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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学杰 《曹刿论战》这个故事为很多人所熟知，主要是因为被选入中学教课书。此文短小精悍，堪称古代叙事散文之佳作，但是长勺之战真如文中说的那般模样吗？我深感怀疑。 为了方便与读者探讨，我引用《左传》对此战记载的部分文字，也就是被以《曹刿论战》为题选入课文的部分文字。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 因为齐国是大国，而鲁国只能算中等国家，所以长勺之战成为史上以弱胜强的一个经典战役。但是只看此文，我看不出鲁军取胜的道理。只因齐军敲了三下鼓，懈怠了，而鲁军只敲了一下鼓，一鼓作气，比齐军铆得劲儿足，再加上他们以逸待劳，就可以取胜了吗？那是战斗呀，士兵过招还得几个回合呢？那毕竟不是射箭，一支箭就能定乾坤。双发具体参战的力量都有多大，已经无从知晓了，从鲁国一直惧怕齐国，可基本断定双方的实力，并且鲁国已在长勺之战的上一年的八月乾时之战遭受重创。这样的双方实力，仅靠“一鼓作气”就分胜负，未免太玩笑了吧。 难道是因为“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鲁君得民心，有民意的力量支持？我遍翻《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史记》，没有找到与之相关的佐证。我看到的是一个窝窝囊囊、好色好战、没有政治远见，优柔寡断之人。在其继位的第四年，“公及齐人狩于郜”，齐襄公是他的杀父仇人呀，心真大！他经常建造高台，甚至是在农忙之时，甚至还在民间妇女常漱洗浣衣的地方建筑高台，以做娱乐之所（如筑台于郎）。他的孟氏，不就是这么得来的吗？为看一个主持祭祀的女的，他特意跑到齐国。他死后，鲁国乱成一团糟，可见生前治理得也很一般，否则不至于留下这么多后遗症。 齐襄公死后，齐国一时没有国君，那时鲁庄公掌握着主动权。倘若早点护送子纠去当齐国国君，那在政治上将占得巨大先机。即便是后来让小白抢先当过了齐国国君，也没有必要畏惧齐国将子纠杀害——丢失了可以威胁齐国的一个棋子，更不该将管仲送回齐国。没能护送成子纠继位，鲁庄公一怒之下就打齐国（乾时之战），不仅大败，连他自己都得弃战车而逃，还招惹了齐国，直接导致长勺之战。长勺之战，是齐国的复仇之战。对鲁国而言，顶多是一场保卫战，谈不上正义。这样的局面，都是鲁庄公一错再错，一步步招惹出来的，谈何民心？司马迁就认为“庄公好力”，显然是觉得他穷兵黩武，自不量力。 关于此战，《春秋经》是这样记载的：“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谷梁传》注解道：“不日，疑战也，疑战而曰败，胜内也。”《集解》说：“疑战者，言不克日而战，以欺诈相袭。”《谷梁传》是以为长勺之战鲁军是使用欺诈手段取胜的，因为经文使用了春秋笔法，不记载日期。 这么经典的一个战役，为何《史记》没有记载，无论是在《齐太公世家第二》，还是在《鲁周公世家第三》，均无关于此战的字样，估计太史公觉得其中定有蹊跷吧？在《史记》中，曹刿被写作曹沫，司马迁将曹沫归为刺客，在《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写道：“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后来曹沫在盟会上用匕首挟持了齐桓公，使齐桓公归还了夺取的地盘——“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可见，在司马迁看来，曹沫并非是一个良将，勇夫而已。 也许，长勺之战是有的，但是鲁国取胜恐怕并不像《左传》写得那样简单、光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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