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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时间使任何东西都成为过程 而在过程中完满各自的生命 △记者：读你小说的后记，给人感觉小说写到最后，还有很大的能量没有释放出来，得有“后记”这么“一撒手”才释然。 ▲贾平凹：你这么一问，我才觉得，真是的，还有这么多的后记！50岁后，大致都在写一些长篇的小说，散文倒是少了。每每写完一个长篇小说，因为拖得时间长，耗去的心力大，总有一些关于世事与写作方面的感慨，这就有了后记，如长跑的终点之后还有惯性再跑一段，如劳作完了就长长出一口气，或做个呆想。 △记者：有人感叹，要你能以写后记的方式来写小说会写得更好。但正如诗歌、散文必有各自无可替代的讲究，小说也必有其不能为其他体裁贯通的理由。 ▲贾平凹：我写的后记，写时并不觉得我这是在写散文，就是天上一下地下一下地随意文字，或许这样正是散文所需要的。但这样的文字只能写短文章，无法完成容量更大的更具复杂性的小说。其实，我也试图过，比如在《秦腔》里，在《带灯》《老生》里，但我尽了大努力，最后也只是现在的《秦腔》《带灯》《老生》。不同体裁有各自的无可替代的讲究，这是肯定的。 △记者：读你的后记给我感觉，你的小说居多是从具体的人生境遇里生发出来的。比如这次获在场主义散文奖单篇奖的《老生》后记里，你写道：“这一本《老生》，就是烟熏出来的，熏出了闪过去的其中的几棵树。”你在后记开头，就从“年轻的时候”写起，写到“到了六十岁后”，又由“吃过四十年的烟”，写到“依稀可见”的几棵树，短短几行字里，人生跨度之大，着实让人感慨。 ▲贾平凹：任何文章，即使在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其实都不在于写这个故事，而是借这个故事写你的人生感慨。我喜欢画水墨画，我的许多文字上的启示都来自水墨画的，我摘一段美术界高人的话吧：水墨本质是写意，什么是写意，通过艺术的笔触，展现艺术家的长期的艺术训练和自我修养凝结而成的个人才气，这是水墨画的本质精髓。写意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非理性的，但它是真实的，不是概念的。艺术家对自己，感情，社会，政治，宗教的体验与内在的修养互相纠缠，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内在灵魂的载体。他说的是水墨画，别的艺术何尝不是这样呢？ △记者：读你的后记，会读到一种特别的氤氲之气，就像看一座山，刚要看得真切分明，来了一层雾，把它给隐了起来，而等到这雾散去再来看山，山还是那座山，却不是原先印象中的山了，这实的山里，似乎多了一种难以名状的东西，多了一种虚境。这虚里有你精神跋涉的印记，有你真正要追求的大境界。 ▲贾平凹：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小说常被人误读，我又不能站出来和人争辩，甚或对骂。但别人误读了，委屈了你，你又不服，你免不了自言自语地诉说吧，这就是后记里我总是要写一些我对写作的认识。我似乎一直在谈一种虚与实的关系，在谈这种虚与实的写法。说到这儿，说到虚与实的写作，又想到前边咱们说的那一点了，小说毕竟有写实的部分，而且是主部分，比如写到吃饭，就得一盘菜一盘菜地往桌子上摆呀，不能只说一句：摆了一桌丰实的菜。坐在那儿就决定了你什么体裁就有什么形式，戏台上男人可以扮女相唱女声，但男人毕竟是男人，生不了孩子的。 △记者：应该说，你的后记，虽然是附在小说之后，却有不依附于小说的独立的价值。有评论家说，看你的后记，就能找到你小说人物的原型。 ▲贾平凹：后记里我或许有写到了此部小说的缘起。我不避这些。我看有些电视剧的片头，也有他们如何拍摄这部电视剧的镜头。也见过有些手表，直接让你看到内部的结构。这也很好呀。有一些魔术师在台上表演，他故意露马脚，他要教你怎样做这个魔术，但他让你知道了一些，到最后他又把你弄糊涂了。 △记者：你有一本特别的书《贾平凹作品：前言与后记》，当我把这些前言与后记串联在一起读时，能清晰地感觉到你对时间的敏感。 ▲贾平凹：时间是最伟大的和恐怖的，它使任何东西都成为过程，而在过程中完满各自的生命。春天来了万物是一种形态，夏天来了万物是一种形态，秋天和冬天了万物又是另一种形态。一块石头在老庙里都有了神灵，千年的树也能成精。许多许多问题，我是在十年前无法搞得懂的，十年后自然而然地就明白了。写作是敏感人的活动，写出来的书也是给那些敏感人阅读的。 △记者：我感觉，在你这些小说的后记里，还藏着一部你写作的地理志。把这些后记串联起来，能清楚地看到你写作场景的转换。有意思的是，你对自己这样一种写作状态，还有一个“流亡写作”的命名。 ▲贾平凹：我是羞涩的生性，不愿意去一些豪华的热闹的地方，觉得浑身不自在。这我常想到星星，它是属于夜的。但我喜欢去那些偏远的乡下，或许我来自乡下，觉得在那里就有生来俱有的愉悦。为了了解这个年代，能把握住这个年代，我是每年去北京上海广州几次，感受一下中国最先进的最时尚的生活是什么，一有时间，就大量地到西北一些贫苦落后的乡下去。抓两头才能比较认识当今的中国吧。当然，这种跑动，是认识社会的需要，是心性的需要，也是写作的需要。 △记者：从你的后记里也能感觉到，你虽然离开了故乡，但你依然要回到故乡去写故乡。 ▲贾平凹：各人有各人的写作的习惯吧。其实我也不是都得回到乡下写乡下。我是从乡下到城市的，如果我一直在乡下，我可能也写不了乡下，我到了城市几十年后，反倒乡下的事看得更清楚，也更有感情去写乡下。我的写作基地一是故乡二是西安，我从西安的角度认识故乡，在故乡的角度上观察中国。 △记者：我想在乡村写乡村，是很能写出在场感的。读你的小说，乃至后记都能读出那种浓浓的生活感和烟火气，不知不觉就被你的书写感染了。但也有批评者对你散文写作的在场有所质疑，比如《定西笔记》，他们就认为，你更像一个观光者，而没能如张承志写他的西海固那样，把你灵魂的深给放进去。 ▲贾平凹：这可能是写法不同。有的写法是往极致往极端地说，有的写法是言外之意。现在的年代，人们常常习惯那些尖锐的痛快的文字。火和水是不一样的，火和水都可以死人。有什么样的心理状况就有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境由心生，你有什么样的心，就能看到什么样的心境。 △记者：如果说小说是重聚合的，散文则是偏发散的。要以此去谈散文写作，会否对散文的“散而不散”有不同的理解？ ▲贾平凹：我没有思考那么多，正如我写这些后记时，并没在意我要写散文了，我只是有感而发，随心所欲地写那么多的一堆文字。 △记者：维特根斯坦有一句话，他说，要看见眼前的事物是多么难啊。读了你写到的一些很多人都似曾相识的事物，我会感慨，很多人可能看见的是一个概念，一个象征，或者是藏匿于事物之后的一个所谓深度，而你看到了事物的表面，而且把这个表面准确地摹写了出来，但这个表面恰恰是最为我们所忽略的。从这个角度看，写散文首先要做到的是，得有一颗“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心。 ▲贾平凹：你这话说得好啊！世上许多道理其实人人都懂的，或许被古人或许被外国哲学家都说过了。年轻的时候要激情，要显能，年纪大了，经事多了，则只是家常话。背一把剑的可能是武士，威风过街，人人敬仰，但拿一根打狗棍也可能是更厉害的高手。写作文是常使用成语的，成语是归结了现象，写文章则是把成语还原于现象。 △记者：你写散文，一定也会读很多的散文。 ▲贾平凹：读散文首先是欣赏呀。作为我是要写散文的，我在读过一篇好的散文了，然后我再读二遍三遍，想这种文章我怎么写不了呢，这个内容我会怎么写呢，我就得寻找它好在什么地方。如果心有成见，或生嫉妒，或先入为主，一见人家穿了件好衣服，就掀开襟间看有没有虱子，那就无法欣赏衣服的好了。据说，高级干部的饭是讲究营养的，严格地规格多少维生素c呀b呀，多少脂肪和热量呀，那饭还有什么味道呢？ △记者：多年前，你写过《弘扬“大散文”》，倡言散文要往大境界，往题材的阔大里去写。比照今天的散文现状，你当年的期望，尤其是不同领域的人都在写散文这一点，应该说得到了体现。但具备这两个条件，散文是否就能成其为“大”吗？ ▲贾平凹：当年提出“大散文”，是有针对性的，到了现在，情况是好多了。但任何一种倡导只是针对风气的，风气的彻底改变，需要一批好的新的作品来支撑，好的新的作品还得慢慢产生么。 △记者：你在《陕西散文》开篇语里，非常肯定地写道：散文是检验一个作家功力的，专写散文的不一定去写小说，但写小说的却一定是散文也写得好。 ▲贾平凹：散文相比起小说，它还是不能表现更丰富更复杂的东西。它的容量和篇幅小，尤其写抒情性的，如果长期地写，思维容易狭窄，又有多少情去抒呢？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写，又要写，那就越来越做作，矫情，无病呻吟了。我见过许多画家，他们就常感到没什么画，但又是职业画家，每天去画，就职业玩技法，搞重复。所以，常写常不新。 △记者：有一个问题，我一直疑惑不解，就是何谓散文的真实？都说散文要真实，那散文怎样写才能真实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范仲淹没到过岳阳，却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散文《岳阳楼记》。照这么看，即使散文排斥虚构，却未必排斥想象。 ▲贾平凹：我不大理会散文一定要写真实事的观点，什么才是真实事呢？文章是不能完全能写出真实事的，一切艺术都来自实用，而把实用变得不实用了就是艺术。想象就是真实的。把实用变得不实用，靠的就是想象。 △记者：很多人都注意到，你的散文里有庄禅佛学的意味，且越到晚近意味越深。实际上，你对此深有自觉，你曾说道，在某种程度上，散文是和佛教有相似的地方。你还说，如果佛教是心的科学，散文就该是心的写作。 ▲贾平凹：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如何理解现代意识？好多人都以西方的观点作为现代意识的标尺，那么，还是以美术来谈吧。在西方现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个体的心理发泄是主要的创作动力，是现代主义绘画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的主要源泉。而中国就是对人格理想的建构。而且是对积累性，群体性的人格理想的建构，它不只是完善自我，而是在建构这个群体性，积累性的理想的过程中建构个体的自我。现代意识实际是人类意识，考虑到大多数人类在追求什么，在向往什么，能突破政治、阶级、族类的局限，你就能关注到人的本身，感悟到生命和人生的意义，诚然中西所走的路又不同，最后的境界是一样的。 △记者：回到《老生》后记，你曾有一个说法，写小说何尝不也就在说公道话吗？以此类比，写散文何尝不也就在说体己话吗？说说你的体己话吧，你在散文的写作上还会有什么新的探索？ ▲贾平凹：小说或许是编个故事给别人听，散文却是给自己写的，你怎样对待自己就怎样写散文吧。 ——摘自文学报，记者傅小平
《老生》后记 年轻的时候，欢得象只野兔，为了觅食去跑，为了逃生去跑，不为觅食和逃生也去跑，不知疲倦。到了六十岁后身就沉了，爬山爬到一半，看见路边的石壁上写有“歇着”，一屁股坐下来就歇。歇着了当然要吃根纸烟。 女儿一直是反对我吃烟的，说：你怎么越老烟越勤了呢？！ 我是吃过四十年的烟啊，加起来可能是烧了个麦草垛。以前的理由，上古人要保存火种，保存火种是部落里最可信赖者，如果吃烟是保存火种的另一种形式，那我就是有责任心的人么。现在我是老了，人老多回忆往事，而往事如行车的路边树，树是闪过去了，但树还在，它需在烟的弥漫中才依稀可见呀。 这一本《老生》，就是烟熏出来的，熏出了闪过去的其中的几棵树。 在我的户口本上，写着出生于陕西丹凤县的棣花镇东街村，其实我是生在距东街村二十五里外的金盆村。金盆村大，1952年驻扎了解放军一个团，这是由陕南游击队刚刚整编的部队，团长是我的姨夫，团部就设在村中一户李姓地主的大院里。是姨把她挺着大肚子的妹妹接去也住在团部，十几天后，天降大雨我就降生了。那时候，棣花镇还轰轰烈烈闹土改，我家分到了好多土地，我的伯父是积极分子，被镇政府招去做了干部。所以在我的幼年，听得最多的故事，一是关于陕南游击队的，二是关于土改的。到了十三岁，我刚从小学毕业到十五里外去上初中，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只好辍学务农，棣花镇人分成两派，两派都在造反，两派又都相互攻击，我目睹了什么是革命，和革命的文斗武斗。后来，当教师的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而我就是黑五类子弟，知道了世态炎凉，更经历了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整肃、改造、统一着思想和行为。再后来，我以偶然的机会到了西安，又在西安生活工作和写作，十几年里高高山上站过，也深深谷底行过。又后来是改革开放了，史无前例，天翻地覆，我就在其中扑腾着，扑腾着成了老汉。 这就是我曾经的历史，也是我六十年来的命运。我常常想，我怎么就是这样的历史的命运呢？当我从一个山头去到另一个山头，身后都是有着一条路的，但站在了太阳底下，回望命运，能看到的是我脚下的阴影，看不到的是我从哪儿来的又怎么是那样地来的，或许阴影是我的尾巴，它像扫帚一样我一走过就扫去痕迹，命运是一条无影的路吧，那么，不管是现实的路还是无影的路，那都是路，我疑惑的是，路是我走出来的？我是从路上走过来的？ 三年前的春节，我回了一趟棣花镇，除夕夜里到祖坟上点灯，这是故乡重要的风俗，如果谁家的祖坟上没有点灯，那就是这家绝户了。我跪在坟头，四周都是黑暗，点上了蜡烛，黑暗更浓，整个世界仿佛只是那一粒烛焰，但爷爷奶奶的容貌，父亲和母亲的形象是那样的清晰！我们一直在诅咒着黑夜，以为它什么都看不见，原来昔人往事全完整无缺地在那里，我们只是没有猫眼罢了。也就在那时，我突然还有了一个觉悟：常言生有时死有地，其实生死是一个地方。人应该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一股气，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活人，死后再从什么地方遁去而成坟。一般的情况都是从哪里出来就生着活着在哪里的附近，也有特别的，生于此地而死于彼地或生于彼地而死于此地，那便是从彼地冒出的气，飘荡到此地投生，或此地冒出的气飘荡于彼地投生。我家的祖坟在离村子不远的牛头坡上，牛头坡上到处都是坟，村子家家祖坟都在那里，这就是说，我的祖辈，我的故乡人，全是从牛头坡上不断冒出的气又不断地被吸收进去。牛头坡是一个什么样的穴位呀，冒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清的，浊的，祥瑞的，恶煞的，竟一茬一茬的活人闹出了那么多声响和色彩的世事？！ 从棣花镇返回了西安，我很长时间里沉默寡言，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晌整晌什么都不做，只是吃烟。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在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太多的变数呵，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这也就是我写《老生》的初衷。 写起了《老生》，我只说一切都会得心应手，没料到却异常滞涩，曾三次中断了，难以为继。苦恼的仍是历史如何归于文学，叙述又如何在文字间布满空隙，让它有弹性和散发气味。这期间，我又反复读《山海经》，《山海经》是我近几年喜欢读的一本书，它写尽着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写，一条水一条水地写，写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却写出了整个中国。《山海经》里那些山水还在，上古时间有那么多的怪兽怪鱼怪树，现在仍有着那么多的飞禽走兽鱼虫花木为我们惊奇。《山海经》里有诸多的神话，那是神的年代，或许那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而现在我们的故事，在后代来看又该称之为人话吗？阅读着《山海经》，我又数次去了秦岭，西安的好处是离秦岭很近，从城里开车一个小时就可以进山，但山深如海，进去却往往看着那梁上的一所茅屋，赶过去却需要大半天。秦岭历来是隐者的去处，现在仍有千人修行在其中，我去拜访了一位，他已经在山洞里住过了五年，对我的到来他既不拒绝也不热情，无视着，犹如我是草丛里走过的小兽，或是风吹过来的一缕云朵。他坐在洞口一动不动，眼看着远方，远方是无数错落无序的群峰，我说：师傅是看落日吗？他说：不，我在看河。我说：河在沟底呀，你在峰头上看？他说：河就在峰头上流过。他的话让我大为吃惊，我回城后就画了一幅画。我每每写一部长篇小说，为了给自己鼓劲，就要在书房挂上为新写的小说的书画条幅，这次我画的是“过山河图”，水流不再在群山众沟里千回百转，而是无数的山头上有了一条汹涌的河。还是在秦岭里，我曾经去看望一个老人，这老人是我一个熟人的亲戚，熟人给我多次介绍说这老人是他们那条峪里六七个村寨中最有威望的，几十年来无论哪个村寨有红白事，他都被请去做执事，即便如今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但谁家和邻居闹了矛盾，谁个兄弟们分家，仍还是用滑竿抬了他去主持。我见到了老人问他怎么就如此的德高望重呢？他说：我只是说些公道话么。再问他怎样才能把话说公道，他说：没有私心偏见，你即便错了也错不到哪儿去。我认了这位老人是我的老师，写小说何尝不也就在说公道话吗？于是，第四遍写《老生》竟再没有中断，三个月后顺利地完成了草稿。 《老生》是四个故事组成的，故事全都是往事，其中加进了《山海经》的许多篇章，《山海经》是写了所经历过的山与水，《老生》的往事也都是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山海经》是一个山一条水的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的写。《山海经》只写山水，《老生》只写人事。 如果从某个角度上讲，文学就是记忆的，那么生活就是关系的。要在现实生活中活得自如，必须得处理好关系，而记忆是有着分辨，有着你我的对立。当文学在叙述记忆时，表达的是生活，表达生活当然就要写关系。《老生》中，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是那样的紧张而错综复杂，它是有着清白和温暖，有着混乱和凄苦，更有着残酷，血腥，丑恶，荒唐。这一切似乎远了或渐渐远去，人的秉性是好光景过上了就容易忘却以前的穷日子，发了财便不再提当年的偷鸡摸狗，但百多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就是如此的出身和履历，我们已经在苦味的土壤上长成了苦菜。《老生》就得老老实实地去呈现过去的国情、世情、民情。我不尊重那些戏说，虽然戏说都以戏说者对现实的理解去借尸还魂。曾经的饥荒年代，食堂里有过用榆树皮和包谷皮去做肉的，那做出来的样子是像肉，但那是肉吗？现在一些寺院门口的素食馆，不老实的卖素饭素菜，偏要以豆腐萝卜造出个鸡的形状，猪的味道，佛门讲究不杀生，但手不杀生了心里却杀生，岂不更违法？要写出真实得需要真诚，如今却多戏谑调侃和伪饰，能做到真诚，我们真诚了，我们就在真实之中。写作因人而异，各有各的解数，生一堆火，越添柴火焰越大，而水越深流越平静，火焰是热闹的，炙热的，是人是兽都看得见，以细辨波纹看水的流深，那只有船家渔家知道。看过一个材料，说齐白石初到北京，他的画遭人讥笑，过了多少年后，世人才惊呼他的旷世才华而效仿多多，但效仿者要么一尽写意，要么工笔筑构，齐白石这才说了“似与不似之间”的话。似或不似可以做到，谁都可以做到，之间的度在哪里，却只有齐白石掌握。八大山人也说过立于金木水火土之内，而超于金木水火土之外，形上形下，园中一点。那么，园在哪儿，那一点又在园中的哪里，这就是艺术的高低大小区别所在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年龄会告诉这其中的道路，经历会告诉这其中的道理，年龄和经历是生命的包浆啊。 至于此书之所以起名《老生》，或是指一个人的一生活得太长了，或是仅仅借用了戏曲中的一个角色，或是赞美，或是诅咒。老而不死是为贼，这是说时光讨厌着某个人长久地占据在这个世上，另一方面，老生常谈，这又说的是人越老了就不要去妄言诳语吧。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里，人物总有一个名字里有老字，总有一个名字里有生字，它就在提醒着，人过的日子，必是一日遇佛一日遇魔，风刮很紧，花开花也疼，我们既然是这些年代的人，我们也就是这些年代的品种，说那些岁月是如何的风风雨雨，道路泥泞，更说的是在风风雨雨的泥泞路上，人是走着，走过来了。 故乡的棣花镇在秦岭的南坡，那里的天是蓝的，经常在空中静静地悬着一团白云，像是气球，也像是棉花垛，而凡是有沟，沟里就都有水，水是捧起来就可以喝的。但故乡给我印象最深最难以思议的还是路，路是那么地多，很瘦很白，在乱山之中如绳如索，有时你觉得那是谁撒下了网，有时又觉得有人在扯着绳头，正牵拽了群山走过。路的启示，《老生》中就有了那个匡三司令。匡三司令是高寿的，他的晚年荣华富贵，但比匡三司令活得更长更久的而是那个唱师。我在秦岭里见过数百棵古木，其中有笸篮粗的桂树和四人才能合抱的银杏，我也见过山民在翻修房子时堆在院中的尘土上竟然也长着许多树苗。生命有时极其伟大，有时也极其卑微。唱师像幽灵一样飘荡在秦岭，百多十年里，世事“眼看着起高楼，眼看着楼坍了”，唱师原来唱的是阴歌，歌声也把他带了归阴。 《老生》是2013年的冬天完成了，过去了大半年了，我还是把它锁在抽屉里，没有拿去出版，也没有让任何人读过。烟还是在吃，吃得烟雾腾腾，我不知道这本书写得怎么样，哪些是该写的哪些是不该写的哪些是还没有写到，能记忆的东西都是刻骨铭心的，不敢轻易去触动的，而一旦写出来，是一番释然，同时又是一番痛楚。丹麦的那个小女孩在夜里擦火柴，光焰里有面包，衣服，炉火和炉火上的烤鸡，我的《老生》在烟雾里说着曾经的革命而从此告别革命。土地上泼上了粪，风一过粪的臭气就没了，粪却变成了营养，为庄稼提供了成长的功能。世上的母亲没一个在咒骂生育的艰苦和疼痛，全都在为生育了孩子而幸福着。 所以，2014年的公历三月二十一，也是古历的二月二十一，是我的又一个生日，我以《老生》作我的寿礼，也写下了这篇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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