家们仍津津乐道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巧妙叙述，作者用了各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叙述故事。但福可纳最后没能坚持下去，退缩了，最后还是再用了一个正常人把客观陈述出来。而芥川龙之介却胆大到底，《竹林中》全篇只引用了不可靠叙述者的话，压根儿就没有客观呈现。
谷崎润一郎《春琴抄》也是一个奇异的小说。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是《新思潮》杂志的前后同仁，但他们文学观念却异常悬殊，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作品具有同样的精彩。《春琴抄》写的是什么？爱。一个女盲师和她的男弟子相爱，但他们的爱不是通过互相呵护来表达，而是通过女方对男方的折磨，而男方欣然承受。爱你就要折磨你，受不了折磨就不配言爱。这就是虐恋，有虐才有恋。更为惊竦的是，当女方遭到了毁容，男方竟然刺瞎自己的双眼，好让对方在自己心目中永远美丽。小说揭示了人类不为人知或耻于言说的情感，这也许恰是我们最本质的情感。
这小说的叙事方式也很奇特，作者完全无意于写故事，也没有把它写成西式的惊竦小说，而是用东方“屏风式”的结构，让故事的每个段落各自独立，又隐约关联。这是典型的日本小说，语言也是异常“日本”。有人说那标点符号很少的长长的句子像潺潺流水，我倒觉得更像被拉得绵长的胶，读着让你喘不过气来，又欲罢不能。
1967年，日本有了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叫川端康成。有一种说法：若非谷崎润一郎在两年前去世，获得此奖的可能是谷崎。当然，对东方人，不仅中国人，对当年的日本人也是，诺奖很容易变成了乌龙。中国还有说本来应该老舍得的，可惜老舍自杀了。其实这不重要，只要理解诺奖会授给优秀作家中的某一个，即可。至于谁最终得到，天知道。
川端康成被中国和世界熟知的作品，是《古都》《雪国》《千只鹤》，还有一篇常被提起的，叫《伊豆的舞女》，但其实这些作品都不如《睡美人》，《伊豆的舞女》更不外是少男少女的青春小说。但遗憾的是，中国哪怕是文学研究者，也有不少不熟悉《睡美人》。中国读者和研究者对川端有个根深蒂固的误读，觉得他是写“美”的。其实川端的“美”压根不是中国人以为的“美”。也许正因为这个“不是”，让我们无法接受。一个老人在他垂暮之年去“睡美人俱乐部”，与被药药睡了的年轻女孩同睡。有人指责这是色情小说，有人指责这是残害女性，特别是现在为“校长猥亵学生”所激愤的正义的人们，我想是绝对不能接受这种残害的。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文学作品也不是常识道德说教。在川端康成意识里，那些女孩与被残害无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嫖妓小说却没有性交媾，这些女孩被视为菩萨的化身。这使得这小说有了宗教的维度。色情还是宗教，就看干了还是没干？干了即色情，没干则宗教。
川端康成最后也自杀了。是获得诺奖之后自杀的，这就像他的小说一样让中国人不解。要是我们，一定滋润活着，接受各种膜拜。他没有留下遗书，所谓“无言的死，就是无尽的话”。这“无尽的话”到底是什么？各种猜测。但我想他自杀至少有一个原因：不自杀的作家不是好作家。
关于川端自杀，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三岛由纪夫自杀了，其中还有关于他们两个特殊感情的传闻。两个人确实感情不一般，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互相利用的嫌疑。其实感情很多时候是不能排除致用因素的，完全剔除致用的感情有吗？男女之情，无法完全撇开身体；朋友之情，无法完全撇开帮忙；就是陌生人，送一颗糖果也会增加好感。关于他们互为有用，指的是三岛在将川端作品推介到西方上做了贡献，而川端提名三岛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三岛最终并没有获得这个奖，他去走另外的道路了，为恢复“文化天皇制”摇旗呐喊，最后剖腹自杀以殉道。
三岛由纪夫自杀前拍了一个写真集《蔷薇刑》，镜头前的他暴力、生猛，这是他愿意展现给公众的形象，但其实他从小就很羸弱。《金阁寺》主人公也是集羸弱与暴力于一身。这是根据真实事件写成的小说，但它不是新闻，新闻立足的是常识，文学立足的是非常识。常识止步的地方，文学起步了。三岛把一个小僧人烧毁金阁寺的事件演绎成了“杀美”的故事，当“美”到极致，必然压迫审美者，那么这“美”就成了“恶”。这是否是典型的日本人思维？
三岛由纪夫曾说，《金阁寺》是写的是关于艺术家的故事。艺术家（作家）是什么？就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被挤压的人。不可否认，近20年来，日本作家生存状况相对平稳，作品不可避免地平淡了。但也有例外的，比如村上春树的短篇。虽然《挪威的森林》等长篇让他爆得大名，但我觉得村上精彩在短篇。写出那些短篇的村上春树，让我相信他不只是一个通俗的作家。当然这些年村上春树的小说又有了变化，气象大了，也好像有思想了，但也神神道道了。所以我更愿意推荐他的《再袭面包店》，这是他的小说集，我推荐的是这小说集中的那个叫《再袭面包店》的短篇。
为什么要“再袭”？因为初袭遭到了屈辱，不仅被抓，而且还被迫听瓦格纳。也许这是最轻最优雅的惩罚了，但是也许恰因为优雅，所以侮辱才深。这成为袭击者人生的分水岭。村上春树的叙事喜欢制造分水岭这种东西，这是他影响我最大的地方。起因跟行动之间有着巨大的空白，这种大胆和奇妙让我想起的只有霍桑的《威克菲尔德》。“我”的人生从此改变了：大学毕业后就职法律事务所、准备参加司法考试、结婚，再也不想去抢面包了。我成了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享受者，中国那些既得利益的享受者和拼命挤进利益集团的人是否会觉得诧异？但这是文学。这就是文学。文学在“我”价值观上撕开一个口子，让我决定再袭一次面包店。
东野圭吾写的是“推理小说”，按分类属于通俗类，但日本一些了不起的推理小说家并不只是通俗，如前辈的松本清张。相反，中国的通俗小说还真是通俗，媚俗，俗而无骨。看看东野圭吾的《嫌疑犯X的现身》和《白夜行》，应该汗颜。当然，东野小说有个软肋，语言太差。所以根据他小说改编的影视更好。《彷徨之刃》在东野小说中算不上最好，但我想推荐它，因为它对中国文学写作有启示性的意义。这小说从俗理即法律止步的地方提出问题：一个父亲的唯一相依为命的女儿被歹徒奸污杀害，而因为罪犯是未成年人，法律惩罚十分有限。那么，如何抚慰一个父亲的创伤？是否允许父亲在法律之外的复仇？
这种问题，中国的通俗作家乃至纯文学作家并非都有能力面对的，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太“正”，有谁能站在法律之外思考？有谁能像角田光代《第八日的蝉》那样站在儿童诱拐犯的立场思考？有谁能站在国家民族道德之外思考？中国文学至今无法从“正”的陷阱中逃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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