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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5月，在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发掘了一座辽代砖墓。这是一座契丹贵族墓葬，规模较大，出土遗物较多。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随葬品中的两幅绢画。一幅是设色《竹雀双兔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另一幅是《山奕候约图》。两幅画原对挂在棺床小帐内东西二壁的南端，前者在西，后者在东。出土时虽脱裱落在木板上，但基本完整无缺，实为罕见的奇迹。 《竹雀双兔图》，绢本，设色，画心高106.5厘米，宽54厘米。是一幅写生画，双钩墨竹一丛，其中有长竹三竿，耸立其间，又有三只麻雀，分踞竹上。有的寻觅食物，有的静立下观，有的自理羽毛。丛竹之下，生长的三株野花，左为蒲公英，中为地黄，右为白头翁，显得鲜艳肥大，引人注意。花前两只灰兔，一只在吃草，一只在探望，神态逼真。整个画面对称，而生活气息浓郁。三竿高竹，三只麻雀，三株野花，左中右排列有序，两只灰兔，分距左右，车前子和野花，基本上也左右成行，上下成趟，就连三竿高竹最顶上的竹叶片也都一致。从中不难看出，画面的装饰气味比较浓厚，构图中平衡、填充手法也很突出。说明花鸟画刚由从属地位解脱出来，开始形成独立的画种时的特点。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排除所画内容属于北方地区一种传统的稿本，如山西金墓门画中也具有同样的内容。 关于这幅画的年代，因画上既无作者名款，也没有题识和收藏印记，只能从绢画本身加以分析研究，确定流派与时间。由于画幅出土于辽墓之中，从墓室结构和数百件随葬品综合考察，可以断定是辽代早期的墓葬，最晚不能晚于辽景宗耶律贤时期，即北宋太宗赵炅的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这就是说，画的制作年代不晚于这个下限。至于它的上限早到何时。关于画的作者族属问题，杨仁恺先生做过考证，对这幅《竹雀双兔图》的看法是“侧重出自契丹族画家之手”，这是有道理的。据史籍记载，已知的辽代著名画家近20人，名不上经传的画师就更不会少。花鸟画是辽画中常见的题材，如果我们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壁画中的两幅花鸟画和克旗二八地石棺画上的盆花图与《竹雀双兔图》稍加对照，就可以看出所绘花卉有的是当时辽地的自然景物，也有是受了汉人的影响，构图还比较简单，采取对称形式，存有浓厚的装饰意趣；画法也很相朴素，以写实为主，有的动物体态比例微有出入。从这些共同点上也可以进一步得到证实，这幅花鸟画定为契丹画师的作品是恰当的。由于辽代绘画受到唐五代画风的深刻影响，与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初期的作品，一般都不署名，但从作品本身观察，技法虽带装饰味，很难说是出自一般民间画师之笔。根据现今历史文献和传世作品来看，这2幅画的出土意义重大，让我们得见终辽一代的绘画艺术风尚，了解到汉文化对于兼有突厥、回鹘等元素的契丹文化的冲击。 当我看到这幅画后，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想法，就是将自己手中另外一件材质的艺术品（玉质竹节）与之结合，虽然材质不同，形式不同，但艺术气息非常一致，这件玉质竹节带饰虽然没有太多纹饰，但所表现的外在语言很有书画气，正好前几日，在盛世收藏网站看到一篇关于竹节饰的学习贴，很是受益。让我们看看处理后的图片是否如当初设想的那样，同时也通过绘画来感受一下中古玉器中的丹青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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