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浙大西迁的另一重使命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的战争。8月"松沪战役"失利，民国政府西迁陪都重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弥浸中华半壁河山。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著名地理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校长率领下，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理想，踏上漫漫西迁路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坚持办学七年，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文军长征"史。

守护

浙江大学

西迁的另一重使命

　　不是简单的内迁，而是文化的守护。

　　

　　1937年11月，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浙大西迁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保护《四库全书》的转移。《四库全书》共有7部，3部清末已毁，日本侵华又损失2部，竺可桢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将一部《四库全书》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

　　

　　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他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一面积极筹措运费。他想到浙大，专程找竺可桢商议对策，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赶紧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搬出杭州。

　　

　　这次库书的迁移，几经波折，历尽艰难。先是雇民船，将库书迁至富阳石马村赵宅，后将库书迁至建德松阳坞再至金华，继而觅车运至龙泉。后又从龙泉启运，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如此经过5个月的跋涉，终于将库书存于贵阳西部的张家祠堂。后因日寇轰炸贵阳，又将库书迁入贵阳城北4公里一个名叫“地母洞”的洞穴。库书存储于贵阳地母洞之后，先是每年一次曝晒后又改为春秋两次，全年无停歇之日。如此6年，国宝万无一失。

初迁浙江建德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以后，由于战时情况的需要，浙江大学成立了"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竺可桢校长担任主席。这个委员会下设总务、警卫、消防、救护、工程、防毒、研究、宣传、课程等9股，全体学生必须参加其中一项工作;同时成立战时后方服务队，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并须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另外开办警卫、消防、救护、防毒等训练班，由"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所属各股分别负责办理。

　　

　　为了使一年级新生能安心学习，竺校长于1937年9月14日和西天目禅源寺方丈妙定商定，租借寺院余屋，作为1937年度新生的教学和生活用房。9日21日，一年级新生开始迁至天目山，27日起上课。虽然条件因陋就简，又地处深山，远离城市，但师生朝夕相处，不仅授课答疑都极便利，而且道德品行的陶治更为有利，因此，计划多时的导师制首先在这里推行起末。在当时来说，浙大试行导师制是国内教育界首创。学校又决定把附设的高工和高农两校迁往萧山县的湘湖。

　　

　　至于杭州浙大本部，由于敌机侵袭，从9月20日至10月30日，六星期中，因警报而不能上课的时间平均达16%。但浙大师生在日机狂轰滥炸的惰况下，警报一解除，仍然照常上课。到11月5日，敌寇在浙江、江苏二省间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离杭州不远，浙大决定迁校建德县。建德在杭州西南约240公里，古称严州。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出发，在江干码头乘船，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11月下旬，浙西形势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学校决定搬迁，自11月底起，天目山师生分批行动，乘车、步行、换船，经五天奔波，也全部到达建德。全校稍事休整，立即复课，一学期的课业，并无大的影晌。

　　

　　浙江大学迁至建德的临时校舍，所有办公室、教室、宿舍等，分散在城内各处，总办工室设在总府前方宅，教室分设在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宿舍则在中心小学、万源当、东门街一带民房。浙大师生员工加上家属不下干余人，所以每天课余饭后，街巷拥挤。加上其他迁来的学校，建德一时成了学校城。

　　

　　11月20日，竺校长从广播中得知南京国民政府迁移重庆的消息。同时，苏州陷落，日寇南侵，逼近嘉兴，建德也不是安居之地。学校考虑再次搬迁，派人到浙江南部和江西等地实地了解。12月2日，接到教育部来电，同意浙大迁移浙江或江西南部。竺校长决定亲赴江西，进一步落实校址。经竺校长多日奔波联系，江西省政府同意拔吉安县青原山及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但要求以后能集中泰和。竺校长返杭后立即召集特种教育委员会，"决定提早迁赴吉安。因照原拟寒假中迁往，如是则学生课业无妨碍而吉安方面之房屋而可从容预备，但南京失落以后，日本人有侵武林之趋势，杭州如失守，则公路必断，而浙赣或不通，故不得不先迁也。即派人赴玉山接洽车辆，以便定期停课。"

　　

　　浙江省政府迁到浙江南部后，11月26日，省教育厅宣布省立学校疏散，从此浙大附设高工、高农两校失去经费来源。竺可桢只得忍痛遣散这两校师生。之后，浙大就再没有高工、高农了。

继迁江西吉安与泰和

　　赴赣

　　

　　12月24日，即杭州沦陷之日，浙大开始撤离建德，师生们走上了极其困难的赴赣历程。

　　

　　浙大这次从建德向江西吉安搬迁，不像离杭时那样匆促、忙乱，而是更有组织、更有秩序。学生分若干队，每队都有导师一二人率领。兰溪、金华、常山、玉山、南昌、樟树、吉安等地各设接待站。学生和教职工及眷属分三批依次在建德上了民船，到兰溪后，有的步行，有的换乘小船，溯梅溪而抵金华。

　　

　　12月26日，浙江金华遭到日寇三架重型轰炸机的狂炸，城内创痕满目，浙大的大批师生幸未遭害，但身经其险。竺校长于次日到达金华，也遭遇日机的轰炸，落弹点离他所在的地方不远，幸未受伤。金华连遭日寇轰炸，转瞬之间，市面繁荣顿歇，居民逃避一空。日本侵略军越钱搪江而直指金华的消息不胫而走，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这时浙赣铁路因军运关系，客货车都已停开，而人民逃难如潮。因此，浙大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只得集结在金华的几个临时处所。由于柴米难得，许多人已空腹多时。四壁萧条，饥肠辘辘，时值寒冬，冻坐终夜。在这种情况下，浙大师生没有消沉，而是更坚定了坚持奋斗的决心，有的交涉兵车附行，有的沿铁路"安步当车"，有的攀上煤车、敞蓬车、难民车和兵车西行，冒受风雨，尝尽饥寒。随兵车附行的，往往要在六七天后才能到达南昌。有一部分后走尚在建德的师生，听到金华被炸的消息，便要所乘的船，溯水路直放衢县，转到常山，再设法往江西，几经周折，才将这些师生用汽车分批送抵玉山。

　　

　　江西玉山，是当时浙赣铁路总局所在地。浙大的所有人员，不管是搭车的、乘船的、步行的，先先后后，陆陆续续，总算平安汇集在玉山。但有700多箱图书仪器，装了30多艘民船，却停泊在金华铁路车站西面不远的河面上。在这样的危难时刻，浙大负责押运的教师、职工，四处奔波设法，并亲自动手，将物件分装在兵车、煤车和货车上，到1938年1月6日夜间，才将所有滞留的校产，运离秩序混乱的金华，到达江西玉山。

　　

　　但是，当时在玉出要找火车车皮运送浙大师生到吉安附近的樟树镇，简直此登天还难。为此，竺可桢从1937年12月28日起在玉山停留十一天，在小雪断续、北风劲吹的玉山四处奔波，托人求情，联系车辆。直到1月7日铁路局才同意拔10余节车皮给浙大使用，实际上又过两天之后，总算在贵溪联系到一低钩车头，才将浙大师生和图书仪器运往江西樟树镇。而另外乘在一列客车上的师生，却不知下落，经竺校长再三查询，方知该车厢竟被甩在江西乡间的向塘，这些师生饱尝困顿一星期后，才披运抵樟树镇。

　　

　　从1937年12月24日到次年1月20日，浙大师生从浙江建德出发，经金华、玉山、樟树，转抵江西吉安，行程752公里，平均每天前进30公里，饱受了惊吓和风霜之苦，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幸而人员、物资都无损失，平安到达目的地。

　　

　　吉安办学

　　

　　这次迁校的目的地是泰和，由于战局发展迅速，浙大提前迁离建德，泰和的房舍来不及准备就绪，而吉安却有两所学校正放寒假，房舍空着，所以就借了来，作为浙大临时落脚之地。

　　

　　吉安在江西中部，位于赣江及其支流禾水汇合处。这里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和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乡。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在吉安地区的井冈山建立。

　　

　　浙大迁到吉安后，教职员住在乡村师范，眷属租用了当地一些居民住房，学生则全部住入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为了不致荒废学业，利用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放寒假期间，学校决定借屋暂行上课，以结束一学期的课程。因有吉安中学的一些现成设备，不用花很多力量，所以此较方便。学生上课两周，接着进行期末考试，然后休息一周，便准备南行40公里，深入泰和乡间。

　　

　　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已告期满，浙大师生即于2月18日由水路(赣江)和陆路(赣粤国道)迁移到泰和。浙大离去后不久，白鹭洲便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

　　

　　泰和办学

　　

　　泰和又名白下，千里赣江自南往北穿越而去，赣粤国道沿江而行。浙江大学临时校址就在泰和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该村古时有两座书院，即大原书院(又名千秋书院)和华阳书院，还有趣园和遐观搂(即藏书楼)，当车远道学子负笈来学，文风之盛，可与白鹭洲书院相当。浙大师生抵达泰和后，稍事安顿，便继续教学，科学研究也未停顿。学生黎明即起，在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白天不够，又复三更灯火，埋头苦读。为了要补足搬迁期间所受到的影响，各学院的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无论教职工和学生，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于天目山开始实行的导师制在这里地继续贯彻，师生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关系更为亲密。大局势如此纷乱急迫，这里的小环境却如此有条不紊，这在抗战时期国内各大学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得最好的一所。

　　

　　在泰和时期，由于战乱，物资缺乏，浙大师生家属生活极其艰苦。竺可桢校长廉洁俭朴，一心为公，公而忘私，更是处处为人表率，他忙于迁校事宜，无暇顾家，甚至夫人张侠魂和次子竺衡身患重病疟疾也无法顾及，由于医疗技术和药品缺乏，竺校长的夫人和次子竺衡先后病逝于泰和。

　　

　　不过，广大师生并没有忘记外部世界，"读书不忘抗战"。由于浙大搬迁所经的建德、泰和等地，都无日报，不能及时看到其他报刊，消息闭塞。为改变这种状况，浙大组织了情报委员会，从建德起就出版《浙大日报》。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夜间收听记录新闻消息，予以摘编，先是用壁报形式张贴，接着在建德铅印20多期，到泰和后，没有铅印条件，改为油印发行。每期由每天的晚上九时起，到次日上午九时止，分别由工读学生(勤工俭读学生，当时称为工读学生)和职员二人收听和记录，上午十时编好，接着刻印，十二时左右发行，并由工读学生上街叫卖，颇受当地群众欢迎。内容除国内外新闻外，并酌登校闻、论著、通讯。

　　

　　浙大的师生还先后多次进行救亡宣传，演出了《芦沟桥》、《汉奸的末路》、《中华民族子孙》等话剧，十几里外的村民都赶来观看;浙大学生还到泰和、吉安乃至赣州宣传演出，募集救护伤兵的捐款;浙大教授组织前线慰劳队，赴汉□转到前线慰劳，节约自己的膳食费作为捐款。影响所及，小学生们也热烈响应。同仇敌忾之气一时激荡赣江上游各地。

　　

　　浙大师生抗日热情很高，开展了许多抗日活动。如学生自治会发起给前方将士捐献棉背心，竺可桢就命拔出两间房子作缝制场所，带头捐献以供制作费用，并常和夫人到制作场鼓励，夫人张侠魂更多次到现场指导。以后学生自治会又发起募捐活动，竺可桢夫妇率先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夫人张侠魂还发起在1938年7月7日举行"七七芦沟桥抗战一周库纪念"活动，并亲自撰文以志纪念。

　　

　　浙江大学师生留住泰和期间，为当地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修筑防洪大堤，创设澄江学校，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

　　

　　修筑防洪大堤是有益民生的急事。因赣江主流所经，两岸大多为平原，泥沙淤积，夏天大雨时，几乎年年泛滥。上田村的楼壁墙角，已往的水痕斑斑可见。当地人民虽屡遭水害，但因无力防治，也就习以为常。浙大到来了解这一情况后，即与江西省水利局及泰和县政府三方商量，决定修筑防洪堤，由地方出钱，浙大负责全部技术工作。为此，组成堤工委员会，推选竺校长为主任委员，由浙大土木系的工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测量水位和提基，4月底开工，到6月底完工，历时二个月。防洪堤东起泰和县城，西至梁家村，全长7.5公里，所有土方、涵洞、水闸等工程都如期完成，堤工最多时增到800人。虽当年恰逢雨量少，未发水灾;第二年即发洪水，当地人民未遭水害，都称崇浙大的功劳。此后，上田村一带未再遭水灾。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屡次组织民工加固堤防，但当地群众特别是老年人，仍然赞扬浙大师生在抗战时兴建的"浙大防洪堤"。江边还设有一码头，当时叫"浙大码头"，这个名称一直延用至今，也是浙大曾在泰和停留的永久的美好的纪念。

　　

　　创设澄江学校(赣江流经泰和的一段，又名澄江)。浙大推选四位教授组成校董会，由热心教学的大学生兼任教师，改变了原来农村小学师资程度低下、设备缺乏等状况，使得农村儿童和搬迁中的浙大教职工子弟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

　　

　　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到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已迫使不少苏、浙、皖的群众流离失所，有的难民来到了江西，缺定生活依靠，于是浙大和江西省政府商议合办垦殖场，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居住和生计问题。沙村附近高垄一带有荒田600余亩，建立了沙村示范垦殖场，由浙大土木系工读学生勘定、测绘，并由农学院负责主持筹划，有两位浙大毕业生具体指导，安置了140名战区难民，垦荒耕种，集体经营，即使难民的生活有所着落，也使农垦事业有所推迸。竺校长对泰和县农村衰败、人丁锐减的情况也甚为关切，特地嘱托在垦殖场工作的两位毕业生对吉安地区11个县区的部分乡村进行凋查，他们靠步行整整凋查了三个月，获得了当地农村的不少情况和资料。

　　

　　浙大还做了一件意义重大、有利于保存民族文化瑰宝、免遭战火之灾的好事，就是协助浙江省搬运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安全处所。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当时共抄了七部，其中三部早已被毁，原在热河、奉天的两部在抗战开始后己陷敌手。余留的二部，原在北京故宫文渊阁的一部巳迁四川，原在杭州文澜阁的一部，36000多册，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由浙江图书馆装成140箱运到富阳乡下存放;后日军进逼，省图书馆想把它运至建德，但省里不发经费，竺可桢得知后马上派校车帮忙运到建德。以后省图书馆又把它运到龙泉乡下。浙大迁到江西后，竺校长为四库全书的安全耽心，认为在龙泉也不安全，特地致电教育部，指出四库全书应及早迁到内陆，并表示浙大愿意派人协助。教育部复电同意竺校长的意见，准备迁到贵阳，要求浙大协助迁运。竺校长即指派一位教师回到浙江，与有关部门商议，中经周折，终于会同浙江图书馆启运出省，途经五省，历程2500余公里，全部安全运抵贵阳附近的地母洞存放。浙大迁到贵州后，竺校长几次到地母洞了解情况，并对保管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使这一文化瑰宝得以安全渡过抗战时朋，战后运回杭州。

　　

　　1938年6月26日，浙江大学有一批毕业生即将走向社会。这也是浙大在抗战中的第一批毕业生。竺校长在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的富有哲理、充满激情的讲活。他勉励学生要日日新，又日新，以天下为己任，使中华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他希望同学们"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凡是吾人份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竺校长在结束讲活时说:"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

　　

　　西迁途中，一些同学满怀悲愤投笔从戎，上前线杀日寇。竺可桢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大加赞赏，以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教导同学:当今临敌之际，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一是赴前线杀敌，此举需要勇气和胆量，如程婴所为;一是在校刻苦学习，以后从事建设工作，此举需要毅力与恒心，如公孙杵臼所为。竺校长的讲演，对学生们是鼓励和鞭策。

三迁宜山

　　时局多变，6月下旬、7月初，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泰和已不是安全之地。即使敌人未必很快深入江西中部和南部，但只要南昌一陷落，浙赣路就会中断，届时就无法迁校，因此，浙大不得不再次筹划西迁。学校再次组成迁校委员会，竺校长亲自出马，7月3日，在武汉找到教育部长陈立夫，陈同意必要时浙大可再次迁校，并说贵州安顺可以考虑。竺校长就经长沙赴广西，到各地考察，寻找合适的地点。

　　

　　8个月后，浙大再度西迁，经过40多天艰难跋涉，于1938年10月底到达广西宜山。尽管浙江大学在宜山只有十分短暂的一年零四个月的日子，却让古城宜山为之一振，耳目一新。

　　

　　宜山昔为"蛮烟瘴雨"之乡。浙大以原工读学校为总办公室，以文庙、湖广会馆为礼堂、教室，在郊区搭建茅屋为学生宿舍。在此确立"求是"校训，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1938年12月8日制定校歌，马一浮作词，应尚能作曲。

　　

　　1939年2月15日，18架敌机轰炸宜山，落在浙大校舍的炸弹就有100多枚，造成10多间房舍被毁，有100多名学生的衣物用品遭劫。此间环境已不安定，1940年1月9日，浙大第四次打起行装继续往贵州搬迁，在第二故乡写下了7年办学史。

四迁遵义

　　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来到贵阳，与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准备把浙大迁到云南的建水或贵州的安顺，在商议过程中，恰遇湄潭在贵阳做事的陈世贤、宋麟生两人，他们力劝竺校长迁往湄潭，因为湄潭山清水秀、价廉物美，人民感情淳朴。竺校长听了两人的介绍后，遂来湄潭考察。时任湄潭县县长的严溥泉在江苏任过职，听说竺校长来湄考察很高兴，亲自召集各界人士组织了21个团体，对竺校长的到来表示隆重的欢迎，并告诉竺校长把湄潭最好的房舍供浙大师生选用，竺校长在湄考察一天后，在日记中写道:湄潭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决定了将浙大迁到湄潭。

　　

　　1940年1月16日，竺可桢从贵阳抵遵义，受到全城绅士的欢迎。因遵义至湄潭的公路还有部分路面和桥梁未竣工，迁到遵义的浙大只好临时安排房舍复课，同时派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到湄潭筹划迁校事宜，6月，浙大农学院师生陆续迁到湄潭，6月10日正式开学上课。9月22日，竺校长偕胡刚复、费巩教授来湄，次日到城北20公里的永兴场，察看了江西会馆、三楚会馆、四川会馆、南华宫等处，决定将滞留在贵阳青岩的一年级迁到永兴，理学院及师院理科速迁湄潭县城，至此，浙江大学结束了两年多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在贵州黔北找到了一方适于教学科研的净土，并在这里扎根成长、开花、结果。由于浙大西迁的路线与红军长征时期前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落脚点又都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因此人们称它为"文军的长征"。

　　

　　湄潭为遵义浙大的分部，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文科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理科在湄潭，一年级分校在湄潭永兴场。

　　

　　战时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浙大学生因多来自沦陷区，经济来源断绝，靠公费、工读维持生计，教职工一家数口开支大，艰难度日。虽印刷条件和纸张及其困难，但学术期刊比战前还多。逢著名科学家诞辰或有意义的节日，即有学术报告会。

　　

　　此时浙大爱国力量蓬勃发展，本着"读书不忘救国"，开展各种抗日活动，有黑白文艺社，拓荒社、塔外画社、铁犁剧团等。1943年成立"湄江吟社"，有钱琢如、苏步青发起，结伴游览，吟咏颇多。或忧国忧民，或歌颂壮丽河山。

　　

　　同时，体育操练亦生生不息，各处空地都已成为运动场。浙大附中与湄潭中学合并。浙大对当地学风产生重要影响，当地青年往常以经商和做官为前途，自此读书风气日浓。

　　

　　生活、学习条件如此艰苦，但浙大西迁培养的1300多名学生中，涌现了不少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精英。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两院院士。李政道曾说，一年的"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他几十年细推物理之乐，给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七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是浙大办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在湄工作和学习过的两院院士达45位，其中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代精英，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卢鹤绂、陈建功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主要论文在湄潭成稿，他们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潜心研究，孜孜以求，成就赫然。他们不仅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还为贵州黔北以及湄潭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