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年前就有过一个引人注目的争议在诸多媒体刊出，那就是“北京方言”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妥当。在这之前，也有几个地方在酝酿申请这样的遗产。反对者提出，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四个标准，其中之一必须是濒危的。因为语言是活在人类口头上的，如果失去了语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语言就失去了活力，方言“死去”很正常，北京方言随着社会发展总有死去的，总有变迁的。“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要申遗。”况且，北京方言并没有死，还不是遗产。只要你到北京一些大杂院和上了年纪的群体中，你会感到北京方言并不濒危，现在正宗的北京话远远没有死，它们还活在北京城里。赞成申遗者认为，“北京方言”源远流长，在如今的现代生活中，很多北京老话已经被北京人淡忘了。当今的北京年轻人也许父辈甚至祖辈都在北京，但有几个会地道的北京方言？若把这些逐渐消失的北京土话“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有利于集中一批人来从事北京方言的保护工作，如果只靠民间的个人力量是很难完成的。 最终是否申遗或者申遗能否成功也许并不很重要，方言是中国多元文化的承载者，北京话能够长时间地被人们津津乐道，已经说明做为一个地域性语言的魅力。 但是，人们也无奈地感到，无论专家如何提倡保护，还是地方进行怎样的抢救措施，对于方言的保护延续，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方言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在缩减。道理很简单，我们处在一个一切都被简化、被“通用”的时代，全球化的年代，必须要有一种公共语言交流。不要说今天这样的“地球村”状态，就是中国古代，早就有民族的共同语，就有古代当时的“普通话”。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地方都有方言，更不要说有不同的民族，彼此间交流需要听得懂，比如孔夫子的弟子三千，来自五湖四海，如果没有一个大家能听懂的教学语言，教学效果就无从谈起。孔子是鲁国人，话并不好懂。他当年是用雅言说的，《论语》里就说过，孔夫子是：“《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雅言就是古代的官话。 那么，让今天的年轻人要延续一个方言的世界，是多么勉为其难。他们从踏进小学校门就被规定不能讲方言，他们听老师的讲课，他们接触的广播、电视、电影、歌曲，他们的上网等娱乐方式，他们哪怕偶尔离开故土，这一切都要远离方言。方言在主流场合的寿终正寝，也许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潮流。就拿北京方言来说，是公认的优美的方言，但是北京的年轻人哪怕祖父辈就是老北京，他们还有几个在讲“京片子”呢？有多少北京年轻人能听懂“得活”（工作完了）、“得人儿”（惹人喜欢）、“回脖儿”（改变主张）、奶膀子（乳头之外四周凸起的部分）、搜老营儿（搜刮全部财产、财务）、半彪子（缺心眼儿）、扳大闸（撬锁偷盗）这样的老北京话呢？ 也许我们会慨叹，京味儿的逐渐消失比其它地方更迅速，我们走到大江南北，总感到人家的方言毕竟存在，尤其一些偏僻的穷乡僻壤，方言依然占主导地位。我们会感到，城市越现代化、城市规模越大，国内国际交往越多，方言受到的冲击越大。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在另一座中国的超级城市上海存在。外地人到上海，总对他们叽里呱啦、如读天书的上海话感到费解，并感到上海话在这个城市不可撼动的地位。但是真正的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的语言专家才更有发言权。他们道出，在上海虽然有千万以上的人在说上海话，而实际上，使用上海话的范围越来越窄。任何来自书面或者媒体的信息，都要用普通话表达。上海话只能用在几乎没有文化层次的吃饭、睡觉之类日常生活狭小的范围内。他们甚至认为，上海话正在走向名存实亡的不归路，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上海方言的词汇贫乏。上海话中有特色的、而在普通话中没有的单音动词，其中有74个词在现今大学生一代中几乎全部消失无人理睬了。记得三年前我随中超公司去考察体育场，时任上海申鑫主教练的朱炯说：我儿子已经不会讲上海话了，我们和他交流只能用普通话。多年来努力推广普通话的确把几千年来形成的方言冲击的七零八落，记得我还是小孩子去上海的时候，商店柜台上都贴着提示：“同志，请您讲普通话”，几十年过去，普通话的确占据了统治地位。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四川话、闽南话、粤语以及其他几乎每一个应用方言的环境。 （本文摘自我的《当代北京语言史话》一书，本书得到著名语言学家张伯江的帮助与审定）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