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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 反对党,新加坡人不希望用上的“备胎”

 真友书屋 2015-09-13

(文/观察者网 国际局势观察组)12日凌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投票和统计,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稳扎稳打地赢得了2015大选。69.86%的高得票率,足以让该党将盘踞心头的2011年选举噩梦抛诸脑后,也侧面证明“后李光耀时代”或许只是一个人为概念。


今年对于人民行动党是不寻常的一年,李光耀离世带来权威缺位、反对党首次在所有选区对抗执政党。同时,建国后出生的选民达到历史新高54%,他们被认为是反对党的有力票仓。难怪媒体将这次大选冠之以“最激烈”、“最具不确定性”的名号。但反对党真的值得畏惧吗?9月12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中)和支持者在新加坡大巴窑体育场庆祝选举胜利。


50年“陪跑”之路


2015新加坡大选共竞逐89席国会议席,反对党展现出空前“勇气”,50年来首次参与所有议席竞选,最终夺走人民行动党6个议席。这样的“勇气”来自何处?不得不提到被称为“政治分水岭”的2011年新加坡大选。


这一年,人民行动党获得60.14%的得票率,为历史最低,2006年这一数字是67%。反对党破天荒地赢得6个国会议席,其中还包括一个集选区——“集选区”制度被普遍认为有效遏制反对党冒头。对于长年选情低迷的反对党,这样的好成绩不论其自身还是外界都没有预料到。


自二战结束开始推行议会选举,新加坡就存在反对党,至今已有20多家。1981年前,国会中并没有反对党议员。1968年、1972年、1976年和 1980年4次大选,反对党赢得议席数均为零。1981年人民行动党议员空缺出一个席位而产生补选,工人党的惹耶勒南胜选,实现零的突破。但此后,惹耶勒 南因批评李光耀而被多次起诉,最终破产。在2011年大选之前,反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从未超过4席。


多年“陪跑”的反对党露出赶超苗头,不难想象执政党受到的心理冲击。究其原因,恐怕是积攒多年的民间不满产生了“质变”。


以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为例,将英文作为第一语言,使那些在华校读书的学生不论入学还是工作都遇到很大困难,有些人一辈子留在了社会底层。此外,养老、医疗保健、高房价和交通问题都是身为“精英党”的行动党疏于顾及的,也是反对党们手中的武器。


不过仅仅手握民意“戾气”,反对党能摆脱边缘化命运吗?恐怕没有这么容易。


人民行动党如何巩固“正室”地位


从2011年大选的结果,就能嗅出新加坡选举制度的“设计”痕迹。反对党得票率为46%只拿到6席,行动党60.14%的得票率则占据81席的绝对优势。


这背后便是饱受诟病的“集选区”制度。一个集选区规定要有4到6个候选人捆绑选举。其中1人必须是少数族裔(马来、印度or欧亚混血族)。得票最高的一组 候选人当选,共同进入国会。由于人数上的要求,反对党甚至无法推选出足够人手参选。2011年以前的5次选举,反对党从未在任何一个集选区获得胜利。


在人才层面,执政党更为强势。试想一个面积不过1.5个北京海淀区,人口仅为530万的小国,要把精英一网打尽简直轻而易举。


此外,长期执政令行动党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在关键时候得以一掷千金收买人心。比如2001年,在反对党长期扎根的波动巴西选区,行动党就保证选民若该党在选区获胜,将提供免费组屋翻新计划。


“收买”和“设计”显而易见,但这是人民行动党的全部吗?答案是否定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人民行动党政府就在选举中尝到了“苦涩”的滋味。工业化完成过后,年轻人对现状不满,无法继续多行动党保持忠诚。1984年大选, 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下降到了12.6%。由此,人民行动党政府开始了第一次深刻反省。他们着力听取民意,1985年即成立了民意处理小组,任何时候民众可 以通过民意处理组来发表政见、参与国事国策的讨论。


当2011年政治危机再度与行动党擦肩而过,该党则放下身段反省对年轻选民的忽视。李显龙对记者表示:“这标志着我们的政治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多(新加 坡)人希望政府采取不同的(执政)作风和方式。”他和不少国会议员开通Facebook,分享政务的同时将生活点滴发布上网,削弱年轻人心目中“家长式管 理”的固有印象。人民行动党还开发出“全国对话会”,试图让“不和谐”的声音发言。类似的尝试不一而足。


无疑,反思精神与适应能力是人民行动党的核心竞争力。或许这些努力会得来“作秀”的质疑,但一个连“作秀”都不屑政府岂不提也罢。


新加坡人的“备胎”心理


回到此次选举,不论媒体如何夸张渲染,其实执政党、反对党、选民都心知肚明,短期内反对党绝无反客为主的可能性。


新加坡近年选举出现一个怪现象。反对党组织的大选前组织的集会往往吸引很多人参加,热闹非凡,行动党则冷冷清清。但到了投票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将选票投 给反对党。这背后潜藏着新加坡人的一个微妙心理:行动党是“正室”,反对党是“备胎”。虽然期盼有新鲜血液出现,但这样的期待更多是想敦促“正室”做出改 变。


不仅选民如此,各党派也了然于心。选前宣言中,当人民行动党豪气万丈地喊出“你我同心,为国为民”时。实力最强劲的工人党也只敢窝囊地提一句“一个平衡的 国会至关重要”,新加坡民主党遮遮掩掩要求“基本人权受到尊重”。其他反对党更是以唤起民间不满、给出过于美好的政策等虚弱的口号试图打动人心。格局大 小,高下立判。


就在选举日前一天,身边有两位新加坡朋友谈及投票的事。一位五、六十岁的中年人,经历过新加坡的艰难的建国路,他毫不犹豫“肯定会投给人民行动党啊,”他 认为反对党的支持者“生活变好了,想要一些不同的意见。”另一位朋友是80后的女孩,当问及立场时,她亮出了年轻人的警惕,“投票内容是隐私”。她说,身 边有朋友支持反对党。其中“有些人真的认为反对党有能力,有些人则是对人民行动党不满”,“给反对党一个机会”。


这一老一少像是新加坡选民的缩影,勾勒出新加坡执政党与反对党一“主”一“辅”的地位。新加坡大选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考试”——执政党的“定期 民意考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反对党的角色最多是甘于牺牲、愿意承担打击、勇于充当陪衬的“暖男”。毕竟,在卓有成效“执政经验”和虚无缥缈的“小恩小 惠”之间选择,理性选民从来不会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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