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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晶晶
文/李晶晶
《元人秋猎图》，59厘米×1240厘米的巨大手卷，是由元代宫廷画匠集体创作完成的纪实类作品。当时每年农历四月，王公大臣们都会跟随皇帝从大都也就是现在北京出发回到上都，上都就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然后在那边处理政务，接受国外使臣朝见，一直待到八月再返回北京。这个季节是上都水草最丰茂，动物出没最多的时期，皇帝会经常带领部属或家眷外出狩猎。《元人秋猎图》就是记录下当时元代帝王率军出行、狩猎、露营、猎宴场景。
《元人秋猎图》是哪位皇帝下旨完成的，无从考证，不过这类画一定都是皇帝亲自颁旨由宫廷画匠完成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属于重大政治题材作品，留下画名者绝少。 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采取了谋臣郝经的治国之策：“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下诏修缮被元军摧毁的曲阜孔庙，遵从儒家的道德观念，许多旧金官僚得到了重用，旧地的文人画家和艺匠画家也在朝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元廷专职绘画机构供职的艺匠，绘画手段以秉承唐、宋、金诸朝民间画艺为主，画法工整精致。《元人秋猎图》就出自这些人的集体合力。 “从忽必烈登上皇位算起，到元朝灭亡，这108年的历史中，真正表现蒙古人生活的绘画作品却少得可怜，目前，已知还有另外两幅元人狩猎图传世。一为刘贯道所作描绘元世祖忽必烈狩猎的《出猎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一件为辽宁博物馆所藏的《元人狩猎图》。这幅《元人秋猎图》是现今发现的最大一幅元代纪实类绘画作品。有许多事物和形象在中国画史还是首次出现，甚至是唯一的。画中绘有众多女兵，这是中国古画中绝无仅有的。”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古代书画部经理王家辉说，“这就是高价的重要理由。”
这样一幅作品，是如何跨越历史长河，走到今天的呢？ 朱元璋取得明朝政权后，大肆杀戮前朝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元四家”中的王蒙、倪瓒都未幸免。在查胡惟庸一案中逮捕杀死数万人，一开始还没牵涉到王蒙，后来查下去，有人说，王蒙曾在胡惟庸家看过画，为此王蒙被捕入狱，不久死于狱中。倪瓒在元朝是个大地主，生活优裕，到明朝他的地卖光了，但朝廷还向他要租，他交不起便被抓起来，锁在监狱厕所中。倪瓒是个爱洁之人，出狱后因疟疾不久就死掉了。其他元代遗留下来的画家也几乎都让朱元璋杀光了。在朱元璋看来，元人尚意重逸趣的画风客观上不利于明统治者集权专制，特别是像《元人秋猎图》这类表现元朝统治者国家威严、军队实力的狩猎图让刚拿下政权的朱元璋看着实在是不舒服。从明朝建立到灭亡的276年里，这幅画的去处成为一个不解之谜，相关的文献和史料中也没有对这幅画的记载。 清王朝在260多年中，经历了10个皇帝，其中讲求书画艺术的首推乾隆。由于前三任皇帝的努力，在乾隆25岁登上帝位时，留给他的是一个已经被征服、管理有序的国家。坐享盛事的乾隆，也难越“盛世收藏”的规律，他像祖父康熙皇帝一样，一生6次南巡。通过这些巡游，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搜罗了不少重要的艺术品，成为中国历史上收藏最多的皇帝。不仅如此，乾隆也是“兼职”的文物管理员，并且做得非常称职。他开辟三希堂等专门“展厅”，鉴赏完精品后，盖“乾隆御赏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等章，以示流传有序。让各精其道的儒臣雅士，分门别类为文物著书编录，《石渠宝笈》初编、续编和三编都是当年“故宫藏品汇编”。《元人秋猎图》就是在这时重新回到世人眼前，《石渠宝笈续编》中有对它的详尽记载，为内务府旧藏，画卷上也钤有乾隆的诸玺。 在乾隆统治的60年里，全国传世的名迹基本上都进入清宫，随后虽有积累，但已成强弩之末。由于乾隆以前的统治相当巩固，政治经济有所发展，内府书画经过一再整理，眉目清晰。嘉庆年间也整理过一次，在前朝基础上，还能萧规曹随。只是积累远不如前朝之多而精，随后大清国事渐繁，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忙于应付那些头疼事，再无精力像乾隆那样还能有闲情逸致品赏书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元人秋猎图》中看不到他们的鉴赏印记的原因。倒是末代皇帝溥仪要侍臣罗振玉篆了“宣统御览”、“无逸斋精鉴玺”的印文，交王刻成，再命臣工将其钤印在《元人秋猎图》作品原件上。这是溥仪的雅情所至，还是另有所图，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元人秋猎图》一直是皇家藏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溥仪逊位，为今后的生活打算，他开始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向宫外转移文物。他并不敢直接把东西拿出宫去，而是制造机会，让他的弟弟溥杰进宫陪读，由太监用黄绫将书画、善本包好，交给溥杰，放学后再带出宫外。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天天不断，持续了半年多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溥仪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运出的总数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和册页，200种上下的宋版书。民国十三年（1924）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毓庆宫时候，发现了“赏溥杰单”，付印公布，其中说赏溥杰的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  1925年2月23日，溥仪离开北京，来到天津日租界内的“张园”，为了继续过上小朝廷的奢华生活，他开始变卖他当初偷运出来的书画。在天津，溥仪究竟卖出了多少书画已无稽可查。但可以知道的是，《元人秋猎图》没有被卖，而是不久后跟随他到了东北长春，存放在“小白楼”中。这座“小白楼”是一幢二层日式钢筋水泥楼，是当年日本人为溥仪修的保存善本图书及古玩字画的库房，内存藏品总数约1300件，对外名曰“图书馆”，《元人秋猎图》就存于此。 1945年，伪满洲国随着抗日战争胜利而土崩瓦解，溥仪仓皇出逃被抓，藏在小白楼里的这批书画，又上演了一幕惨烈的离散悲剧，大批字画被守卫一抢而空，很多珍品竟被撕成碎片。这次哄抢，却造就了北京琉璃厂的一段异常繁荣的时期，当年在小白楼被哄抢的大批书画开始在这里出现，古玩商们把它们称为“东北货”。《元人秋猎图》也是当时的东北货。但它并没有流散到北京，而是被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郑洞国的夫人收藏，随后又转手到金匮室主陈仁涛手里。陈仁涛祖籍浙江镇海，上海富商，素喜好收藏，精于书画。在抗战胜利初，曾出任过东北铁路局长，东北解放后，迁至香港地区，并于50年代末期病逝于香港。据此推算，《元人秋猎图》应该随陈仁涛流转到香港，其后就不得而知，直到1989年出现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会上。 《元人秋猎图》历经700多年，关于它的记载却寥寥可数，但作为宫廷绘画与皇家藏品，它却是朝代更替最好的见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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