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

2015年秋，故宫博物院为了迎接90周年大庆，推出了“石渠宝笈特展”，引起了游客的追捧。据媒体报道，由于武英殿展区限流200人，因此在周末想要一睹国宝风采至少需要排队等候6个小时。

这次展览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清明上河图》528厘米长卷将全卷铺开陈列，而上次全本展出还是在10年前故宫80岁生日之时。由于机会难得，更使很多观众成了围观《清明上河图》的“钉子户”。

那么《清明上河图》和“石渠宝笈”到底有什么关系，“石渠宝笈”到底是什么呢？

《清明上河图》（局部）

名画编选记

《石渠宝笈》，全称为《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距今最近的官藏大型著录文献，成书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历时70余年。《秘殿珠林》主要载录释道书画，而《石渠宝笈》则著录一般书画，按照“千字文”字头编号来编写，收录作品7757件，成为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集大成之作。

那么，这部如今在文玩收藏界赫赫有名的著录文献是如何编成的呢？

乾隆九年（1744），爱新觉罗·弘历颁布上谕：“内府所储历代书画积至万有余种，签轴既繁，不无真赝，顷释、道二典已编为《秘殿珠林》一集，此外并宜详加别白，遴其佳者荟萃成编。”

近代出版的《石渠宝笈》

与中国历代官修文献一样，这项卷帙浩繁的工程可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完成的。乾隆十年（1745），《石渠宝笈》正编44卷开始汇编，参与者十人都是进士出身，有张照、梁诗正、励宗万等，他们不仅是词林高手，而且精通书画。

因有《秘殿珠林》在前，所以《石渠宝笈》正编遵循前例，并按照清宫内府书画的贮藏处所，按类别进行编辑。但正编这种编辑方式日后被发现存在诸多不便，因为收藏书画日益累积增多，且存放多处，查询检阅时难免出现繁复不便。

为了改善《石渠宝笈》正编的不完备，乾隆五十六年（1791），弘历再次命王杰、董诰、彭元瑞等人编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收录《正编》未录和臣工们新近敬献的作品。《续编》共40册，体例依照《正编》，不再品评书画的等次，但每件书画详加记载，并列有总目，方便日后稽查。

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英和、黄钺、姚文田等人奉旨编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共120册，收录作品2000余件，体例依照《续编》，前有目录，另在每卷前列分目，更加便于稽查检阅。但三编仅有抄本，没有付诸印刷，收入《四库全书》之中。学者罗振玉编有《石渠宝笈三编目录》，可供参考。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

《石渠宝笈》经过初编、续编和三编，收录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其中著录的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等九类。每类又分为上下两等，上等是真而精的作品，编者对其进行详细记述，下等是品相不佳或存有疑问的，记述也相对简略。最后，再根据其收藏处所编撰，如乾清宫、养心殿、三希堂、重华宫、御书房等地，各自成编。

全书编修定稿后，又指定专人以小楷缮写成朱丝栏抄本两套，分函加以保存。现在一套存放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另一套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名画散落记

清朝灭亡后，清宫内大量收藏的这些书画作品都去了哪里了呢？

如今《石渠宝笈》著录作品大部分被集中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这几个大馆中，还有一些在各省市博物馆里，相对零散，另外一些就流散至国外，比如美国的大都会、克利夫兰博物馆，法国的吉美博物馆等等。所有这些博物馆所藏《石渠宝笈》著录书画加起来约占著录总量的十分之八。

上海博物馆外景

其余的部分从各种渠道散佚出去，一种是皇帝以各种各样的名目赏赐出宫。第二种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在逊位后留住紫禁城期间向外偷运。辛亥革命后，溥仪利用北洋政府给予的“清室优待条件”作庇护，趁机大肆窃取宫中财物，千余件历代书法名画因此被盗运出宫。

根据书画鉴赏大家杨仁恺先生的记述，1922年7月13日，溥仪开始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陪其读书之机，从珍贵的宋、元版善本书下手，一个包袱接一个包袱地运出紫禁城。

从1922年9月28日开始，溥仪先是几天“赏”一次，每次10卷或10册，后来几乎是逐日“赏赐”,数量渐增，高峰时一次就“赏”35件。至1922年12月12日，总共盗出历代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这是国民政府“清室善后委员会”根据1925年7月31日发现的“赏溥杰单”和“收到单”统计的数字。

溥杰兄弟从宫中运出的书画、古籍和珠宝，均带到了溥仪之父载沣的醇王府中。当他们不得不停止盗运计划后，由溥杰出面，通过姻亲关系，找到当时的全国税收督办孙宝琦，获得了免验、免税护照。随后，他们便将宫中宝物装为七八十口大箱，通过铁路运抵在天津英租界事先买好的洋房中。

《历代帝王图》（局部）

溥仪被逐出宫后，先回到醇王府，不久即躲进了日本驻华公使馆。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的护送下，溥仪偷偷潜到天津，在日租界原张彪的私宅张园安顿下来。溥仪在天津成立了所谓“清室办事处”，北京的原皇宫中人还轮流来当差，又形成一个“小朝廷”。

据王庆祥《伪满小朝廷覆灭记》（《吉林史志》1985年第4期）一文中所述，溥仪在天津时曾“赏赐”经手人即陈宝琛的外甥刘骏业一批书画，其中有唐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步辇图》卷，五代阮郜的《阆苑女仙图》卷和宋拓《定武兰亭序拓本》卷等。

之后溥仪又到东北，充任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后，负责监管伪皇帝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吉岗安直，负责将暂存在天津的国宝偷运到了长春伪皇宫。其中古籍和书画部分，整箱放置于伪宫东院的图书楼楼下东间，在这座时称“小白楼”中沉寂了13年。

长春伪皇宫大门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洲国迁往通化，溥仪在忙乱中挑选了百余卷册和一批珠宝逃亡，唐周棠《簪花仕女图》、唐摹《万岁通天帖》（均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均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多卷剧迹，都裹在其中。而后来举世瞩目的《清明上河图》真迹之所以能被杨仁恺发现，也要归因于溥仪及其随身携带的这批书画在沈阳一同被截获。

据悉，此次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特展”共展出故宫书画藏品283件，可谓规模空前，以至于博物院研究部主任在介绍这次展览时说：“这个展览实际上就是给皇帝晒家底儿！”不过，想必诸位在了解过“皇帝家底儿”的来龙去脉后，再去看展览，眼睛就不会只盯住那幅《清明上河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