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博弈论看来，不仅是经济生活，包括两性、道德，甚至是我们的物理世界，冥冥之中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当纳什这样的天才数学家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倏地照亮人类认知道路的时候，作为一个人文主义社会学的拥趸，还是真诚地希望博弈论错了，起码在社会科学领域是不完整的。 在当今的时代，一个科学家要想出名，成为老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除了天赋异禀、能在自己的学术领地里做出好活儿之外，总还要有那么一点点异于常人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如果能和一种特别洋气的医学名词联系在一起那就更完美了。在当代科坛，因为“天才+罕见病”模式出名的科学家，除了那位得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每天坐在轮椅上思考宇宙的霍金外，大概就属曾经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约翰·纳什了。 5月24日晚上，国内各大网站先后报道了纳什因车祸离世的消息。很快地，在第二天，许多人的手机新闻端以及朋友圈便纷纷被各种纪念文章刷屏了。这一周，凡是和这位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沾边的名词，例如“美丽心灵”、“精神分裂症”、“博弈论”、“纳什均衡”等，都再次成为了热门搜索的词汇。各种科技类媒体忙着向读者推介和普及纳什的理论；与此同时，普通媒体则更多地挖掘纳什其人生前身后的各种八卦边角料，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当初因为一部电影，人们第一次知道了这位拥有“一个美丽心智”而人生并不完美的数学家，知道了这样一位介乎天才与疯子之间—更准确地说，既是天才又是疯子的故事。一颗无与伦比聪明的脑袋，配上狂妄的性格以及疯癫的言行，再加上美人相伴红袖添香，这足够了一部奥斯卡最佳影片所需要的情节和戏剧张力，也极大地满足了我等平民百姓头脑中对于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伟大科学家的想象。 的确，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有很多，但像纳什这样的天才实属罕见；这个世界上的疯子也有许多，但不是所有的疯子都叫约翰·纳什。一般说来，社会学家大都不相信有天才这回事的，他们认为人类在心智层面上不存在本质的差异，是社会环境塑造了我们人与人之间能力上的差别。 但讨厌的是，这个世界上偏偏就有那么一小撮人，从小便体现出和周围孩子不一样的“天赋”资质，而这样一种资质又不好去拿社会因素去说事儿的—这就好比如果我真的笨，恁凭我是富二代还是贵族后裔，恁凭我上的是伊顿公学还是北京四中，我都不会因此变而聪明。 更令人讨厌的是，这帮天才往往还很不安分，他们随便想出来个什么理论，就可以轻松地应用在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上，让一帮社会科学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集体学习参悟半天—这就好比你还没怎么着他，他却来掘你祖坟了，真真是惹不起还躲不起。对于当代社会科学来说，纳什的博弈论便是这样一种需要严肃对待的“劳什子”。 博弈论到底有多厉害？我们可以先从美国学者汤姆·齐格弗里德（Tom Siegfried）的这段话里略微见识一下：“博弈论不仅是研究行为科学的通用语言，还将成为研究各种科学的通用语言……它已经征服了社会科学并渗入到生物学领域。不仅如此，现在博弈论和物理学在一些前沿领域中的结合已相当紧密。物理学家一直是在寻找描述自然界的大一统理论，在此过程中博弈论有望大显身手。” 要知道现在可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人类的知识领域纷繁复杂，每个学科门类都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体系，“科学的大一统理论”神马的不仅早已是浮云，而且作为一种过时的理念，已被大部分科学哲学家们所抛弃。在这样一个讲求多元的时代，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狂妄地喊出“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之类不合时宜的口号，并且在实践上横跨物理科学、生命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也就是博弈论了。 那么，博弈论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让我们在用这样一种理论去解释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此的趋之若鹜呢？答案其实就两个字：简洁。而简洁便意味着有穿透力。对于一名任职于理工类院校、在理工男的汪洋大海中摸爬滚打近两年的资深“文傻”，笔者深深地懂得这样一个群体的思维方式—除了对于诸如“智商”这样一种莫须有的东西的笃信之外，更重要的一点，便是坚信我们最好用一个公式加上几步逻辑推导就把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过程搞定。而博弈论便是这样一种执念的产物。 总体上看，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数学化程度最高的经济学对于博弈论的接受程度是最高的；相较而言，社会学对于博弈论的话题则并不是那么感冒，这是因为博弈论中所含有的预设—抽离社会和文化背景，让社会行动者在一个假想的情境下进行决策—是社会学所不赞成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博弈论在社会学所关注的领域里面做出有力的阐释。而道德的议题，便可以作为一把进行小试的牛刀。 那么，在博弈论看来，人类为什么会有道德？经典的博弈论模型，即大家所熟知的“囚徒困境”是说两个共谋犯罪的人在分别被提审时，为了避免使自己全盘皆输，都会选择招供，而不会选择那个能使两人共赢的保守秘密的选项。 但是，现实中的博弈场景不会那么简单。比如，当考虑到这两个囚徒将来还有可能见面，或者是将来还可能一起被抓的时候，这两个人就有可能不再简单地关心每一个阶段博弈（即每一次博弈）时自己是否稳赚不赔，而是会把这一次决策所可能引发的后果通盘考虑进去。这个时候，博弈的模型就从经典博弈论模型转变为“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由于有一个长期利益在，所以在每一次的博弈中，个体会更倾向于去选择信任博弈的对方，而不是采取那种过河拆桥式的背叛的做法。 例如，我因为买房子向朋友借了一笔巨款，这时候我虽然有两个选项—跑路或还钱，并且很明显跑路对我而言更为划算，但我还是会选择还钱，因为通盘考虑下来，维系朋友之间的关系（以及因此带来的好处）才是更为长远的利益所在。不仅如此，在数学家看来，类似的重复博弈里面有一个概率的问题：重复博弈次数越多，博弈的双方合作的倾向便更为明显。 借用这样一个关于合作与背叛的数学模型，我们可以对很多社会现象进行分析。例如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地听老人们说，原来在农村里面，户与户之间借钱时连欠条都不需要打的。这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乡村地区民风淳朴或教化敦厚，而是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里面，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以后打交道的时候多得是，犯不着因为这点事情而毁了自己的名声。 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方开始变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也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道德水准真的不如从前，而是说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熟人社会遭到了破坏，社会流动的增加，使得我们开始更多地接触陌生人，同陌生人打交道，其结果是使得违反道德规范的成本变小了。用博弈论的术语说，就是重复博弈次数的减少使得选择“背叛”选项的概率增加了。 如果说用博弈论的模型分析人的理性决策还在情理之中—因为人毕竟是一个拥有大脑可以思考的动物—博弈论更为神奇的地方在于，它还可以用来分析很多非人类、甚至是非意识的现象。在这里，对有一个问题的回答特别能够显示博弈论的牛逼，那便是“性的起源”问题。 要知道从演化论的角度，生物的繁衍从单纯自我复制进化到两性生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存在两种性别—理论上，只要是同一个物种的任意两个个体，就可以彼此交换遗传物质，这样不但同样可以起到适应性演化的目的，而且还可以扩大性选择的范围。但是，为什么大多数的生物还是会分为雌雄两种性别？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那本著名的《自私的基因》里，应用博弈论的思维，对“为什么会有性”这样一个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在演化生物学领域，由博弈论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叫做“进化上的稳定策略”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简称ESS），大意是说，任何一个生物的种群都会按照其行为策略分为两种性格特质，这两种性格特质类似于前面所说的“合作”和“背叛”，例如可以分别将其命名为“好斗”和“妥协”、“狡猾”和“诚实”，等等。在ESS理论看来，根据环境中竞争性资源的多少，以及获得这种竞争性资源的得失损益比率，这两种性格特质的个体在一个种群中大致会维持一个均衡的比率（这就类似于任何一个社会里，遵纪守法和违反法律的人会维持一个大致的比率）。只要环境不改变，这样一个比率虽然会变化，是动态的，但还是会向它趋近。 在遗传物质的获取上，同样存在着一个类似的ESS。对于一个载负着遗传物质的性细胞—专业术语叫“配子”—来说，在理想的情况下，参与遗传物质交换的双方由于贡献了相同的基因，因此也应该贡献相同的蛋白质营养；但我们知道，实际上两种配子即精子和卵子在形态上存在很大差异，精子在体形上要比卵子小很多，而在数量上则多很多。用博弈论的视角来看，大部分的配子实际上选择了某种“占便宜”的策略，即通过减少自身的营养负载、增加自身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来积极主动地寻找较大的配子进行遗传物质的融合；而少数的配子则相反，采取“吃亏是福”策略，通过把自身的个头弄大，保证将来的胎儿有充足的营养供给。在多次重复博弈的情况下，这两种策略实际上可以达到数量上的平衡，即ESS，也就是我们普通人眼中的两性。 在博弈论看来，不仅是经济生活，包括两性、道德，甚至是我们的物理世界，冥冥之中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当纳什这样的天才数学家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倏地照亮人类认知道路的时候，作为一个人文主义社会学的拥趸，笔者还是真诚地希望博弈论错了，起码在社会科学领域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的社会世界真的像博弈论所描绘的那么简单，那该有多么的无趣。 （本文来源于中国产经新闻。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